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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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

一、一无结果的论战？

    在我们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也就到了近年来围绕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所展开的蔚为壮观的论战之中心。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各自效力上展开的大辩论，已经分裂了经济学专业，累积着极其浩繁的文献。我没有注意总结这些文献以确定两大派别之间的差异，进而提出这些差异能否和解问题。①我甚至不想评价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研究框架正暴露出来的“衰落”信号的强度，虽然我必须说货币主义者在早期始终处于明显劣势，但在货币主义者的反革命过程中，货币主义者对人们采用的凯恩斯主义分析模型的节节胜利提供了扭转劣势的信号。在这一节中，我的目标只限定于一个，即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大论战中总结出两个根本性的方法论教训。第一个教训是弗里德曼所拥护的工具主义方法论（参见第四章），它把一切都轻率地转入狭隘的经验主义，或者说是理论在度量之后而不是度量在理论之后。第二个教训是力图通过证明相对立的理论的错误而确立理论的地位总是使问题尖锐化，就象这次争论中所做的那样，要确立理论地位应当逐步消除重要的歧异。

    最近50年中，我们看到了为对经济波动原因方面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观点作出决定性的经验检验，人们进行了没完没了的一系列努力。局外的观察者可能会这么想，不仅这场讨论没有证明任何东西，而且那些经验证据也显然不能使任何经济学家改变他的思想。但是，粗略地看一看那些文献可以发现一种缩小观点差距的稳定趋势，尤其是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所作的全部现行统计检验的局限性，日益增加的评论无不显示了这一点。这场论战并非仅仅是导致两军对峙的无休无止的闹宴，由于地位持续而稳定的调整改善着早先人们为所欲为的状况，正在深入的讨论带有了值得肯定的因素。与此同时，必须承认，这场论战的持续，除了两大阵营中的所有变动与反变动之外，只能用关于混合经济中私营部门自我调整能力、从而财政和货币政策实际的稳定化或非稳定化程度这些根深蒂固的“硬核”分起来解释（莱荣霍夫德，1976年，第70—1页）。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大论战再次表明，经济学家（象其他科学家一样）当面临观察到的矛盾时，他们会通过首先调整围绕基本信念的核心的辅助性假设，本能地护卫他们的基本信念的核心；只要有可能，他们将一直这样做；只有当没有这样做的机会时，也就是当他们在每一次遭遇战中都彻底败北的时候，他们才会反思他们的基本“硬核”，开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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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弗里德曼关于货币主义的前后观点

    让我们来考虑弗里德曼在论战中最初的情况。他的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比起对货币数量论的首次重新表述早几年（弗里德曼，1956年）。抛出货币主义一年以后，他出版了《消费函数理论》（1957年）。这本书可以说以最佳方式用特例说明了他的方法论：在以永久收入而非年度收入建立新的消费函数（这其中暗含有一系列特定的、可反驳的有关总消费支出的预示）后，弗里德曼重新考察了有关消费行为的所有有用的交叉部门和时间序列数据，以表明他的理论系统地考虑了打击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学说的证据。不管对《消费函数理论》的最终评价是什么，它都必然列为整个经济学文献中对理论与数据之间关系所作出的最主要的研究之一。①不过，弗里德曼所宣扬的货币主义与他的方法论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首先，他把老的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视为一种理论，他没有重新研究一种经济中支出总量与总产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典型的基本的宏观经济学问题——但重新研究了商业厂商和居民户对货币的需求。接下来他对1869—1957年间美国的货币需求作了经验调查，随后与安娜·施瓦茨完成了宏篇巨作《1867—1960年的美国货币史》（1963年）以及一系列有关货币政策经济效应滞后问题的研究。在这一时期的辩论中，主要的是用经验阐明货币需求函数是相对稳定的，并且对利率变动是不敏感的（莱德勒，1969年，第90—1页）。

    同一年（1963年），弗里德曼还与D.梅斯尔曼合作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文中提出了评估简单的凯恩斯主义者模型和简单的货币主义者模型的许多单个方程或“简化形式”的第一个，力图表明货币收入的周转率要比凯恩斯主义者的投资乘数更稳定。这个结论被阿尔伯特·安多和弗朗科·莫迪利安尼及其它人共同颠过来了，1965年的《美国经济评论》全部内容都是有关单个方程的凯恩斯主义公式与货币主义公式的各种比较的，使每个人都满意的证明是，简化形式的模型没有详细规定结构方程的基本集合，因而不可能区分两个相对立的模型（布雷纳德和库珀，1975年，第169—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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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弗里德曼的理论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论战的制高点，这时货币主义问世已在7年上下，然而弗里德曼还没有提出能够产生可以用来支撑货币主义的经验规律的明确理论。弗里德曼1970年出版的《货币分析的理论框架》大致可以说是货币主义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①

    可是，某些货币主义者如布伦纳和梅利茨（1972年，第838—9页，848—9页）反对弗里德曼的框架，他们对弗里德曼的做法表示惊讶，因为弗里德曼利用希克斯的IS－LM模型作出他的辩论，而希克斯的IS－LM模型正是比较静态均衡分析的范例，与此同时，弗里德曼还提出，价格和数量调整的时间过程和相对速度是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方法差异的关键，而在这种情形下IS－LM模型是不适于这种讨论的。事实上，除了一再坚持货币主义者是利用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处理经济问题的，而凯恩斯主义者是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下处理经济问题的，弗里德曼否认两大阵营之间存在任何理论的、甚至思想意识的差异。

    弗里德曼争辩说，采用IS－LM模型是为了阐明他们之间的共同基础，以及由于对调整公众想持有和实际持有的货币数量之差额的调整轨迹所作的动态假定不同而必然存在的所有差异。他认为：“价格和数量调整的相对速度仍然是那些自认为凯恩斯主义者和自认为非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在方法和分析上发生歧异的关键”（弗里德曼，1970年，第210—11页，及234—5页）。不过。弗里德曼没能解释价格和数量决策在诸如美国这样的经济中实际上是如何作出的，并且在那种意义上，他也没能提出货币变动的效应如何分别归因于价格变动和实际产出变动的任何理论（切克，1973年，第111—13页）。结果，关于货币与经济活动之间“传递机制”的动态学建议，抓住了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不可检验、或更恰当地说弗里德曼自己没有提供检验它的方法这一要害。人们谴责货币主义者坚持传递机制的“黑箱理论”，而他们实际上则把传递机制视为调整有价证券持有量的机制，只不过他们把有价证券的含义定得过广，以至于没有任何单个的变量能比其它变量占有明显优势。总之，他们把传递机制模式化了，但没有提出它的理论。

    众所周知，定性微积分是确立假设的因果关系的直接性质的有效方法。但是，在测度那种关系产生的实际数量时定性微积分却是一种钝器。如果如弗里德曼所论证的，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的论战，本质上是针对各种参数的变动所作调整的速度之争，那么，定性微积分是必要的，经济政策力图控制经济而非仅仅预示经济行为。控制经济通常意味着不仅拥有经济效应信号的知识，而且掌握这些效应的准确数量；某些控制根据定性微积分就能进行，但“和谐的曲调”显然需要掌握比经济变动信号更多的知识。没能提供任何象货币变动效应的定性微积分这样的东西，预示着货币主义者观点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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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货币主义的第三阶段

    在货币主义的第一和第二阶段，讨论的框架主要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问题，不过长期问题也进入了第二阶段的主题，而从第三阶段、大致在1972年前后以来，长期问题则占据了优势地位。现在的主题是，不管价格和数量变动引起的货币量变动的短期效应是什么，由于货币政策长期中对产出只有很小或者没有影响，经济预期总会自动调节以适应于货币供给的变动——这就是弗里德曼在“合理预期”思想基础上提出的“自然”失业率理论。

    与此同时，人们建立了大量经济计量模型，找出了货币影响名义GNP、实际GNP和价格水平的各种途径。无论是否认货币当局对货币供给有任何影响的“尼安德特凯恩斯主义”，还是甚至否认财政政策在短期内有任何功效的“尼安德特货币主义”都已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可以肯定的是，在一定意义上说货币主义者获胜了：政府现在比十年前更关心货币供给了，比较成熟的凯恩斯主义正在从几个不同的渠道而不只是通过利率变动的投资效应来考虑货币政策的重大影响，后者已经取代了20世纪50年代对凯恩斯所作的不切实际的简单解释。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货币主义者已经失败了：货币主义从未能够成功地阐明产生其经验结果的因果机制，有时候甚至否认这些结果需要用坚实的因果理论去解释，此外，它也没能驳倒它所反对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任何笨拙的歪曲（约翰逊，1971年，第10，13页）。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证明，在好象正从50年混乱中出现的比较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分支里，可以抽象出货币主义者的思想。千真万确的是，尽管有成山的证据，但曲解一直存在，且将继续存在。

    很明显，经济学家是不会在经验的反驳面前轻易缴械的。与此同时，争论已经表明了明确的进步信号，思想简单的凯恩斯主义和思想简单的货币主义都在逐渐克服，因此，现在要把宏观经济学家划分为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比以前困难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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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恢复凯恩斯的原旨

    回想起来，最近二十年中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应该是整个经济思想史上最动肝火而又没有意义的论战之一，常常与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的争论差不多。极端的论战性主张一再出现，然后退出——一方提出，货币数量论是一种在无视芝加哥口头传统的基础上提出的货币需求理论；货币的需求是无弹性的，货币的供给则是外在决定的变量；价格和名义收入的重大变动，总是货币供给变动的结果；货币供给增长的转折点必定先于经济周期升降的转折点；等等——另一方则提出毫无意义的相反的论点。许多争论是以多重目的和在不同时间进行的，很难记住实际争论的是什么，甚至争论的主角们自己都记不清。①

    整个论战对凯恩斯的思想究竟是什么一直争吵不休，好象不首先确定凯恩斯与“传统”的差别就不可能解决经济政策问题。由于《通论》至少包含有三种、甚至更多种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解释①，因此有无数种把其内容组合成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这样，关于凯恩斯的核心思想的争论便形成了一层学术迷雾，在考虑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的争论之前，必须首先看穿这层迷雾。在阅读这次争论的材料时，有时候人们会感觉到，宏观经济学家们对《通论》注释的关注，比对经济实际如何运行这种深奥的知识的关心更甚。

    在我们结束这里的讨论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从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争论中能够取得的两个基本教训中的第一个教训。在论战的第一阶段，弗里德曼实际上运用了“工具主义”的方法论，也就是说，他在作出预测的时候，没有对这些预测作出任何理论的解释；而在论战的第二阶段，他最终甚至无法提出支持其预测的理论。事实证明，他提出的理论不能胜任这些任务，因此，在论战的第三阶段，他通过对预期的与非预期的通货膨胀的区分，采用了全新的理论。这样，在最终的分析中，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放弃工具主义方法论，显然不是因为它本质上有问题，而是因为它缺乏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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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对论战的各阶段所作出的大量总结中，我个人认为切克（1973年）、塞尔登（1977年）和迈耶（1978年）的总结是最有用的，各书均有主要著作的索引。

①迈耶（1972）全面地总结和评价了对永久性收入假说所作的大量的一切检验，他的结论是弗里德曼至少是部分地正确的，永久收入消费的收入弹性要大于暂时收入消费的收入弹性，但消费暂时收入的倾向并不是象费里德曼的理论所暗含的是零。

①第一阶段在弗里德曼1968年的著作中作过总结。

①科登顿（1976年ｂ）发现，至少有三种凯恩斯主义的解释：（１）水压式凯恩斯主义——45°图示式收入—支出理论和IS－LM解释，他们把凯恩斯模型当作一种特例，而不是一般理论——也称为“新古典综合派”或“假凯恩斯主义”，这取决于你的观点。（２）根本性凯恩斯主义——强调改变预期和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就象在《通论》第１２章和凯恩斯１９３７年的《就业通论》一文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意味着凯恩斯的方法不可能与新古典传统一致；（３）反均衡的凯恩斯主义——凯恩斯重新论述了一般均衡，其中没有瓦尔拉斯的拍卖商、信息不完整且不完全、价格信号有错误、数量受收入约束、调整价格。参见布劳格（1978年，第680—3，693—4页）和帕廷金（1979年）。

①例如，弗里德曼总结说（1970年，第217页）：“我认为，把我们的主张描述为‘货币是名义收入变动和短期实际收入变动的全部原因’，是对我们的结论的真正含义的曲解。在我看来，无论什么时期‘货币都是全部原因’这种表述，根本不能表明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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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人力资本理论

一、硬核与保护带

    我们把正题转到一种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公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作出全力以赴的论述。1960年，西奥多·舒尔茨宣告了人力资本论的诞生。而该理论诞生本身，可以说是两年以后的事，那时，《政治经济学杂志》出版了它的1962年10月号增补卷，题为《对人的投资》。在这一卷里，在几篇开创性文章中，包括了加里·贝克尔1964年的专题文章《人力资本》的前几章内容。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自发表以来即成为这方面最常为人引用的文章。这样，人力资本论已伴随我们十五个多春秋，在这些岁月里，这个领域的文献，汹涌而出，从未有止，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近来似乎正以日益提高的比率在增加。1963年，出现了这方面的第一本教科书，但是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经过60年代中期的一段平静日子后，教科书行业开始兴旺：1970年至1973年期间，致力于这一目标的作者有八位之多，同时还一部接一部地出版了七部人力资本及其有关问题方面的优秀文章选集。因此，探究一下所有这一切预示着什么，或许是时候了。

    这种理论是否已经如其创立者的极大期望所愿？从更深入、深刻地捕捉它所瞄准的问题意义上说，它是否有所进步？或者说，是否存在停止不前和大病将至的迹象？

    这是运用拉卡多斯的MSRP去检查它对著名的人力资本理论思想本身作出哪些（如果有的话）评价的一个黄金机会。利用拉卡多斯的概念，我们可以首先提出，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硬核”是什么？其次，我们可以提出，框架的“保护带”受到了什么批评，而研究框架的辩护者对这些批评是如何作出反应的？最后，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是一种“进步的”研究框架，还是一种“退步的”研究框架，也就是说，框架的经验内容总的说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不难表明，所谓的人力资本理论事实上是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实例：它不可能降格为一种单一的理论，只是作为标准资本理论在一些经济现象中的应用而存在；与此同时，它本身是更为全面的新古典研究框架中的一个分框架，因为，它只不过是标准的新古典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前没有考虑过的现象上的运用。人力资本概念或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硬核”是这样一种思想：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在他们自己身上的花费，不仅是为了当前的享受，而且也是为了将来取得金钱的和非金钱的报酬。他们可能购买医疗保健；他们可能自愿要求增加教育；他们可能花时间寻找可能取得最高收入的工作而不是接受最先找到的工作；他们可能购买有关工作机会的信息；他们可能为了得到较好的工作机会而移居；他们还可能选择工资不高但学习机会很多、从而最终能得到高薪工作的工作。所有这些现象——医疗保健、教育、工作寻找、信息猎取、移居和在职培训——不管是个人自己的行为，还是社会为其成员所作的努力，都可以看作是投资而不是消费。

    把这些现象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做了些什么，而是决策者（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采取当前行动的未来目的。

    人力资本理论只增加了一个假定，即决策者是一个家庭，而不是一个个人，这扩大了与家庭计划、甚至结婚和生育决策的相似性。①当我们现在看到把生命周期思想运用于储蓄理论时是不会感到惊讶的，但是，在鲍曼确切地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思想上的人力投资革命”以前，把在诸如保健和教育这样的社会服务上的支出当作与在物质资本上的投资一样的投资，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在那时，肯定没有任何人企图在劳动经济学与社会服务经济学之间寻找出共同的分析基础。

    因此，对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硬核”名符其实的新颖性，很难有什么疑问。由于对这种“硬核”的投入，对巨大的研究潜力也不会有什么疑问。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保护带”充塞着人力资本“理论”——这样说是不会过份的，事实上，其内容是如此庞大，以致于我们很难希望把它们一一罗列。但是，我想，对于我们选出的重点，人力资本理论家中不会有多少人有异议。

    ①贝克尔等人事实上已经把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扩展到“家庭经济学”，见第十四章。

    在教育领域，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基本理论涵义是，对后义务教育（postcompulsoryeducation）的需求，既是直接和间接的上学费用变动的结果，也是对与上学年数有关的收益差别变动的反应。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们有关的传统观点是，对后义务教育的需求是对一种消费的需求，它取决于既定的偏好、家庭收入和上学“价格”即学费。这里面还有这种消费需求也包括消费有关物品的“能力”这层意思，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满足于把它让给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去表明，这种“能力”又取决于学生的社会阶级背景，尤其是其双亲的教育水平。由于这一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有关教育的消费需求理论从未用于解释现实世界中高级中学和大学的升学率，与我们采用的有关具体叙述没有太大差别。

    问题在于放弃的收益构成私人上学费用的重要部分这种观念和在学生缺乏作出系统而长远的预测所必要的信息与任何情形下可以利用的信息都被认为不可靠的情况下，学生对劳动市场的收益前景作出系统而长远的看法，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与此相反，人力资本研究框架一方面也把上面提到的“偏好”和“能力”当作是既定的，同时又突出当前和未来收益的作用，并且论证说，这些收益将比同一批学生之间家庭背景特征的分布更有可能在短期内展示出差异。

    所以，新旧观点之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和辅助性的假定，要把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硬核”变为可以检验的有关后义务教育需求的理论，这些假定很显然必须精心设计：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学生不可能轻易找到超出未来收益的目前继续上学所需费用；他们完全清楚学习时所丧失的收益，因此当青年失业率上升时，对上学的需求便增加；当前与上学年数有关的工薪差异，使他们能够相当精确地估算当几年后他们进入劳动市场时的工薪差异；等等。此外，这种理论还开始使用两种说法：它主张胸无大志者预测后义务中等教育的总招生人数，比较有雄心者预测高等教育特定研究领域的招生人数，甚至各种三流研究机构的招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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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主义方法论

    正如舒尔茨、贝克尔和明塞最先阐述的，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是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为特征的，也就是说，它认为所有社会现象都应追溯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在舒尔茨、贝克尔和明塞看来，人力资本的形成典型地是由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所采取的行动而引起的。①这就工作寻找和迁居而言的确如此，但保健、教育、信息猎取和劳动培训则在许多国家不是全部、也是部分地由政府进行的。

    在美国，人们对私人医疗和私立教育的熟悉，以及政府几乎完全不提供培训项目（至少在1968年之前是这样），为①注意，强调个人选择是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本质。业已证明，教育提高了生产和消费的配置效率，加速了技术进步，提高了储蓄率，降低了生育率，并且影响了犯罪率和犯罪性质（见加斯特，1975年，第9—14章）。但是，所有这些除了促进个人增加教育需求而外，对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并没有任何补益。

    强调私人计算提供了支持。然而，无论何时，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医疗保健和教育相当大程度上还是公共部门的事情，这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是否也能对公共行为提供新的规范标准问题。在教育方面，不管评价如何，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确实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投资标准：资源配置应使各级各类教育的边际的、“社会的”教育投资报酬率均等化，而且，这种均等化了的教育投资收益不应低于其它私人投资的收益。可是，这种规范标准并没有得到所有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拥护者用同样程度的证实加以支持。而且，所谓的教育投资的社会报酬率必然完全是根据可以观测的金钱价值来计算的，非金钱的教育报酬以及学校教育的外在性则一直要求助于定性判断，这就势必众说纷纭（见布劳格，1972年，第202—5页）。这样，所观察到的同一教育投资社会报酬率，常常产生不同的最优教育战略结论。

    由于是规范标准，所以，教育的社会报酬率均等化的主张，没有产生任何经验检验问题。如果是实证经济学，人们也许会有兴趣质问政府是否确实这样配置资源于教育系统，使各级各类教育的社会收益均等化，但是，很少有人力资本理论家令他们自己对这种计算的结果作出有限的预言。①由于缺乏普遍接受的政府行为理论，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拥护者很可能忘了阐明他们的学说的规范含义。不幸的是，如果不搞清教育领域政府行为的内在标准，就很难对关于后义务教育需求的任何实证性预言作出检验。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的后义务教育需求不受政府决定可以利用的空间供给的约束。因此，在检验有关私人需求的预言时，我们最终既要检验需求函数的预言，也要检验供给函数的预言。给定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只研究人力资本的货币问题，我们就必须研究只在美国、日本、印度和菲律宾存在的那种对外开放的高等教育制度。

    这些评论无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关于教育需求的几乎是所有经验工作都限定于美国。然而，即使对于美国，对私人上学需求的解释实际上给予的努力也少得惊人。在1970年前或其前后，几乎没有完成任何明确的东西，即使到现在，教育需求在运用人力资本研究方法的大量经验文献中也依然是一个严重的缺项。

    现在我们把讨论从正式教育转移到劳动培训。几乎是从一开始起，劳动培训就与正式教育在人力资本研究框架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贝克尔对普通培训和专业培训所作的根本性区分，产生了令人吃惊的预言：工人通过培训期间减少的收益自己支付普通培训的费用（见第九章）。这一结论与早先的马歇尔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马歇尔认为，竞争性市场机制不会给雇主以适当刺激，促使雇主提供适当水平的在职培训。有关培训需求的预言，与有关教育需求的预言是完全相符合的，因为正式上学几乎是普通培训的典型例子。事实上，贝克尔的模型具有正确预言的能力，它表明雇主很少直接支付他们的雇员所要求的上学费用，这一普遍观察到的实际现象，任何其它研究框架都没有作出解释（也许马克思主义是一例外）。

    两种学校后学习的区分，不久引起了对培训的收益是否完全为各个工人取得的富有成果的讨论，但它基本上未能鼓励在工业劳动培训方面展开新的经验工作（布劳格，1972年，第191—9页）。这部分是因为从非正式的在职培训和正式的厂内脱产培训中区分出不花钱的在职学习具有内在困难（正式的厂外脱产培训或人力培训规划，则属于另一类型的“培训”）。此外，贝克尔强调培训是工人职业选择的结果，看来忽视了与拥有充分发展的“内部劳动市场”的厂商提供的培训有关的复杂问题。总之，很难说有关劳动培训的人力资本研究现在已经作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检验。

    在评价移居的成功或失败程度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

    在19世纪、甚至是18世纪，出现了有关地区迁移的大量经济学和社会学文献，但那时的文献除了强调地区实际收入悬殊的作用而外，很少从人力资本角度去研究问题。无疑，最近在迁移方面的经验工作深受人力资本思想的影响，但对迁移领域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经验状态的评价，决不是率直的（另见格林伍德，1975年）。

    我们剩下来没讨论的还有医疗保健、工作寻找和劳动市场信息网络。近年来医疗保健经济学的有效创建和劳动市场寻找理论或”就业理论微观基础”的发展，都是植根于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不过，它们都很快发展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现在与“经济思想中的人力投资革命”只有脆弱的联系。

    因此，我们对这些问题便一笔带过了（但可参见卡尔耶、怀斯曼和沃克，1977年；山多梅罗和西特，1978年，第518—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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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框架的范围

    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问题汇集起来，这个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就基本上能对就业收益的决定因素作出全面的解释；它预言，随着年龄增长，形成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整个生命期的年龄—收益能力下降，它们都是向下凹的。毫不奇怪，受人力资本框架激励的大量经验工作，已经采取了把个人收益回归为象天赋能力、家庭背景、居住空间、上学年数、工龄、职业地位之类的变量形式——也即所谓的收益函数形式。

    在对所有这些进行研究过程中，要精确地看出哪个假说经受过检验有时候是很困难的，这与说明上学和工作经验是比天赋能力和家庭背景更重要的因素不同。通过证明个人倾向于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开始时的工薪低于其它机会所能取得工薪、但有利于普通培训的职业而对他们自己投资，以此来换取将来更高的工薪，可以说明工作经验已经形成了人力资本。简而言之，收益随工作经验积累的年数而上升的比率，是由个人选择决定的。可惜的是，除非假定后学校和在学校投资的所有私人边际报酬率是相等的，要把这种后学校投资的效应与正式上学投资的效应分开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然而，占统治地位的证据却是，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报酬率事实上是不相等的，或者换一种说法，人力资本市场实际上从未达到均衡。总之，还可以实事求是地说，至今为止，我们还不得不满足于实际上属于正式上学的平均报酬率和不同形式劳动培训报酬率这样一些人力资本形成的报酬率。

    总而言之，可以说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显示了一种简单、但令人惊讶的丰富性，几乎在每个经济学分支都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不过，对它至今所取得的成就的回顾表明，从波普主义角度看，这个框架实际上还不是很精致的（布劳格，1976年；罗森，1977年）。当然，没有什么理由抛弃人力资本研究框架。要取消一个科学研究框架，首先该框架必须一再受到反驳，其次是它为回避这些反驳所作的特殊调整非同寻常地增加，第三是必须存在一个与之竞争的新研究框架，新框架力图用不同但同样有力的理论构架来考虑同一种论据。与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相抗衡的这种竞争框架现在可以说已经露面：它正在审查假说或背景主义（screeninghypothesisorcr－edentialism）的幌子下传播，它把它的某些解释同双重劳动市场的新理论或劳动市场分割联系起来。它植根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理论，它的影响来自于发现雇用工人过程只不过是更大过程的一部分，这更大过程也就是在缺乏买主或卖主特性的充分信息情况下买主或卖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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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查假说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只要教育的具体收益可以降低，即使是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劳动市场也能连续吸收。由于职位的教育租金（hiring）标准不是技术常数，而是决策变量，所以，是否有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被吸收到工薪较低的职位、与此同时每个职位的平均收益保持不变，或者是否有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按降低了的收益被吸收到与以前一样的职位，是无关紧要的；在工资由工作特性决定情形下，劳动市场机制将象在工资由工人特性决定情形下一样运转良好。在任何情形下，职位内的收益都有充分的可变性，以表明这两种效应是同时发生的；而且，职位可以重新设计，以消除新日职位比较的任何基础。简而言之，与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相背的东西，决不比与由供求规律决定的工作的教育要求的人力预测信念相背的东西多。

    从保持受过教育的人力的供求始终相等意义上说，这些自我调节的劳动市场可能是平稳的，也可能是不平稳的，但是，除非在其它情况相同的条件下雇主偏爱受过较多教育的雇员，否则，这些劳动市场就不可能全都运行。对于雇主为什么始终保持这种偏好，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很少回答：这也许是因为受过教育的工人掌握稀缺的认识技能，也许是他们拥有合意的个人气质如自立和追求成就，也许是他们显示出服从组织的规章制度。但是，不管偏好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依然是，在雇用职员的时候，所有这些合意的品性都不可能确知。因此，雇主面临着选择问题：由于准确预测工作申请者未来实绩很困难，他就力图把教育水准当作区分新工人的能力、成就动机和可能的家庭根源的审查工具，也就是用教育水准来衡量个人品质而不是认识技能；认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职培训所需要的，因此，雇主实质上是根据雇员的培训潜力来选择工作申请者的。这也许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内容，但它无疑囊括了这个故事的大量内容。果真如此，在收益和上学时间长度之间所观察到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在人力资本理论家的著作中占有突出地位），或许可以表明上学和以培训潜力为特征的品性之间更为深刻的内在联系。

    因此，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是为雇主提供了一种选择工具，这促使我们现在考虑正式上学是否是我们可以为了选择雇员而设计的最有效的机制。这就是所谓的审查假说或背景主义理论，它现在已经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为许多作者所发展（见布劳格，1976年，第846页）。

    这个课题遇到了障碍，它很容易解释雇员开始时的收益，但要解释长期雇员的收益却很困难。雇员收益并不是只与上学时间长度密切相关，而且也与工作经验的年数紧密相联。雇主有充分的机会要求长期工作的雇员不能靠文凭吃饭，而要拿出独立的工作实绩证据。另外，有证据表明，在工作经验的前10—15年中，收益与上学时间长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实际上是增强的，这一事实很难用审查假说的这种弱解释来解释（见布劳格，1976年，第846页）。

    不过，背景主义的强解释克服了这些困难，它考虑到了工作实绩在企业内部基本上是以部门为基础进行评价的。每个按等级组织起来的部门都是在它们所拥有的“内部劳动市场”基础上运营的，它们的基本职能是根据无法预测的需求变动保证产出，同时使整个企业劳动力流动的费用最小化。结果，具有足够人力缓冲能力的部门，保证每个新招用的人员在其整个工作生命期间按相当确定的顺序晋升。这样，背景主义弱解释中以能决定开始时薪水的文凭为基础的让人有几分满意的区分，现在扩大到了整个生命时期的收益。这一论点并且由于引入了各种“制度”因素而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这些制度因素包括垄断性雇主倾向于与工人分担专门培训的费用、厂商对周期性收缩反应滞后、在促使用受过较多教育的工人替代受过较少教育的工人过程中集体谈判的效应、以及卖方的背景主义现象（专业协会由此可在国家法律许可的前提下施加压力，要求提高教育要求）。

    背景主义理论、尤其是它的强解释，看来对教育政策具有激进的意义。例如，它表明，教育扩大对收益差别不可能有太大影响，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只会提高雇用标准：大学生的绝对收入将会降低，高中生也一样，因此，教育引起的收益差别将保持大致不变。不过，这种论点与人力资本理论并没有什么水火相见的。这里的问题是，提高雇用标准是否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因为这意味着大学生完全替代高中生、高中生完全替代小学生，因此，教育制度只不过是一个专断的分类机制。然而，即使在这种极端的背景主义解释中，我们仍然忘记了对学校教育需求的解释，如同人力资本理论所做的那样：雇主根据教育背景审查，向部分雇员发生了最大化被选中概率的“信号”，也就是取得教育文凭，这种信号刺激实际上是由教育投资的私人报酬率传递的。

    如果大学生不能完全替代高中生，并以次下推，则就会存在教育投资的一种真正的社会报酬，并且并不正好等于私人报酬。在那种情形下，背景主义理论变成了对人力资本理论所作错误测定的攻击：教育投资的社会报酬率是具体职位选择机制的一种报酬率，而不是在提高劳动力素质过程中所投入资源的报酬率。不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背景主义者成功地根据这种思想对社会报酬率作出定量计量。

    审查假说的抱负显然要比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小得多：它对卫生保健和地区迁居未置一词。此外，审查假说集中注意的是劳动市场的需求一方，而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则突出供给一方，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真正说来，两个研究框架也许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事实上，韦尔奇（1975年，第65页）已经发现：“为了更高的未来收益前景而放弃当前收入这个人力资本的基本思想，只是假定学校教育和收入之间的关联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在这种限度内，它与学校主要是鉴定先天技能的审查观点、与市场技能是在学校产生的观点，都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两种解释之间的差异的确是学校是否产生或是否仅仅鉴定这些对雇主有用的品性，则能够对它们作出区分的经验证据也许是有关学校教室里究竟干了些什么的证据。可是，双方都没有注意劳动市场数据，都在全力应付他们的反对者。但是，没有什么市场检验能够区分人力资本解释和审查解释，因为，问题不在于学校教育是否解释了收益，而在于为什么用它来解释。

    要找出仅仅预言一种结果与用令人信服的因果机制解释它之间的差异的更好范例，大概是困难的。就某些目的而言，这种差异不算回事，但对另一些目的来说，这种差异却至关重要。而且，广泛传播的信念是，带着没有超越经济学的规定范围的顾虑去考察象厂商和教育系统这样的经济制度的内部运行，并不是经济学家的事情，这种信念很可能有力地排斥发展对象这里所考虑的教育和收益之间这种可以观察到的内在关联的解释。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种焦虑的感觉，那就是，背景主义的鼓吹者在没让他们的理论作出决定性预言（这可能证明他们的理论是一种谬误）的情况下，便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通过指出“教育膨胀”来证明他们的理论。一种可检验的理论关键是确定如果这种理论正确，世界就不会发生什么情况。

    要搞清楚背景主义排除了哪些世界情况，有时候是很难的，尤其是至今为止背景主义者故意回避对“教育生产函数”的任何调研。但这并不是说有关争论只不过是小题大作。正在争论的问题是，劳动市场是否向整个儿因社会信号而变化的个人发出不受干扰的信号。争论围绕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报酬率而不是私人报酬率的意义。在这种意义上，争论是围绕规范价值而展开的：我们要根据教育背景为工作界选择个人吗？当然，如果不要，编制对工人进行选择以便把他们分配到特定职位的工具，对人类来说也不是难事。但是，这项工作极其频繁，存在一个规范化问题，首先是应该确定一个基本的实证问题：教育系统给人分配工作的效率如何？在卷入伊凡·伊里奇的《反学校教育社会》（1971年）以前，我们应该努力搞清那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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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终评价

    我们所作讨论的目的是搞清：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现在我们已经对这个框架过去十年的发展作了次扫描，我们是否与答案接近了些呢？

    科学研究框架的评价从来不是绝对的：研究框架只有联系力图与他们竞争而解释类似现象的其它研究框架才能作出评判。可是，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没有研究范围大致相等的竞争对手。标准的、没有时间局限的消费者行为和利润最大化厂商理论，对学校招生和在职培训这类现象提供了某些解释，但它们无力说明雇主和雇员之间培训费用的分担。经典的社会学显然对教育和收益的关系提供了其它解释；而双重或分割的劳动市场的理论则无疑地闯入了人力资本理论家紧紧盯住的区域。在这里，困难之一是在阐述假说、尤其是人力资本研究框架范围之外的新的可证伪假说时，缺乏精确性。审查假说存在类似的困难，因为它的鼓吹者大多满足于对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发现的事实作不同的因果解释。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框架大多已开始抨击收益差异问题，因而实际上无法在同一领域与人力资本理论竞争。

    这样，我们被指责在很大程度上用它自己的概念评价人力资本研究框架，这严格说来是不行的——若用它自己的概念来评价，即使最平庸的研究框架也不会太差。当然，认为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现在存在一些“危机”是有根据的：它对私人的教育需求的解释，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确证；它对教育的供给提出了建议，但它还没有开始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教育资金模型和大中学校的产权问题；它对后学校培训的考虑中，对没有费用的边干边学作为一个简单的时间函数的作用重视不够，没有注意到“内部劳动市场”的组织规则；它对报酬率的反复计算发现了不同类型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很不相同，但它假定各种人力资本的边际报酬率均等，还是很轻松地解释了收入的分配。更坏的则是，它一直采用特定的辅助性假定解释每个非常的结果，有时候毫无根据地利用新数据集合拼凑出相同的计算结果，而且做得顶峰造极，而这正是科学研究框架退步的典型标志。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对应该给予的肯定作出肯定。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已经逐步摆脱了它的某些早期的朴素表述，并且抓住了一些传统上忽视的经济学问题，如个人收入的规模分布问题。此外，它从来整个儿忘记实现它的基本目标，即阐明现实世界中一系列显然没有关联的现象，是有限的个人决策模型的结果，具有放弃当前收益换取未来收益前景的共同特性。在这过程中，它发现了新颖的东西，如教育和年龄特定收益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开辟了经济学研究中全新的领域。这种倾向将来能否保持当然只是个人猜测，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本研究框架信徒的著作中首次出现了审查假说，而且，至今为止检验背景主义假说过程中最富有成效的经验工作，与人力资本理论是友好的，而不是敌对的。

    没有什么比预言科学发展的未来进程更容易了——但也没有什么更可能出错了。然而，我们还是要偏向虎山行。从其各种可能性说，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决不会覆灭，但它会逐渐衰落，为新的理论所吞并，这就是教师和学生、雇主和雇员、实质上也就是所有买主和卖主当他们的个人品性对完成交易十分重要、但有关这些品性的信息又处于不确定情形下时，他们相互选择的理论。在这当中，审查假说将是“经济思想中人力投资革命”的明显转折点，一个使对个人生活周期顺序选择的理解更丰富、更全面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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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类似地，人们还有兴趣质问教育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什么影响而不管提供正式教育的内在动机是什么。20世纪60年代初迅速膨胀的有关增长核算的文献的主题，就是力图回答这一问题，但最近对总生产函数概念发生的怀疑，已经使人们完全不再对这一问题感兴趣（见R.R.纳尔逊，1973年；E.E.丹尼森，1974年）。经过内省，看来在任何情形下都会怀疑丹尼森式的增长核算是否为人力资本理论的重大问题作出了许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