[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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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新家庭经济学

一、家庭生产函数

    最大化家庭（效用）的芝加哥理论，有时被称为新家庭经济学。它为我们提供了对方法论原理的最新的具体阐述。从加里·贝克尔1965年的有关时间分配理论的文章，以及此前雅可勃·明塞和贝克尔在生育率、人力资本构成和已婚妇女劳动力参与率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始，新家庭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一种范围广大的研究框架，对家庭的市场的和非市场的所有形形色色的活动作了一致的解释：最初的婚姻决策，生育孩子的决策，丈夫和妻子之间家庭爱好的区分，劳动市场上的参与程度，最后甚至包括通过离婚而解散家庭的决策。

    根据传统的观点，家庭是由一个人构成的，它最大化从市场里购买的物品和服务所规定的效用函数。新家庭经济学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最大化生产函数，其投入为不同家庭成员的市场物品和时间、技能以及知识。结果，这不仅扩大了通常属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人类学问题范围的微观经济学标准工具，而且改变了对消费者行为的传统解释。①就象兰开斯特的特性理论（见第六章）一样，消费者被认为是最大化从属于物品的效用的，这种效用主要取决于所消费的物品的数量；因此，他们不会最大化比如说他们所作旅行的数量，而会根据旅行的各种特性（速度、舒适、费用等）把它们变换为不同的旅行模式，使之变成生产家庭合意的商品——“旅行”的投入。事实上，家庭规模、年龄结构、教育水平、种族、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其它指标，现在除了传统上的作为价格和收入变量外，还通过它们对家庭生产的服务的影子价格的影响，引用为家庭消费的解释变量。

    新研究框架武装了新的“硬核”。在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或所有家庭决策（包括组成一个家庭单位的决策）都是各种选择反复权衡的结果这种理性主义观念上，新研究框架没有新东西。但极力回避对偏好随时间变化而变动和不同人的偏好不同这对孪生假说的依赖，则是它的创举。未作具体规定的偏好随时间变化而作的变动和未作具体规定的不同人的偏好的差异，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正好能解释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任何行为。因此，家庭经济学中的新研究框架是站在明确的“消极其发”立场上的：没有偏好问题。为了积极地表述它，“普遍而（或）一致的人力行为可以在不引进‘偏好保持相同’这个备格的情况下，用对效用最大化行为推广了的计算进行解释”（施蒂格勒和贝克尔，1977年，第76页；又见贝克尔，1976年，第5，7，11—12，133，144页）。

    因此，作出稳定而相同的偏好函数这个假定的原因，显然是方法论方面的：它是为了明确作出有关行为的可确证的预言，尽可能避免建立在偏好变动、偏好差异、无知和冲动或神经质的行为基础上的特殊解释。所以，可以发现，象现代经济学中的少数其它研究框架一样，芝加哥研究框架是坚定地采用卡尔·波普设计的方法论形式的。由于这种原因，即使不因其它理由，这个研究框架也应得到我们的关注。

    然而，这里不是对芝加哥家庭生产模式作出全面评价的地方或时候。它的主要思路是清晰的，但它的许多详细内容还有待确定；它已经开始受到严厉批评①，但不作出批评性讨论，就不可能对任何新生研究框架的优缺点作出公正的评价；此外，恰当的评价还必须考虑家庭行为的各种社会学的和人类学的解释，这就将把我们带到了遥远而陌生的领域。因此，我将把自己限定于对贝克尔的著作作出某些挑战性的评论，这也许能刺激读者去研究新家庭经济学，形成他们自己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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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相矛盾

    正如我们说过的，贝克尔决定把如波普所说的免疫策略减少到最低限度，具体地说，也就是避免一旦理论与观察结果矛盾时作出特殊解释。然而，他常常采用特殊假定以便得到可检验的内容的做法，却又与这种决定相背。例如，人力资本形成是以它是对儿童“质量”的投资这种借口而进入家庭生产模型的，而拥有孩子的决策则始终当作在孩子“数量”上的投资；孩子则被视为培育他们的双亲希望消费的耐用消费。模型预言，家庭收入并不与家庭中孩子的数量、而与从孩子的帮助中取得的效用正相关——在家庭生产函数中，孩子的数量和质量被认为是可以替代的。而且，由于母亲抚育孩子的时间的机会成本的影响，随着家庭收入提高，会发生为了节省时间而以孩子质量对孩子数量的替代：一句话，富人拥有较少但教育良好的孩子，穷人则拥有较多却缺乏教育的孩子。但是，关于生育行为的模型的这个核心结论——在任何时点和所有家庭之间，收入与生育呈负相关关系——不是由模型本身解释的，而是用用来帮助解决初始的最大化问题的似是有理的辅助性假定（如对儿童质量的需求的收入弹性，要比对儿童数量的需求的收入弹性大得多）来说明的（贝克尔，1976年，第197，199页及105—6页）。

    类似地，在贝克尔的利他主义经济学理论中，他断言，捐赠者收入的增加将不成比例地增加他的慈善捐赠，而受赠者收入的增加产生的效应将正好相反（第275页），他对“合意的决策”进行了尽情嘲讽，而这种“合意的决策”正是捐赠经济学传统方法得出这种充分证明的结果所要求的。然而，这种结论又是基本上取决于对捐赠者效用函数的形式和受捐者的福利作为一个自变量在那种函数中作用形式这二者作出什么假定。

    或者进而言之，贝克尔不可能得出他的犯罪理论中的某些结果，例如，在对罪犯之间的风险偏好没有作出辅助性假定时，较之于判罪后的严厉惩罚，判罪的可能性对罪犯具有更大的威慑力（第48—9页）。换言之，贝克尔自己的分析方法几乎与传统的分析方法一样特殊；如果没有随意增加的额外信息，单期、静态的家庭生产模型的数量计算，就完全不可能得出人力行为各方面问题的明确的数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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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某些结果

    贝克尔的著作全都简易得很容易被人当作漫画讽刺的对象，因为为了得到有时不说是平庸的、也是浅显的内容，它们使用了相当复杂的工具。①他的婚姻理论是从下列观察开始的：“由于男人和女人为寻找配偶而竞争，所以可以假定婚姻中存在一种市场”（第206页）。一个人当“结婚的预期效用超过继续单身的预期效用或再寻找一个更为合适的配偶的预期效用时”，就会决定结婚（第10页）。结婚的收益来自于在投资于非市场活动的时间的生产率和获取市场物品的力量方面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互补（第211页）。为了解释实际中的婚姻模式，贝克尔运用了埃奇沃思的随意交换经济的“核心”的理论②，以表明男人和女人按照家庭生产的可买卖和不可买卖的“商品”的产出在所有婚姻中最大这一原则相互选择而组成家庭：“一种选择，如果个人不根据这种选择相互成婚就不会结婚并相互得到更多的好处，则这种个人选择就可以说是一种均衡选择”（第10页）。根据不同目标中男人和女人的比较利益分析完“适当的婚姻”后，贝克尔又评论说：

    婚姻的收益也取决于品质，如美丽程度、智力、教育等，它们或许会影响非市场的生产率和市场机会。选择的分析……表明，品质价值的提高一般会增加婚姻收益，因为品质价值的提高对非市场生产率有积极的影响，市场生产率则保持不变。可以相信，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缺乏吸引力或不很聪明的人很难与比较有吸引力或比较聪明的人结婚［第214页］。①

    在经济学文献中，大概很难找到比这更好的用大锤敲钉子的例子贝克尔研究框架的一个更为严峻的困难是，家庭生产模型的阐述过于一般化，因而几乎适应于任何发现。在研究贯穿人类历史的婚姻模式的人类学文献中，遇到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一夫一妻制逐渐成为整个世界的主要婚姻模式，而曾经相当盛行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制为什么又急剧没落。贝克尔假定把男人和女人联合成家庭而取得的生产力收益服从报酬递减规律，由此把一夫一妻制的兴盛原因解释为它是各种夫妻形式中“最有效的婚姻形式”（第211页），但是，如果事实表明由多个交互作用的家庭构成的联合家庭占优势，则只要设定不同形式的婚姻收益函数，这种假定就可以轻易地适用于联合家庭模式。

    的确，贝克尔自己承认，存在一些能够说明多夫多妻制的有关男人生产率差异的假定，一种多夫多妻制的特殊解释（第239页）。换言之，如果不加上性别角色行为方面的各种文化约束，这种理论就不可能预示一夫一妻制的优越性。事实上，新家庭经济学也许表明家庭成员合理地使他们适应于家庭内家庭工作的传统分工，但是，这种分工本身并不合理吗？给定相当大程度上反对妻子成为边际工资获得者的劳动市场的约束，丈夫和妻子被认为是根据比较利益原理来分担家庭工作的。现在，我们已经运用了关于市场机会约束的习惯与传统，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它们排除在偏好函数之外呢？（费伯和伯恩鲍姆，1977年，第20—1页）。

    除了说明一夫一妻制的盛行外，贝克尔的婚姻理论还直接解释经过充分论证的“积极联姻”现象，换句话说，也就是门当户对有利于婚姻匹配的现象，在这里，“门当户对”是以象年龄、身高、教育、智力、家系、宗教信仰、人种、财产数量、居住面积等等品质来衡量的。然而，贝克尔的理论预言，从夫妻取得的收益能力来说，会有消极的联姻，因为他们在家庭生产中是封闭替代的。可是，这种预言却是与有效的证据相矛盾的。然而，他争辩说，他的理论涉及所有婚姻，而有效证据则有失偏颇，因为它只考虑妻子正在工作的那些家庭（第224—5页）。因此，我们将论证的结果摘录如下，其中几乎全是言过其实的空洞结论：

    ……经济学研究中有一大堆关于行为的纠缠不清、可以证伪的暗示。例如，它暗示，智力、教育、家系、家庭背景、身高和许多其它变量‘门当户对’的双方易于相互成婚，而从工资率及其它一些变量角度看，这却可能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工资率相对较高的男人与工资率相对较低的女人结婚（其它变量保持不变）这一暗示令许多人惊讶，但一旦把有效数据调整为大多数不工作的已婚妇女的有效数据，它就会与这些数据一致。经济学的探讨还暗示，收入较高的人结婚较早，且离婚较少，这些暗示与有效证据相符，却悖于一般信念。还有一种暗示是，妻子相对收入的提高使婚姻破裂的可能性增加，这部分地解释了黑人家庭的离异率大于白人家庭［第10—11页］。

    理论又一次表明它适应于有关结婚和离婚发生率的所有已知证据（第214，220，221，224页），这在给定模型的易变性情况下，是不足为奇的。例如，为了把购买的市场物品和服务连同不同家庭成员自己的时间和技能变成“全部收入”的单一总和，它假定，家庭的“技术”保证规模报酬不变，没有联合生产，而且家庭所有“商品”的生产都同等地受到象教育这样的生产率自变量要素的影响（这些假定保证了微观生产函数有意义的加总）。抛开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允许存在联合生产以及通过家庭成员的差异显示出来的品质的多样性，几乎能解释观察到的任何婚姻选择（第226，228页）①。

    “我的分析是否证明了比较漂亮、媚人和能干的女人易于同比较健壮和成功的男人结婚这种流行信念呢？”贝克尔（第223页）问道。答案既是又否：积极的联姻一般是最合适的，因而会自发出现，但它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因为收益能力的差异标志着消极联姻。因此，如果漂亮而能干的女人婚姻上很少失败，这一定应当作理论的有力确证吗？最后，当我们增加上“喜欢”（Caring）时，任何事情都能发生：“大多数人无疑发现在恋爱婚姻中市场配置概念是奇怪而不现实的。但正如我表明的，喜欢能强烈地修正恋人之间的市场配置”（第235页）。事实上，“喜欢”完全能够把消极的选择转化为积极的选择（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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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又一个证实主义

    除了不断采用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形式外，整个贝克尔的著作还的确受到了证实主义的比较轻松的自由选择的影响：我们从传统上为经济学家们忽视的有关人类行为的有效证据开始，然后我们自己暗自庆幸，除了运用标准的经济逻辑外，我们并没有用任何更多的东西来解释它。我们从来没有做的是作出真正惊人的暗示，指示我们注意迄今没有料想到的“新奇事实”，那就是，这种理论没有具体打算作出预言。而且，我们认为这种经济学的探讨比任何其它有效的探讨都优越，但我们把比较的范围限定于我们自己的优势，却事实上从未确定我们知道的其它探讨方法①。显然，如果这些是游戏规则，则我们简直不可能害怕有何损失。

    就其本身而言，在各种智力活动中建立经济学霸业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赞的，尤其是它曾经同意，象贝克尔（第8，9，14页）那样，经济学的探讨不适于对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作同等的考察。可以设想，经济学家对其它知识领域的侵入的合理性，既得到了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科学角度研究老问题的新鲜眼光的证明，也得到了这种侵入在经济学传统主题上的反馈效应的支持。不管我们对芝加哥研究框架在前一方面成就的评价如何，都难否认它对后一方面的贡献。毫无疑问，消费的非金钱费用、特别是时间丧失的费用，对于分析与旅行、娱乐、教育、迁居、保健、事实上还有对有关可消费物品和服务的性质知识的搜寻行为，均具有解释价值。②

    家庭与厂商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相互作用的传统描述——在这种描述中家庭基本上仍然是单个人的决策者，在有些方面也的确是非常不恰当的。不管家庭行为问题通过把家庭视为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而得到最佳解决是否仍然是一种未决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家庭生产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与兰开斯特的需求探讨相抗衡的一些东西。最后，如果对于敢于规定强“积极其发”的研究框架除了赞扬外别无可言，那么，还有什么比提出下列假设更强或更大胆呢？这个假设就是所有人类行为都只想根据完全稳定和全部一致的偏好最大化有约束的效用函数。这样一种理论的确引起了严格的检验，而如果波普是正确的话，则严格检验就是科学进步的明证。我怀疑贝克尔及其同事总是实践他们的说教，但他们至少明显地使用了他们认为正确的方法论标准。

    没有什么比以意识形态的缺点反对框架的“硬核”，并对理论的“保护带”吹毛求疵来扼杀新的研究框架更容易的了。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应教导我们评价哪怕是相当成熟的研究框架是怎样的困难。家庭经济学中的芝加哥研究框架是一个已经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的未竟事业。①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框架在犯罪研究方面做得很出色，在婚姻和生育方面逊色一些，而在社会交往方面则最差，这并不是因为它在后面这些问题上没有推导出“定理”，而是因为这些定理的内容太空洞了。毫无疑问，五年以后我的想法会相当不同的——而这也正是它应当如此的。只有愚蠢的庸人才会对科学研究框架一锤定音，恒古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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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用贝克尔的话说（1976年，第169页）：“传统的家庭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单个人家庭的理论，它几乎是、但不完全是毫无意义的（斜率为负数的需求曲线的重要定理[原文如此］使它免于完全无意义）。相反，新家庭理论是一种多个人家庭的理论，这种家庭有独立的效用函数。新家庭理论的核心是家庭成员在有关孩子数、婚姻、与工作小时有关的劳动分工和在市场与非市场技能方面的投资、对家庭成员危险的防护、家庭成员之间的一般内部财产转让等等方面的相互协调和作用。因此，经济学家们只是开始考察传统上由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所考察的家庭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与30年前的厂商理论基本上一样，家庭已经从在经济学上毫无意义的领域转变为最令人兴奋、最有希望的领域之一。”

①但请见莱宾斯坦（1974年；1975年）、基利（1975年）和福尔普（1977年），他们都只是把生育行为的经济理论作为新研究框架的一个部分。莱宾斯坦（1974年，第463，466，468—9页）对芝加哥学派不同成员的各种方法论态度作了有趣的评论，但他通过否认预言能力是理论有效性的酸性试验，对他自己的方法论网开一面（1975年，第471页）。也可参见费伯和伯恩鲍姆（1977年），这是迄今唯一力图对整个新家庭经济学作出批评的著作。

②埃奇沃思的“核心”理论研究的是在缺乏象价格制度之类的任何东西情况下，一批持有一些初始商品的经济人的情形；这些经济人为了通过贸易改善他们的地位而自由结成集团和联盟，并且，除非每一个经济人都自愿同意那种最终结果，否则就不允许通过贸易而进行商品的再分配。随着经济人数量的增加，它能足以令人惊讶地表明，（１）“核心”包括同意商品最终分配的所有经济人，这种最终分配也就是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制度必然形成的商品的均衡配置；（２）从其极限说，竞争均衡配置集合是满足“核心”的稳定性要求的唯一结果。对这个非常困难的题目的简单讲解，见约翰圣（1978年）。

①参见布林德（1974年）在刷牙经济学方面和伯格斯特龙（1976年）在睡觉经济学方面拙劣的幽默。

①这种论述忽视了“爱情”问题，无论如何这总是使任何事情具有微小的差别：“在一定的抽象层次上，爱情以及象性生活或与特定的人经常进行封闭的交往之类心驰神荡的恋情，可以考虑为特殊的非买卖的家庭商品，因而这种分析无需增加任何东西”（贝克尔，1976年，第233页）。这本书实际上充满了这种自傲、更不用说缺乏幽默的句子。

①抛开这些假定也使估算家庭防护函数甚是困难，并难于得到排斥规模报酬递减和联合生产的独立证据（见波拉克和华彻，1975年，尤其是第256，270页；1977年）。

②例如，芝加哥框架能够说明哪怕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广告现象（斯蒂格勒和贝克尔，1977年，第83—7页）。

① “我并不认为”，贝克尔（1976年，第206页）否认说：“已经展开的分析足以解释各种文化或时间中的婚姻模式的所有相同点和差异。但是，‘经济学的’探讨确实相当漂亮，显然要比任何其它有关探讨要好得多。”在该书的后面，简要介绍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几项研究，那全是我们老是看到的相竞争的、非经济的婚姻模式分析。

①贝克尔（1976年）列举了到1975年左右为止的大多数贡献。自此尔后，又有了许多新的进展，例如参见贝克尔、兰德斯和迈克尔（1977年），费尔（1978年）。又可见麦肯尼兹和图尔克（1975年），一本新家庭经济学的通俗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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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结论

一、现代经济学的危机

    在20世纪60年代的十年里，经济学深受公众尊敬，经济学工作者春风得意，这一切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危机”、“革命”与“反革命”就充斥了街谈巷议，远远超出了经济学专业中一些主要代言人自我批评。用华西里·里昂惕夫的话（1971年，第3页）来说：“根据想象、假设，而不是根据观察到的现实不断形成的先入偏见，导致了评价和区分学术团体成员实绩优劣的日常价值尺度的混乱。根据这种尺度，经验分析的地位还不如数学公式的推理。”里昂惕夫并且认为，经济学家们对他们所用的数据的质量太不关心，他把这种态度归罪于工具主义的或“如果……，则……”理论模式的方法论之灾难性影响（第５页）。H.P.布朗（1972年，第3页）比里昂惕夫走得远得多。他提出，现代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全都是随意而定的，那些文献则是飞机上吹喇叭——唱高调，他把建立虚构世界这种习惯的缺陷，归咎于历史研究对经济学家的熏陶。D.华斯威克（1972年，第78页）持类似的见解，并且指出：“现在存在一整批抽象经济理论的分支，它们已经脱离具体的现实，与纯粹数学几乎没有二致。”①

    本杰明·沃德曾用整部书探讨《经济学错在何处》问题，他的答案简单说来就是，经济学基本上是以切合实际的实证主义外套装点门面的规范性政策科学。至于经济学作为一种实证科学的程度，沃德作出结论说（1972，第173页）：“期望理论与实际的基本一致已不再是这门学科的重要特征。”不过，对他来讲，始终无视经验检验“并不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第173页）与其思路相反，我个人的看法是，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关键弱点，在于不愿意产生一种其内容明确地能经受反驳的理论，从而普遍不乐于使这些内容与现实相一致。

    例如，我们可以考虑1945年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些优秀分子揭开增长理论秘笈以来的先入之见。即使这种技术的实践者也承认，现代增长理论远没能洞察这一时期任何实际经济增长。②

    现代增长理论的基础完全是旧式的静态表述分析，在这种分析中，构成增长的因素是通过把要素变量技术变化和劳动供给的外在增长加进其它方面的静态、单期、一般均衡的经济模型而引进的。在考虑处理稳定的静态增长（全部相关经济变量按比例均衡提高）以外的任何事情的巨大困难时，文献几乎无一例外地引用枯燥无味的智慧产物——资本积累的“黄金法则”。坦白地说，没有一种经济已观察到稳定的静态增长，相反，却存在着实际增长总是不稳定、总是不平衡的深刻内因。

    增长理论经常被认为抽象而系统地阐述了在所有基本方面都不变的情况下，能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再生产出自身的经济所必要的条件，因而，这种阐述被认为是反对各种不平衡增长模型可以研究的参照点。但是，如果在稳定的静态经济增长途径与经济发展的实际历史经验之间不存在什么一致性的话，要看到增长理论为什么能够期望洞察不平衡增长的根源或管理经济所要求的政策，并不那么容易。①因此，这虽然并不是说那种增长理论简直是一种时间浪费，但是，给出它的实践意义的极限，我们就可能对近年来致力于增长理论的智慧资源的意义产生疑问。显然，它具有更多的解决逻辑难题而不是推进实证科学的色味。

    但是，也许增长理论这个例子过于简单。让我们换一个，考虑新古典研究框架中已经接近于严格而优美的量子物理学境界的部分——建立在显示编好公理基础上的现代消费者行为理论。为这一理论作出其最大努力的大经济学家，可以列一长串。正如我们已经熟知的，没有太多的迹象表明，这些巨大的劳动业已对统计需求曲线的估算起了许多作用。即便否认这许多东西，也很难证明，在过去九十年中，用于需求曲线负数斜率合理化的智慧努力的数量和质量，已经在经验工作中结出了相称的实践之果。

    或者，再改换一个题目，考虑一下劳动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这些书在不正确地命名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的标题下，围绕着一些假设前提，耗费大量篇幅考察到底是什么理论预测劳动市场的状况，展开没完没了的辩论。如果这不是不适度的渲染的话，那还有什么是？接下来考虑受到根本性批驳的赫克谢尔—俄林定理（Heckscher－OhlintheoArem），这个定理每一本国际贸易教科书都在传教，它是一个２×２×２个变量的模型，该模型不是为了使理论富于活力而把变量增加到象一个比喻，相反，它进行简化，简化到不能对国际物品贸易模式作出有效的解释。

    最后，取一般均衡存在证明的公式化阐述为例，这项工作已由阿罗、德布鲁、麦肯普和许多其它人达到了非常完美的地步。不可否认，这种工作已促使对经济理论的逻辑特征作了有一定深度的洞察——完全确定性模型中货币的作用，在所有物品达到竞争均衡时其货币市场的要求，保持竞争均衡稳定要求有非竞争反均衡的交易的要求，等等——但是，可以怀疑的是，一般均衡理论对现代经济理论预测能力的提高已经作出了许多贡献。即使这还不应形成对一般均衡理论的一系列批评，那当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事实时就不同了，这种事实是，在一般均衡理论领域的工作被普遍看作是经济学专业智慧等级中的高层工作，被认为是专业经济学家培训的一个绝对重要部分。而且，在目前，一般均衡理论是“解答我们自己为自己制造的难题”的最好一种，可是，掌握它的时间，却正是引导我们远离学习经济学经验方法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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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理论度量

    但是，经济学家必须大量从事经验研究吗？显然，他们必须这样做。然而，不幸的是，许多经验研究就象玩网已落地的网球：现代经济学家不是力图反驳值得检验的预言，却常常全都满足于描述现实世界与他们的预言的一致，这样，用简易的核实代替了繁难的反证。在文献资料的增长中，在新家庭经济学中，我们都已看到了这种态度的触目惊心的例子。

    把回归分析应用于各个能够设想的经济问题中的文章，充斥杂志，但这没有任何秘密，在这种努力中的成功，常常依赖于“食品经济计量学”：用方程表达一个假说，估算那个方程的各种形式，选择最合适的，扔掉其余的，再为了把所检验的假说合理化而修改理论论据（沃德，1972年，第146—52页）。马歇尔曾经说过，科学解释只是“事后预测”（prediction wirttenbackwards）。但是，相反的命题就失于谬误：预测不一定是事前解释（explanation written Forwards）。完全不能对各种对立的解释作出鉴别的经验工作，很快就会堕入一套愚钝的工具主义，但这不足以说明，现代经济学中的大量经验工作是那种结局的罪魁。

    荒唐的夸大其词吗？或许有些，但是，持有这种见解的人有许许多多。彼得·肯内（1975年，第xvi页）以激烈的语言表达了相同的思想：

    在我们的定量工作中，我发现了一种危险的模棱两可。我们没有足够细心地对假说的检验和结构关系式的估算作出区分。在经济学中，这种模棱两可是蔓延的……我们应当在经验的解释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思想，因为它能帮助我们鉴别具有不同经济含义的假说。我们喜欢的理论，同根据有效证据经过自我反省而得出的某些其它理论相比，不一定一样好、或更好些。

    那些明确地反对正统学说的人，常常有相同的毛病。所谓的剑桥资本理论之争，更准确地说应是职能收入分配理论之争，已经热闹了二十年，在此期间，除了“规范化的事实”如资本—产出比率的不变性和劳动相对份额的不变性而外，没有提及任何东西，而如果严格考察，这些“规范化的事实”则全非事实。英国剑桥和美国剑桥之争的根本问题，在论战的最高权威之一琼·罗宾逊（1973年，第XII页）看来，并不是著名的度量资本问题，也即是储蓄通过价格变动决定投资还是投资通过工资—利润比率变动决定储蓄问题。显然，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型对自发投资赋予了关键作用，当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时，它显然完全能形成良好的感觉。另一方面，如果财政和货币政策成功地维持了充分就业，就会发现增长基本上取决于储蓄，而不是投资，在这种情形下，反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将是恰当的。因此，投资和储蓄各自的首要地位问题，也就是决定世界是用充分就业的均衡来描述好，还是用就业不足的均衡来描述的好。

    然而，由于整个论战围绕着稳定状态增长理论的来胧去脉，由于双方都同意稳定状态的增长在现实世界中甚至从未趋近过，所以，正如他们最近所论述的，两个剑桥之争不可能通过经验研究来解决。但这并没有阻止双方都极度疯狂地就这个问题展开斗争。两大阵营的主角都把这场论战描述为“范式”之争，但事实上两种范式是相互交叉的，实际上是整个儿重迭的。除了修辞上的浮夸，两个剑桥创立理论的风格没有什么差异。①

    甚至在美国日益壮大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也在“讲个新故事”方面花费了他们最大的力气：假如社会科学可以根据偏好还原为选定的“硬核”，则相同的旧事实可以用力量较量的范式而不是用效用最大化的范式作出不同的解释（见沃兰德，1972年；阿普尔鲍姆，1977年）。《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在经济学王国、种族与性别歧视、教育的金钱报酬、以及社会流变模型方面的一点经验工作，缺乏能够对主流的和激进的预言作出区分的、表达非常明确而清晰的假说（布朗芬布雷纳，1970年；林德贝克，1971年）。但是，激进经济学家至少的确有了在他们的方法论基础上明确地宣言他们的偏好的借口，他们把社会与政治关联的经验有效性视为“优秀”理论的酸性试验。①实际上，如果说可以认为激进经济学家们有一种共同的方法论的话，那它看来就是唯意志论或“想当然”的方法论。

    类似地，晚近的奥国学派主张根据没有得到经验支持的先在推理进行他们的经济考察，从而否认经验检验是一种确定他们的结论之有效性的方法。与此相反，制度主义者力图用确定的模型来使经济行为模式化，并满足于对经济运行的“理解”，即使这意味着预测经济事件实际进程的能力微小也在所不惜。最后，马克思主义者则深深地沉湎于实在论哲学，因而不愿意使用经验检验的防护手套：他们当然希望正确地作出预言，但是，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座容量广大的免疫战略库，以保护马克思主义反对任何已无法实现的预言。总之，激进学派、现代奥国学派、制度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轻视证伪主义的方法论规范都有了非常漂亮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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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又一个证伪主义

    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没有这样的借口。他们强调使理论服从经验检验的重要性，但他们只按照他们断言的方法论准则行事。分析的精美、理论工具的经济，以及甚至是由比较夸大的简化而取得的最广阔的可能范围，常常无视其预测能力和对解决政策问题的意义而频频受到褒奖。现代经济学现行的科学哲学事实上或许是以“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为特征的。

    当然，还有一些诸如沙克尔或现代奥国学派的学者，他们争论说，在象经济学这样的课题中，预测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经济行为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但这些经济学家终究是少数。就大多数情形而言，证伪主义在现代经济学的战斗中已经获胜（可以说在其它社会科学的某些部分也取得了同样的胜利）。现在的问题是说服经济学家们严肃地运用证伪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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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用经济计量学

    对于经济学家们未能实践他们鼓吹的方法论的原因，是不难想出一大堆理由的：当相互竞争的“进步的”研究框架出现时，有时候所有的科学家都会顽固地死死抱住“退化的”研究框架不放，而经济学家们的这种倾向则尤其强烈，因为经济制度与自然状态不同，必须进行评价，但很难得到公正而毫无偏见的研究。而且，经济学家一直与与政府政策有关的问题打交道，因此，他们的主要经济学说，不仅从拉卡多斯意义上说是科学研究框架（SRP），而且也是政治行为框架（PAP）。经济理论的这种双重职能，使得某一特定理论同时可以既是“退化的”科学研究框架，又是“进步的”政治行为框架，也即为政府提供一份详尽的政策衡量标准单子。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大概是一个这种例子，而晚近的货币主义则也许是正好相反的例子。）只有当一种理论既是“进步的”科学研究框架，又是“进步的”政治行为框架时，才谈得上是我们所说的经济思想中的“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是明显的例子）。①

    经济学是一门政策科学这种事实，至少是拉卡多斯的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不完全适用于经济学史的主要原因，或者，无论如何，这是它对经济学说史的适应程度要比它对物理学史的适应程度差得多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努力区分经济学中的实证命题与规范命题，明确实证命题应用于经验题目的条件，对于今天的经济学发展仍然是一如既往的重要任务。

    遗憾的是，对于明确地区分实证经济学中的有效命题与无效命题，我们既没有可靠的数据资料，也没有有力的技术，而“不发表著述便无立身之处”的职业压力，则一直促使人①(对于这一观点，我要感谢R.G.利普西。)们在经济计量工作方面“玩儿游戏”，这种游戏对于改进数据基础或经常用于检验经济学假说的标准技术，毫无裨益。在应用经济计量学家作为实际程序而遵循的理论经济计量学中，弱点要少些。很久以来，这些弱点便用来解释为什么经济学家常常不愿意遵循他们坦率承认了的证伪主义规则。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不同的经济计量研究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而当得到有用的数据时，却又常常没有决定哪个结论正确的有效方法。因而，相互矛盾的假说有时连续存在数十年甚或数百年之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整个儿抛弃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好理由。但是，这是一种没有吸引力的抉择，因为它几乎使经济学失去了从大量可能的解释中选择最好地解释经济事件的解释的方法。即使我们说明存在选择最好的经济假说的其它方法（如经济史学家运用的比较宽松的“概括”方法，或者某些制度主义者喜欢的人种志方法），经济政策制定者的需求也仍然会促使我们回到使用经济计量学，因为这能单独提供一种定量和定性微积分。因此，我们的唯一希望是同时完善理论经济计量学和应用经济计量学，并且，只要进行平凡的实践，应用经济计量学实际上就可望很快得到改进。

    托马斯·梅耶（1980年）提出了大量将会大大强化经济学是“硬科学”这种主张的具体建议。首先，他重复了里昂惕夫的告诫，敦促我们花更大的力气做有关收集数据的工作。

    其次，他对把经济计量结果视为来自“决定性的经验”的证据（而“决定性的经验”从来是不可能重复出现的）这种倾向表示遗憾，认为大多数应用经济计量学应该努力运用不同的数据集合反复论证现有的结果；随着我们日益依靠许多证据份量而不是单个决定性经验，定期调查应该从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的角度把证据汇总起来。第三，他认为，如果有关杂志能够鼓励以所报告结果的可能有效性而不是以所用技术的技术哲学为基础的研究，就会有助于提出评价经济计量工作的标准。第四，他建议我们通过要求作者提出他们所做的所有回归而不只是可能支持他们的假说的特定回归，来提防数据造成的危险。第五，他提议作者在进行他们的回归时不应用完他们的所有数据，而应留一些作为检验回归的后备样本；这就回到了早先我们对估算一个结构关系式与检验一种经济假说的区分。第六，他极力主张杂志刊登报告无关紧要的结果的文章，并要求作者附上他们未发表的数据，使得他们的工作能够由其它人轻易地确证。最后，他补充说，“给定经济计量技术的所有弱点，我们应当充分解放思想，接受真理并不总是穿着方程这种外套、并不总是在计算机内产生这样的观念。检验的其它方法，如求助于经济史，不应当作毫无用处的老古董”（梅耶，1980年，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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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佳前程

    在这本书中，我始终认为经济学的中心目的是预言，而不只是解释，我还暗示过去内容丰富的所有经济学说，只有正统的、没有时间性的均衡理论——简单地说也就是新古典科学研究框架——已经表明，它自己愿意根据它的预言来评价。正统经济学的确能够自夸它已经增强了经济学家进行预言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必须强调即使到现在这种能力但是怎样的有限。我们不能精确预测超过一年的未来经济的GNP的增长，我们甚至不能预测两三年以上的某个部门经济NNP的增长。①

    这是对单纯的过去趋势机械外推所取得结果的一种完善，但无论如何它不足以支持现代正统经济学的自鸣得意。与此类似，由于问题的广泛多样性——消费物品的需求函数、投资函数、货币需求与供给函数和整个经济的大规模经济计量模型——在抽样期一个回归方程的完全吻合，肯定无法指明后一个抽样期相继会发生什么（夏帕克，1962年；斯特雷斯勒，1970年；梅耶，1975年，1980年；阿姆斯特朗，1978年，第13章）。显然，经济学家预测经济事件实际进程的能力仍然存在严重的局限，因而，关于主流经济学的怀疑论还大有存在余地。

    现在还有许多其它经济学研究框架，它们用过去完成的公认的经济学说来表达这种大梦初醒的感觉。激进经济学家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立足之地《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制度主义者也一样（他们有《经济问题杂志》，是由革命经济学协会出版的）。一份新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力图把希望在新的方向上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抨击通货膨胀和收入分配问题的人团结起来。相反，另一批经济学家则决定把他们的研究框架的焦点对准赫伯特·西蒙的“边界理性”概念，这意味着把注意的中心放在经济理论的基本动力假设上，而且他大概创办了一份新的《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给他们发表对当代经济理论不满的文章提供了一个阵地。换句话说，我们看来正在进入一个相互抗衡的研究框架太多、而不是太少的时代。

    如果所有这些不同的研究框架研究的是迷住新古典科学研究框架的同一组问题，事情就非常简单了，因为我们然后只要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或者无论如何主要根据经验证据进行选择就行了。可惜的是，许多相抗衡的科学研究框架的基本特征是提出有关现实世界的、与新古典科学研究框架所提不同的问题，因此，对它们进行选择就必然遇到棘手的成果评价问题。所以，经济学方法论不可能告诉我们，在所有这些相互抗衡的研究框架中，在未来的岁月中哪一个最可能对经济系统运行的重要知识作出贡献。

    方法论能够做的是，提供接受或反对某种研究框架的准绳，制定帮助我们区分鱼目和珍珠的标准。我们已经看到，从它们给经济学家指点实践的速律角度看，这些标准是有层次的、相对的、动态的，而且是决非明确的。无论如何，我们对任何研究框架能够、事实上也必须提出的终极问题，是波普提出的众所熟知的问题：什么事件，如果它们具体化的话说，会导致我们反对那个框架？一个研究框架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就表明它已经无法满足科学知识能够达到的最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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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即便如希克斯（1965，第183页）这样的现代增长理论大家也承认：现代增长理论：“曾经繁殖于进行教室练习的一代人；但是，正如我们仍然看到的，它们是练习，而不是实际问题。它们甚至不是诸如‘如果……将发生什么’之类的假设的现实问题，其中的‘如果’是指某些明显可能发生的事情。它们是现实问题的幽灵，我们用通过纯粹逻辑能够找到它们的答案这种方式粉饰自己。”

①两位政府经济学家麦克杜格尔（1974）和赫勒，（1975）作出了更为精彩的评判，不过承认大多数观点是由里昂惕夫、弗尔帕斯·布朗和华斯威克提出的。

    关于现代经济学中“危机”的这些和其它解释及反应，请参见哈奇逊（1977，第4页）、奥布伦（1974）和科茨（1977）。

①应该记得霍利斯和内尔注意到（第四章），对于经济自我再生的条件之研究，是任何正经的经济学科学的“基础”。可惜的是，经济系统从不在未曾改变的状态下再生它们自身：儿童，姑且这么说吧，从来不完全象双亲。

①英国剑桥的理论有时称之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一个美国分支，正巧新创办了一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对它的全面总结见阿西梅柯普洛斯（1977年）和克雷格尔（1977年）。对它的不全面的总结，见布劳格（1975年，第6章）。

①富兰克林和莱辛尼克（1973年，第73—4页）提供了一种典型的激进方法论宣言：“激进的剖析是与提倡社会秩序的根本性变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激进的透视来看，一种抽象的模型或范畴并不只是一种美学工具[原文如此］。它的目的在于支持所提倡的变动，或帮助描述所提倡的变动一旦发生就必须摧毁的堡垒的性质。”

①所以，维克特·扎努维茨（1968年，第435—6页）用下述语言总结了美国在GNP预测方面到那时为止取得的成就：“经济预测总的说来还是一大堆心愿，虽然它也包括某些重要成就，而且或许可以进一步改进。根据NBER当前的研究，大约300—400个预测人员（公司职员和来自各个行业、政府及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对1953—63年年度GNP的预测的平均误差为100亿美元。虽然这一数字仅占GNP平均水平的2％左右，但已大得足以构成好经济年与坏经济年之间的差异……预测者认为下一年的GNP将继续提高，其数量不会低于战后先前年份增长量的平均数，形成的平均误差不会大于120亿美元。”与此类似，汉斯·塞尔（1966年，第6、7章）已经表明，把投入产出模型用于预测为期十年的荷兰经济27个部门的价值增值，在给定整个经济实际最终需求情况下，在预测期为2—3年时，所作预测要比单纯的过去趋势外推要准确，但当预测期超过3年时，则预测结果非常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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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进修建议

    本书第一部分意在介绍科学哲学的最新发展。一些读者或许对我的概述能力表示怀疑，他们会通过先读一读斯图尔特（1979年）的著作而获益匪浅，由于我晚些时候才看到这本书，故没能吸收其成果。斯图尔特的前六章是经济科学哲学难得的系统介绍，即使我也不能声称已超过了他。他提供了经济学方法论争论中的折衷观点，与此同时，与我不同，他对现代经济学什么是正确的和错误的采取了“软件”观。查尔默（1976年）的著作几乎具有与我的前两章完全相同的背景，但得出的结论却与我迥异。洛西（1972年）的著作对从亚里士多德到波普（包括波普在内）的科学哲学作了非常有用的历史性介绍。尼格尔（1961年）的著作确是一鸣惊人，不仅完全反映了两次大战期间科学哲学的正统思想，而且非同寻常地扩张到社会科学哲学，这是一件新鲜事。观点类同但篇幅小得多的是亨普尔（1966年）的著作。

    波普的所有著作均值阅读且都会得益不少，这可以从他充满智慧的自传（1976年）开始，然后大抵可按写作的时间顺序来读：（1965年），（1962年），（1972年ａ）和（1972年ｂ）。我没把（1957年）一同列入，因为那本书波普自己称之为“我的最令人讨厌的作品之一”，该书虽然声震遐迩，但却患于破坏力过大。就对波普全部著作的介绍而言，马吉（1973年）的作品是非常精采的。阿克曼（1976年）则对波普的所有著作作了哲学色彩较浓的批评性叙述，反映了那些年中波普观点的演进。

    库恩（1970年）也是非常值得阅读的。无论如何，如果你想使自己的头脑充满智慧，就必须阅读库恩的那本书。阅读库恩的著作最好先读一些简短的科学史著作，对此，图尔明和古德菲德（1963年，1965年，1967年）的著作则可推荐为恰当的起点——而且是唯一的起点。拉卡多斯和马斯格雷夫（1970年）会把读者引入框架问题的大辩论。费叶拉本德（1975年）虽然可能有些混乱，但他至少会迫使读者坚持或反对方法论，甚至坚持或反对科学本身。要找宏大并带有注释的科学哲学参考书目，可参见沃托夫斯基（1968年，第489—548页），该书同时是物理和社会科学哲学方面内容广泛的中级入门读物。

    卡普兰（1964年）的著作大概是学习社会科学哲学的最佳入门书，莱斯诺夫（1974年）的著作是另一本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的优秀入门书，该书简短，多少带有实证主义色彩，瑞安（1970年）的书与此差不多。巴恩斯（1974年）的著作带有较浓的社会学色彩，该书可放在阅读规划的较后部分。

    以前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著作，如凯恩斯（1955年）和罗宾斯（1935年），都带有证实主义倾向，而且至今仍似乎没有作出评注；此外，凯恩斯和罗宾斯的这两部著作，不论其论述的是什么，均内容丰富，读来令人欣悦。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始于弗里德曼（1953年）的论文。在对弗里德曼论文的众多评论中，麦克莱兰（1975年，第3章）可以认为是恰当的。克拉普霍茨和阿加西（1967年）以与我们大致相同的观点作了与我们的第３章几乎一样深入的讨论。哈奇森（1965年）在区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拉特思（1976年）把拉卡多斯的方法论应用于各种经济学争论，并探讨了它在应用中的问题。

    读完上述著作，读者就能够运用我正文中当作向导的参考材料，对他或她感兴趣的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正文中我象撒胡椒似地引用间接的材料，除了使我穿上学者的外衣之外，主要动机之一便是便于这些人的进一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