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yaohua0214

五、事实上的穆勒的经济学

    现在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看穆勒通过检验他的抽象的、假定的李嘉图前提在事实上做了些什么。李嘉图遗赠给他的追随者们（在1815、1817和1819年）的教条产生了许多可检验的命题——谷物价格的上涨、国民收入中租金部分的增加、一个不变的实际工资水平和资本利润率的下降——

    这些命题又依赖于其他因素，特别是人口以至少和食物增长一样快的速度增长。更甚者，假如当时的英国没有自由地进口谷物，那么这些命题都是肯定的而不是假定的预告，因为李嘉图大胆地否定了相反作用的力量能够消除这些预言，除非“暂时”出现这种现象（见布劳格，1973年第31—3页）。

    谷物法直到1846年才废除，并且，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可用的统计证据都证明了李嘉图的每一个预言都是错的。

    举例说，英国农业收入的递减被技术进步所抵销，其证据是麦子价格从1818年的高水平稳步下降；从李嘉图去世的1823年到穆勒的《原理》问世的1848年的25年间，不管是每英亩的租金还是租金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大概都没有上升；在那段时期里实际工资当然是增长了；在英国从1815年至1848年人口的增长比从1793年至1815年的人口增长慢得多。除了关于租金这一点可能有例外之外，所有这些事实在穆勒的《原理》中都认识到了，然而《原理》还是无条件地保留了李嘉图体系。穆勒做为李嘉图经济学的忠实维护者，最主要地不是由于他忽视了李嘉图的理论和事实之间的差距，而是由于他接受了各种各样的“免疫战略”，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战略是，一旦在假设其他不变的条件中可能包含有什么特定内容，他就把这些内容抛掉。

    回顾李嘉图自己对待时间期限的模糊态度，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困难。时间期限是李嘉图体系中基本的长期作用力所要求的，他断言长期作用力支配了特定的短期的、相反作用的影响。据说农业历史地受到收入递减规律的支配，因为技术进步只可望能延缓生产食物上升成本的影响，而不能永远地克服肥沃土地的稀缺；李嘉图甚至进一步认为地主没有在食物生产中引进技术改良的个人刺激力。类似地，李嘉图承认工人会及时地比消费农产品更多地消费工业品，在这种情况下，上升的生产食物成本不一定会导至实际工资的上升和抑制利润。最后，工人可能也会开始进行“道德限制”，允许资本积累率快于人口增长率，这会再次突破已经固定下来的“静态”。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现实主义的让步：李嘉图没有理论来解释技术进步、一般工人家计开支中的构成变化以及控制家庭规模的安排。然而，说李嘉图的趋向论述指的是有条件的预言，可以用事件进程可信地对这种预言进行证伪，这也许是公平的。

    另一方面，李嘉图清楚地认为他的理论对立法者有实际的帮助，因为从可见的将来看，各种暂时的调整不会事实上对正在起作用的基本力量产生相反的作用。在一定的压力下，他以25年这样的“短期”来考察他所假定的因素的长期影响（见德马切，1970年，第255—6，263页），然而这并不是说他赞成要等25年来看看他的理论是否正确。李嘉图的方法的整个宗旨是和证实的方法、至少是和我们所指的证实的方法相反的，我们的证实是指要用证据来检验一个理论是否站得住脚，而不是简单地等着看看在我们的考虑中是否漏掉了一些有影响的情况（见奥布赖恩，1975年，第69—70页）。

    确实有人说“J．S．穆勒的方法论立场和李嘉图的并没有什么差别：穆勒只不过坚定地阐明了李嘉图含蓄地接受的‘法则’”（见德马切，1970年，第266页）。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穆勒是一个证实主义者，而不是一个预言家：检验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理论不是看它事前预言的正确性，而是看它事后解释的能力——穆勒并不是对称论题的信仰者。如果一个理论不能正确地做出预言，穆勒会说，应该研究足够的补充因素以弥合事实和这个理论所奠定的因果前提之间的差距，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这个理论能以它的真实的假设条件的本质进行，这个理论就是正确的。足以肯定的是，在《原理》中我们可以看到穆勒的这种态度在起作用。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李嘉图已经去世了25年了，而且在此之前两年谷物法也终于废除了；在后来的23年中，穆勒完成《原理》多至6版，随着再版的增加，要否定实际上李嘉图的每一个历史预言都遭到了反驳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他的预言都好象是以没有自由贸易为条件的了（见布劳格，1973年，第179—82页）。特别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现在极明显地和证据相矛盾，这是当时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接受的事实（见布劳格，1973年，第111—20页）。但是，在穆勒的社会哲学中，马尔萨斯困难隐隐地显得更大，而穆勒有点象是把它做为比较静态的命题保留在《原理》中——如果人口少了，工资将提高——与此同时又承认人口超过生活手段的趋势事实上并没有自己呈现出来（见德马切，1970年，第267—71页）。类似地，穆勒对李嘉图教条也做了同样的歪曲，说保护将提高谷物的价格和提高归给地主的租金份额（见布劳格，1973年，第181—2，208页），这就使得把谷物法的取消做为检验李嘉图体系的实验实际上变得不可能。

    甚至是那些最同情穆勒的经济学的人也同意，穆勒是一个半心半意的证实主义者。①在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嘉图的理论越来越离题之后，真正的问题是穆勒是否应该承认李嘉图的理论不仅仅是离题的，而且是无效的。在《原理》的1848—1871年的续版中，穆勒坚定地延长了技术进步能够延缓农业中收益递减规律影响的期限，从而也就延长了内在的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然而，如果我们只抓住《原理》的第一版，当然可以认为“从李嘉图的去世到穆勒的《原理》问世这段时间太短了，因而不能对李嘉图的预言做结论性的检验”，特别是人们都同意“无论如何李嘉图或穆勒都不准备用预言检验来否定他的分析”（见德马切，1970年，第273页）。而对于《原理》的以后的版本，有人会说，难道没有哪一位思想家不是过份地要求穆勒应该放弃他用了一生的时间来维护的一个整体的思想吗？穆勒的确放弃了工资基金教条，而且不管怎么说，在这一点上他做得比象享利·福西特或约翰·埃雷特·凯尔恩斯这样的他的紧密的追随者所做得更甚。然而，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给穆勒定罪或免罪，而是要正确地描述他的方法论观点和他把这些观点运用于实践的方式。

    穆勒和所有的古典传统作者一样，基本上是要求判断正确的假设，而我们将要看到，现在经济学家主要是要求预言。

    这并不意味着古典作者对预言不感兴趣；很明显，由于他们介入政策问题，他们不可能避免预言。他们主要是相信，由于正确的假设产生正确的结论，过份简单的假设，如经济人、在给定的技术状态的收益递减、在给定的工资率时非限定弹性的劳动力供应等等，必然会导致过份简单的预言，甚至在以巨大的努力来考虑有关的干扰因素时，这种预言也决不会真正和事件的进程相符合。在对事件的解释中所省略的干扰因素毕竟不只是经济性质中相对地小的干扰因素，而且也是主要的非经济因素。因此，就象穆勒已经解释过的那样，在经济学中我们检验理论的应用以判定，在允许加入非经济因素之后，我们已经考虑用来解释现实世界中实际发生的事情的干扰因素是否充足。我们从不检验理论的效力，因为，如果由于假设的效力从人的行为方面看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建立在以人所经历的、能自我提供证据的事实的基础之上的结论也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同流行的现代观点就相差甚远了，现代的流行观点认为假设不需直接地检验，虽然如果能检验的话还是有用的。现代观点还认为，如果一个理论所做出的预言被证据反复地证实的话，在最后的分析中也只是预言和经济理论被建立。①

yaohua0214

六、凯尔恩斯的《逻辑方法》

    如果对古典方法论到底是什么还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应该通过考察约翰·埃雷特·凯尔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和逻辑方法》来消除这些怀疑，这本书在1875年第一次出版，在1888年修订，当时正是边际革命活跃的时候（然而，该书只是马马虎虎地参考了边际革命）。当然，到这时我们离开李嘉图的去世已经有50到60年了，然而正象我们将到看到的，凯尔恩斯还象穆勒那样坚定地相信基本的李嘉图趋势在根本上是正确的。如果说在穆勒和凯尔恩斯之间有任何区别的话——这仅是一丝毛发之差——这个差别就是凯尔恩斯比穆勒更加刺耳和教条地否认可以通过把经济理论的含义和事实做简单的比较来对经济理论进行反驳。对此可以用两个人的个性来解释，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凯尔恩斯经历了英国历史学派兴起的时代，他显然是被这个学派的成员对古典经济学的不现实的假设没完没了地责骂激怒了（见科茨，1954年；库特，1975年）。

    凯尔恩斯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假说的、推理的科学这个有名的命题开始：它的结论“将只有在没有干扰因素的情况下才和事实一致，换句话说，它们所代表的不是实证的而是假说的真理”（见凯尔恩斯，1965年，第64页）。他引用思诺的话来争论说，政治经济学不应该被视为假说的科学，而是应该视为一种以真实的前提为基础的科学。凯尔恩斯争辩说，在政治经济学的前提中没有假说的东西，因为这些前提的基础是“人的本质和世界的可以归纳的事实”；“以尽可能小的牺牲取得财富的愿望”和“自然力的物质质量，尤其是土地，人类在土地上辛勤劳动”都是事实，“它们的存在和特征都是可以容易地弄清楚的”（见同上，第68页，73页）。从这方面看，经济学的确是比自然科学优越的：“经济学家是从终极原因开始他的研究的。他已经处在他的事业的开端，而物理学家只有经过多年的实验室研究之后才能取得这种地位”（见同上，第87页）。的确，经济学家一般地是不能进行实验的，但是他能够在他的心中进行思想实验，他甚至能进行“在土地上的直接的物质实验”（见同上，第88—93页）。因此，他的假设并不是“猜测的”，而是从观察中得出的，我们已经有了这些观察的“直接的、简单的证明”（见同上，第95页；和第100页）。因此，凯尔恩斯继续解释说，断言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假说的科学，其意思是说它是一种对事件做出有条件的预言的科学，这些事件总是受到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支配：“应该把政治经济学的教条理解为，它们并不是要断言什么将会发生，而是断言什么可能或倾向于发生，从这个意义看只有这些教条是正确的” （见同上，第69页；又第110页）。

    跟着上面的是该书对归纳这个术语的多重意思的杰出的论述，其中包括了我们自己对这个术语的两个意思的理解（上面已经提到）。伴随着这个论述的是声称，使用和归纳一分类方法有区别的假说—演绎方法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明确无误的特征（见同上，第74—6，83—7页）。由于冲击经济生活的因素的复杂性，应该经常用“经济研究所允许的那些证实”来补足经济学的假说的真理：“证实在经济研究中也是一种很不完善的实施；但是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小心地实施，它经常能够给推理论证过程提供充足的实证，能够使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结论具有更高程度的信心。”这个评论的影响不幸地被冲淡了，因为凯尔恩斯把李嘉图引证为“一个最自在地采用这种方法并取得最大的效果的作者”（见同上，第92—3页）。凯尔恩斯声称，经济学家总是希望考虑“在对更强有力的因素的作用力的调整中从属原理的影响”，认为人们毫无疑问能够建立这种原理。他举例说，从劳动力的相对不流动这个“从属原理”的影响，斯密分析了在地理上相邻的劳动力市场中同样劳动的工资差异，而李嘉图和穆勒从中得出国际价格理论（见同上，第101页）。作为一个更好的解释，他举了图克在《价格史》中的论证，图克论证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英国价格水平的变化并不和货币量变化的方向一致。凯尔恩斯认为这种现象是由存款问题造成的，长期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把银行钞票流通和总的价格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颠倒过来（见同上，第101—4页）。为了使他的观点切中要害，他还说道：

    不能认为这种不一致（在价格和货币流通之间）暗示着要走到另一个极端，会证明假如其他情况不变货币的价值和货币量按反向关系变化一这基本规律是错误的。这个规律和政治经济学中的其他每条教义一样，仍然是以同样的精神的和物质的事实为基础的，我们要不断地建立货币理论的基本原理。这种现象只不过表明了，在现实情况中，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复杂的机械现象和动力学的基本规律知识并不相对应，这会使一个初学者的期望和基本规律不一致，而我们现在所研究的事实的不一致并不会比这更大。一枚金币从高的地方穿过空气掉在地上，其速度会比一根羽毛掉下的速度更快；然而没有人会考虑否定所有落体的引力加速力都是一样的这一教义[见同上，第103页注］。

    如果我们找不到更专设的、更不合格的假设其他情况，那么我们很难找到对滥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条件的更好的描绘了。

    凯尔恩斯下结论说，经济规律，“只有通过表明原理和假设条件不存在，或者这个规律所肯定的趋势并没有和从它的假设所产生的结果相一致，才能被驳倒”（见同上，第110页；又第118页）。总之，不管是证明假设是不现实的，还是论证一个逻辑的不一致，都永远不能把一个被驳倒的预言做为抛弃一个经济理论的理由，特别是对于只能做出定质性预言的经济学更不能这样做（见同上）。①为了表明 这并不是对凯尔恩斯的意思的苛刻的解释，让我们看看他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坚持：马尔萨斯理论是一个趋向律，因此“并不和生活资料在事实上应该比人口增长快得多的教条相一致”；他的确是完全希望同意“进一步的调查表明，在大多数国家里，特别是在所有正在改善的国家里，生活资料事实上增长得比人口快”（见同上，第158，164页）。然而，马尔萨斯理论是正确的。此外他还说，没有马尔萨斯的理论所有标准的李嘉图原理都根本无法理解（见同上，第176—7页），这个评论当然提供了理解他对经济预言所采取的防守的方法论态度的钥匙。换句话说，他信奉李嘉图的科学研究方案，并且坚持认为马尔萨斯理论是这个方案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可以完成这个争论。凯尔恩斯承认，李嘉图的租金理论并没有显得正确地预言了在新殖民地的耕作制度。这种“剩余现象”要是在自然科学中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在经济学中却并不是这样。

    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如果它能够解释在研究过程中意外地出现的事实，那么这就被当做对这种科学真理的最强有力的证实。但是政治经济学的终极原理并不是以这种情况中的证据建立起来的，而是直接地求助于我们的觉悟或我们的感觉，在我们后来的研究过程中有些现象可能会自我呈现出来，但是这些原理不受任何现象的影响……假定论证的过程是正确的，经济理论也不是建立在这个论证过程之上。在这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假设干扰因素的存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既不会动摇我们对事实的相信，也不会削弱我们对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的信心。举例说，当我们面临在什么情况下租金才存在这个问题时，这个问题不会动摇我们相信一个国家的土地并不是同等肥沃的以及最好的土地的生产力也是有限的这个事实[见同上］。

    在思诺、穆勒、凯尔恩斯、甚至在杰文斯那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一个观点，即认为“证实”并不是对经济理论的检验以看看它们是对的还是错的，而不过是建立对被认为是明显地对的理论的运用边界的方法：人们进行证实以便发现“干扰因素”是否能解释在顽固的事实和在理论上站得住脚的原因之间的不一致；如果能解释，那么理论是被错误地运用了，但是理论本身还是对的。人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是否存在证明一个理论是错误的什么方法这个问题。①

yaohua0214

七、纳维利·凯恩斯的总结

    在经济思想史上，19世纪80年代被做为在卡尔·门格尔和古斯塔夫·施穆勒尔之间有名的方法争论的十年记录下来，当时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已经到达英国彼岸，并加剧了最吵闹的本土历史学家科利菲·莱斯利和约翰·恩哥拉姆的攻击。约翰·纳维利·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1891年）的目的是要把思诺—穆勒—凯尔恩斯的传统和历史学派的新主张调和起来，他从亨利·斯德威克的《政治经济学的原理》（1883年）的宽恕的方法论讨论中得到启示，并通过补充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1年）中对此和其他长期存在的教条的争论所采取的同样的态度来实现他的目的。但是，虽然凯恩斯称赞亚当·斯密是一个理想的经济学家，因为斯密在论证中采用的是抽象—推理和历史—归纳结合起来的方法，他的书中还是流露出精巧地伪装的企图去为经济学中的抽象—推理观点辩护。①他不断地强调说，甚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演绎方法都是以经验的观察来开头和结尾这个事实，尽力使他的观点讨人喜欢。同时他还提醒他的读者们说，象穆勒和凯尔恩斯这些抽象—推理方法的巨人都对历史—归纳分析做了重大的贡献，他们一方面研究农民所有权，另一方面又研究奴隶劳动。

    凯恩斯本来可以指出一个突出地反对思诺—穆勒—凯尔恩斯的经济学观点的英国异教徒的传统，①但是他不这样做，而是喜欢把斯密和穆勒做 为如何适当地运用假说—推理方法的模式使他们和李嘉图对立起来。

    凯恩斯的这本书以对思诺—穆勒—凯尔恩斯传统的充分的总结开始，凯恩斯把这一传统视为是由5个互相区别的论题组成的（见1955年，第12—20页）：（1）对实证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规范艺术进行区分是可能的；（2）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把经济事件从其他社会现象中孤立出来；（3）直接地引用具体事实或归纳方法做为经济学的起点是不合适的； （4）正确的步骤是从“人的本质的很少几个和不可缺少的事实……把它们同在其基础上产生的生理性质和人的生理构成联系起来”开始的演绎方法；（5）经济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此“政治经济学仅仅是一种趋向科学而不是事实。”最后，几乎可以称为第6个论题的是凯恩斯补充说：

    然而，穆勒、凯尔恩斯和巴奇霍特都坚持应该在科学的假说规律能运用于阐述和解释具举的工业事实之前进行观察和总结经验。因为在那之后就应该确定多大的……

    调整需要针对干扰因素的作用而做出。和观察的事实进行比较提供了对演绎地得出的结论进行的检验，使我们能够决定这些理论应用的界限[见同上，第17页］。

    他把历史学派总结为持有一种“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经济学观点也是同样地简明的：历史学派否定5个思诺—穆勒—凯尔恩斯论题中的每一个，更加上，他们对政府干涉经济事务是持赞成的而不是反对的态度（见同上，第20—5页）。①

    就象我们已经提到的，凯恩斯喜欢说经济学“必须以观察开始和以观 察结束”（见凯恩斯，1955年，第227页），他对归纳这个术语的双重含义有敏锐的感觉，他认为在一个论证的开始所用的“归纳的前提决定”和在它的结尾所用的“归纳的结论证实”采取了不同的逻辑操作（见同上，第203—4页注，227页）。虽然凯恩斯有时候说经济学的前提“只不过是对某些最熟悉的日常事实的深沉的思考”（见同上，第229页），他的书还是再次提醒我们，就象威纳尔曾经说的（见威纳尔1958年，第328页），“内省……不管在今天是不是时髦，在过去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研究的‘经验’技术，并且鲜明地和直觉或‘天生的思想’区别开来。”对于凯恩斯来说，不只是内省是经济前提的经验背景资源（见同上，第173，223页）而且“收益递减规律也能用实验检验”（见同上，第181页）。当然凯恩斯确实从来没问过这样的问题：从定义上说，内省不是一种可在人际之间检验的知识资源，那么它是如何为经济论证建立真正的经验起点的呢？他从来没有引用一个通过把一个变量放进定量的土地中来对收益递减规律进行真正的经验检验的例子，虽然黑恩利奇·冯·屠能和其他的几位德国农学家早些时候在事实上进行过这种检验。然而凯恩斯抵挡住对古典经济学家的谴责，这种谴责认为古典经济学家只不过是为了分析的方便而凭空地捏造假设，却很少关心这些假设是否现实（见罗特文，1973年，第365页）。

    凯恩斯还提供了另外的证据说，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的概念是一个对“现实人”而不是对“虚构人”的抽象。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穆勒坚持经济人是一个假说的简化的观点，这种简化是把真正暗含着经济行为的一套有选择的动机孤立出来。诺思更接近于现代的观点，认为经济人只不过是理性的假定，是使受限制的行为最大化的假设。

    凯尔恩斯恢复了穆勒的立场，强调经济人的假说远不是胡编乱造的。自从那以来，经济人被各式各样地描绘为是公理，是先验的真理，是不需证明的命题，是一个有用的虚构，是一个理想的典型，是有启发的构思，是不可辩驳的经验事实，是在资本主义中的人的典型的行为模式（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11章）。现在凯恩斯强烈地为经济人概念的现实主义辩护，认为在当代的条件下自我利益的经济行为的确是支配了利他主义和仁慈的动机（凯恩斯，1955年，第119—25页）。他认为经济学的前提并不是在“好象”的基础上选择出来的：“当纯理论是在人为的简化条件下假设发挥作用的力量时，它仍然宣称它所研究其结果的那种力量在其的确起作用的意义上是真实原因，并且在经济世界中的确以一种支配的方式起作用”（见同上，第223—4页；又第228—31，240页注）。

    然而，在为这个命题所做的辩护中没有提供证据，只有因果关系的经验主义。于是，明显地和经济人的假说相抵触的现象就干脆被允许做为这个规律的例外存在。因此，“对特定的国家或特定的地方、惰性、习惯的爱，对个人尊重的愿望，对独立或权力的热爱，对乡村生活的喜好……都属于影响财富分配的力量，经济学家可能发现这些都是需要认识的”（见同上，第129—31页）。穆勒—凯尔恩斯的非竞争等级的劳动力的教条被誉为是“对公认的价值理论的调整……

    是通过观察得出的，它的目的是把经济学理论和实际情况联系得更紧”（同上，第227页注）。

    可以肯定，只有当我们检验经济的预言时我们才能判断一套特定的假设的现实主义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凯恩斯援引了穆勒的《逻辑》：“在任何具体的演绎科学中，其信心的基础并不是一个先验的论证本身，而是在它的结果和那些其经验的观察之间的一致”（见同上，第231页）。但是甚至在这时候，他又来了一个两面保全的说法：“我们可以有一个相信我们的前提和事实一致的独立的基础……尽管事实上要获得显现的检验是困难的”（见同上，第233页）。此外，由于“在所有采用演绎方法的情况中，它（合格的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条件）都或多或少存在，”我们不能“认为理论被推翻了，因为理论作用的事例并不是专门给观察提供的”（见同上，第218，233页）。为了说明“干扰因素”的广泛影响，他讨论了取消谷物法的失败，取消谷物法导致了麦子价格立即下降，对此李嘉图早就预言。在完成他的争论时，他责备李嘉图表现了“对所达到的结论的绝对的和一致正确的过份的信心”，忽视了“时间因素”和“时期的变换，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原因的最终结果已经自己产生了”（见同上，第235—6，238页）。

    从凯恩斯在书里对“采用演绎方法中的观察功能”的很重要的论述中我们得到的观点是，不能指望这样的经济理论能得出直接的结果，它是一部“分析的动力机”，用来在每一种情况中都把细节的观察和相关的“干扰因素”联系起来（见哈奇森，1953年，第71—4页；赫希和赫希，1975年）。

    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从马歇尔的影响中得出来的。凯恩斯向我们保证说“自由竞争的假说……从大量的经济现象方面看是近乎正确的”（见凯恩斯，1955年，第240—1页），但是他并没有指出在任何特例中我们如何才能断定一个正确的近似。他的“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的一章是有些简化的，除了一些图表之外没有提到统计技术。当然，统计学史的现代阶段是同诸如卡尔·皮尔逊、乔治·尤勒、威廉·戈塞特和罗纳德·费歇尔这些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从1891年开始的（见肯德尔，1968年）。凯恩斯承认在对一个经济理论的检验和证实中统计学是基本的，但是他没有提供任何一个经济争论被统计检验解决的例子，虽然在杰文斯、凯尔恩斯和马歇尔的研究工作中不难找到这样的例子。结果，他留给读者的不可抗拒的印象是，由于经济理论的假设一般是对的，那么它的预言一般也是对的；不管什么时候如果这些预言不对，那么通过对事实进行努力的研究总会发现某些特定的干扰因素能够解释这种不一致。

yaohua0214

八、罗宾斯的《论文》

    凯恩斯和马歇尔对所有方法论差异的最后调解的希望是短命的。新的世纪刚一开始就听到了美国制度主义者的挑战声，到1914年或在此前后，凡勃、米切尔和康芒斯的著作已经产生了横跨大西洋的一整个异端的归纳主义学派；在本世纪20年代的一些时候，制度主义逐渐强大，一时具有成为美国经济思想中的支配地位流派的威胁。然而，到了30年代早期，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虽然最近新制度主义有点复活。

    正是在这时候里欧涅尔·罗宾斯认为，是以现代的语言重申思诺—穆勒—凯尔恩斯的立场的时候了，要表明正统经济学家已经做了些什么和他们还在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然而在罗宾斯争论中的要素，例如有名的经济学的手段—目的定义和宣布所有效用的人际比较的非科学特征，是从奥地利的而不是从英美的经济学传统中得来的。①

    在一个以经济学的大辩论为标志的十年，罗宾斯的《一篇论经济 科学的本质和意义的论文》（1932）作为一篇辩论的名著脱颖而出，产生了一场真正的轰动。就象在1935年第二版的前言所表明的，当时对罗宾斯《论文》的反应的内容集中在第6章里，具有坚持福利的人际比较的纯粹常规的本质。同时，在考虑到经济政策的客观性、认为经济科学是中立的争论中，罗宾斯被广泛和错误地认为在讨论政策时发布了自我否定的法令。另一方面，他的奥地利型的经济学定义——“经济学是一门把人的行为做为在[给定等级的］目的和具有可选择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抓住了人的行为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一种型式（见罗宾斯，1935年，第16—17页，弗雷泽，1937年，第2章，科涅尔1960年，第6章），这定义不久就站稳了脚跟，现在在每一本价格理论教科书的第一章中都有这一定义的回响。

    罗宾斯宣称（罗宾斯，1935年，第78—9页）：“价格理论的主要假设是个人能按秩序来安排他们的偏好，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了。”这个基本假设立即成为一个先验的分析真理，“一个我们在经济方面的行为概念的基本组成部分”和一个“经验的基本事实”（同上，第75，76页）。边际生产力递减原理是价值理论的另一个基本命题，类似地，这一原理也是从有不止一个的稀缺生产要素假设和“简单的和不可辩驳的经验”得出的（见同上，第77，78页）。因此，这些假设中没有一个是“它在现实中所对应的存在允许做广泛的争论的假设……我们不需要有控制的实验来证实它们：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它们的材料是那样丰富，以致只要把它们说出来人们就能明显地认识”（见同上，第79页，又第68—9，99—100，104页）。就象凯尔恩斯很早以前说过的，从这方面看来经济学的确有物理学的一面：“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经济学中我们基本上一般化了的东西的终极要素是通过我们直接的认识知道的，而在自然科学中这些要素只能通过推理知道。

    怀疑个人偏好假设在现实中的对应物的理由比怀疑电子的假设的理由更少”（见同上，第105页）。这当然只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悟教条，而这一直是奥地利经济学最偏爱的组成部分。悟教条总是和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怀疑相随相伴的，在罗宾斯那里也能找到这种观点：“强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比强调它们的相似所造成的危害更小”（见同上，第111—12页）。

    追随着凯尔恩斯，罗宾斯又再次否认了能够从数量方面预言经济影响；需求弹性可以显得是估计它的反面，它的估计在事实上也是高度不稳定的（见同上，第106—12页）。经济学家所处理的不过是定性的微积分，这在特定的事例中当然是可用可不用的（见同上，第79—80页）。他突出地反对历史学派关于所有经济学真理都是因时因地的断言，大骂美国的制度主义者——“没有一条‘规律’是名副其实的，没有一个永恒正确的定量的一般化东西从他们的努力中出现”——并完全赞同“自从思诺和凯尔恩斯时代以来这门科学的所谓‘正统’概念”（见同上，第114，82页）。

    另一点是，罗宾斯在“检验即将取得的答案的适应范围”的“现实主义的研究”和一个“能单独提供解决方法”的理论之间做了对比（见同上，第120页），并总结道：“某一个理论的正确是从它所做的总的假设中进行逻辑诱导的问题。但是它在给定情况中的运用依赖于它的概念对在那种情况中起作用的力量真正反映的程度，”这个论述在当时从货币数量论方面和从经济周期理论方面做了说明（见同上，第116—19页）。就象我们可以预料的那样，底下跟着的是以大量的篇幅来论述在所有的经济预言检验中所固有的危险（见同上，第123—7页）。

    在那有名和充满争论的第6章里，罗宾斯否定了对效用做人际客观比较的可能性，因为它们“永远无法通过观察和内省证实”（见同上，第136，139—41页）。几年之后，在1938年出版的对运用内省做为经济知识的一种经验源泉进行毁灭性的批评中，哈奇森指出了在接受把一个人内部的效用比较做为消费理论的有保障的基础的同时又否定把人际的效用比较做为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的逻辑矛盾（见哈奇森，1965年，第138—9页）。当然，一方面在那么大的程度上把价值理论建立在假设别人和自己具有同样的心理的基础上，而同时又否定把关于人们的福利的假设做为同一种论证的骨架，这是很奇特的。换句话说，如果在对不同的经济代理人的福利做任何推断时没有客观的方法，那么在对不同的经济代理人的偏好做任何推断时也没有客观的方法。因此，假定“个人能按一个秩序安排他们的偏好，事实上他们是这样做”，而毫无疑问“日常经验的材料”是和也是“日常经验材料”的某些消费者的行为相抵触的：尽管情况在变化，保持习惯的消费模式是刚性的；无节制的购买和受到刺激的购买同先前的偏好秩序是极不一致的；消费仅仅受到希望从经验中了解到自己的偏好的刺激，不要说消费不是受到自己的偏好而是受到一个人所感觉到的其他人的偏好的刺激，象所谓的赶潮流和势利影响（见库普曼斯，1957，第136—7页）。先验推论在需求理论中的危险并不比它在福利经济学理论中的危险更小。

    幸运的是，从罗宾斯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方法论学家对他早期的方法论主张的事后思考。在《论文》发表了近40年之后，罗宾斯出版了他的自传，在自传中回顾了人们对《一篇论经济科学的本质和意义的论文》的欢迎。他仍坚持不接受对该书的大部分批评，不过在回顾中他同意他对经济理论的假设和含义的检验问题注意得太少了：“在论经济的一般化的本质的一章中对今天所称的实在论抨击得太多了……这本书是在卡尔·波普这颗星在地平线上升起之前写的。如果我当时就知道他对科学方法的开拓性的分析……书中的这一部分会是很不同的一种写法”（见罗宾斯，1971年，第149—50页；又1979年）。

    人们对罗宾斯早期对定量研究的敌意的揭露很多，但大部分的揭露是很多主要的经济学家在本世纪30年代做出的，让我们看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8年给罗尹·哈罗德的信中的评论（见凯恩斯1973年，第296—7页，信中提到的舒尔茨是指亨利·舒尔茨，他的《需求的理论与度量》（1938年）成为早期计量经济学史的里程碑）：

    对我来说经济学好象是逻辑的一个分支，是一种思维的方式；

    你不能抵制象舒尔茨那样要把它变成一种冒充的自然科学的足够坚定的企图。一个人可以通过运用你的公理和准则取得一些很有价值的进步。但是他所取得的进步不会太大，除非通过设计新的、改进了的方法。就象你所说的，这就要求‘清醒地观察我们的制度的运转’。

    经济学中的进步几乎完全包括了在方法选择中累进的改善……

    但是一个模型的本质是，不能给其中的变量函数填入真实的量。那样做将使它做为一个模型毫无用处。因为一旦这样做，这个模型就失去它做为思维模式的一般化和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克拉彭的空拳打错了目标和如果舒尔茨能够取得什么结果的话，他的结果并不是很有趣（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些结果不会在将来的事情中适用）。统计研究的目标主要是检验模型中的关系和正确性，而不是以预言的观点填进漏掉的变量。

    经济学是一门以模型的方式思维的科学，它已融进模型选择的艺术，模型是和当代世界有关的。它是被迫成为这样子的，因为它不象典型的自然科学，在很多方面它所运用的资料都不是长期保持同质的。一个模型的目标是要把半永恒的或相对地不变的要素从波动着的暂时的东西中分离出来，以便得到一种对后者进行思考的逻辑途径和取得对时间序列的理解，特殊的事例正是由时间序列引起的。

    好经济学家是很少的，因为运用‘清醒的观察’选择好模式的天才看来是非常少的，虽然这样做并不要求有高度专门化的知识技巧。

    其次，经济学基本上是一门道德的科学而不是一门自然科学，这是和罗宾逊对立的。这就是说，它运用了对价值的内省和判断。

yaohua0214

九、现代奥地利学派

    要使人们相信经济学真理——好象它们是建立在这些天真的似乎有理的假设之上的，如有一致的偏好秩序的、要使消费最大化的消费者，面对行为良好的生产函数的、要使生产最大化的企业主，及在生产和要素市场上都活跃的竞争——要求证实只是为了检验它们在任何特殊情况中都得到运用，对于这一点没有比罗宾斯的《论文》说得更神奇更雄辩的了。然而，这也是在经济思想史上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为证实主义论题辩护了。在几年之内，证伪主义和甚至是操作主义的新风就吹遍了经济学，这风头又受到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和凯恩斯经济学兴起的鼓励（尽管凯恩斯自己缺乏对定量研究的同情）。当然，旧式的方法论原理就象老兵一样，从来不死——它们只不过衰弱了。而剩下来的经济学同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抵制了证实主义者自鸣得意的态度，在后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中有一小部分人回到了思诺—穆勒—凯尔恩斯传统的更加极端的翻版。

    这个所谓的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不是把卡尔·门格尔或欧根·冯·庞巴沃克，而是把路德威格·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做为它的圣徒。他们受到了哈耶克对“科学主义”或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进攻和他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的强调的鼓舞。但更直接的鼓舞是米塞斯的《人类活动：一篇论经济学的论文》（1949年）对人类行为学的论述，这是关于理性行为的通论，根据这个理论关于有目的的个人活动的假设是解释行为、包括解释经济行为的绝对前提，这就的确形成了一种能够为自己说话的综合的演绎原理。①米塞斯的极端的先验论主张是那样的不妥协以致人们只有读它才能相信：“把经济学安排在纯知识的和对知识实际运用的轨道的奇特和独有的位置上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它的特别的原理并不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对任何证实主义或证伪主义开放的……衡量经济原理的正确或错误的最终尺度仅仅是不须借助于经验的理由”（见米塞斯1949年，第858页；又第32—41，237—8页；罗思巴德，1957年；米塞斯1978年；里佐1978年）。

    和极端的先验论相伴相随的是坚持米塞斯所称的方法论的二元论，即认为以悟教条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之间有基本的悬殊，对不管是经济理论的前提还是含义的任何形式的定量化都剧烈反对（见米塞斯，1949年，第55—6，347—9，863—4页）。虽然所有这些据说都是思诺、穆勒和凯尔恩斯的继续，但是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认为在经济学中甚至对假定也有必要证实，这种观点是对古典方法论的歪曲而不是重申。奥地利经济学这个新分支的追随者中有默莱伊·罗思巴德、伊斯雷尔·科涅尔和路德威格·拉赫曼，总之，这个新分支的方法论的组成部分看起来是（1）绝对坚持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做为一个先验的有启发的假设；（2）对诸如国民收入和总的价格指数等所有宏观经济总量的深深的怀疑；（3）坚决反对对经济学预言的定量检验，特别是明确反对任何带有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味道的东西；最后是（4）相信通过研究市场过程是怎样收敛在均衡点上的，比象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那样没完没了地分析最终均衡状态的性质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见多兰德1976年，第5—8，19—51页）。①

    对于这些方法论宗旨中的第（4）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有很多东西值得一说，这是从哈耶克对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影响中得出来的。但是前面的三个是从米塞斯那里得来的，在大陆经济学史中带有反经验的味道，这是和科学的精神完全相异的。

    在本世纪20年代，米塞斯对货币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当然还有社会主义经济学做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后来对于经济科学基础方面的论著是那么失常和古怪，我们不得不怀疑是否有人会认真地对待这些论著。就象保尔·萨谬尔逊曾经说的（见萨缪尔逊，1972年，第761页）：

    想到奴隶，托马斯·杰弗逊说过，当他考虑到在天堂有一个公正的上帝时，他为他的国家感到不寒而栗。那么，想到过去在经济学中对演绎和先验的论证作用的夸大的宣扬——被古典作家、被卡尔·门格、被里欧涅尔·罗宾斯在1932年……被福兰克·奈特、被路德威格·冯·米塞斯夸大地宣扬——我对我的学科的声誉感到不寒而栗。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抛掉了这些东西。

    是的，我的确相信我们已经把这些东西抛掉了。


--------------------------------------------------------------------------------

①斯密在天文学方面的论文可以在格拉斯哥版的《亚 当·斯密的著作与通信》（1980年）第3卷中找到。

①关于李嘉图拒绝评论方法论的一个资料汇编，见德马切（1970年，第258—9页）和索厄尔（1974年，第118—20页）。

①请记住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找不到象穆勒构造经济人的东西。在斯密的著作里，人当然是为他们所觉察到的自身的利益活动的，但是他从不设想自身利益仅仅是由金钱的目的支配的，而且同样地也不是经常由金钱以外的荣誉、抱负、社会尊重和统治的嗜好这些东西支配的。

②拉卡多斯（1978年，Ⅰ，第18页）经过观察说道：“一个人很容易认为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不是例外情况，而是科学中的规则”（又见尼格尔，1961年，第560—1页）。

①对于经济学家采用“假定其他情况不变”这一措词的历史，参见里维特（1970年，第144—8页）。

①在布劳格（1980年，第2章）中，我就马克思自己关于经济方法论的思想做了重新考察。

①我在解释卡普兰（1964年，第97—8页）的观点：正象他所说的，“趋向律是一个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提出来的规律，只有当互相抵销的力量得到区别并被纳入考虑之后才能取得这种规律。判断一个趋向律的科学价值要看这一规律是否有效地刺激和指导寻找其他的决定因素或作用力。就这规律本身来说，它仅是一个约定的观点，当它能够保持公共信念，被认为它能最终在某些事情上实现它的表面价值时，它就能在科学世界中自由地循环。‘其他情况相同’条件并不是趋向律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允诺的另一种表述。”[对经济学中趋向律的更进一步的讨论和解释，参见弗雷泽（1937年，第3章）；哈奇森（1965年，第215—17页）。]

② 对此米达沃（1967年，第133页）评论说：“很不幸，我们在英国从小就相信科学发现反对使用和演绎具有类似或相同的逻辑特征的方法，即归纳方法——一种把思维逻辑地机械化的过程，从把我们感觉中的证据简单地宣称为事实开始，就肯定能把我们引向一般规律的真理。如果有人真的这样相信的话，那么这将是一种从智力上降低人们的能力的信念，这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科学方法论应受到大部分的谴责的原因之一。穆勒归纳方法的主要弱点是它不能把发现中的心理活动和证明中的心理活动区别开来。”

yaohua0214

①有大量的对穆勒的《逻辑》的评论。我已经发现尼格尔（1950年），安舒埃茨（1953年）和麦克雷对穆勒（见麦克雷，1973年）和对瑞安（见麦克雷，1974年，第3章）的介绍最有用。

①一致方法说“在所研究的现象中如果有两个或更多的事例只有一种共同的情况，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中所有的事例才一致，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上述现象的原因（或结果）”；差异方法说“如果所研究的现象在一种事例中出现了，在另一种事例中没有出现，这两个事例的所有情况都相同而只有一种情况不同，并且这种情况只在前一事例中出现；只有在这种情况中两个事例是不同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所研究的现象的结果或原因，或这原因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剩余方法说“从每个现象中减去通过先前的归纳得知的由某些前提所产生的结果，这些现象中的剩余就是剩下的前提的结果。”最后，伴随变化方法说“不管什么现象，如果其他现象以一些特别的方式变化时，它也以某种方式变化，那么这种现象就是其他现象的原因或结果，或者两者是通过某种因果关系的事实联系在一起的”（见穆勒，1973年，Ⅶ，第390，391，398，401页）。尽管对穆勒的四种“方法”的评论已经够多了，但是要进一步改进科恩和尼格尔（1934年，第249—272页）的评论是很困难的；又见洛西（1972年，第148—58页）。

①就象德马切（1970年，第272—3页）在他为穆勒的辩护中所表达的： “不能说穆勒总是企图用事实来检验他的理论……有时候穆勒希望和在他的推理理论同事实之间的差距共同生存……他准备用事实的资料来巩固他的理论；但历史的事实……从未被允许凌驾于理论之上而取得自己的正当地位。”

①见赫希（1980年），他非常正确地责备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当代评论家，说我们掩盖了古典证实主义和现代证伪主义之间的区别。现在我认识到，从这方面看，我早先对古典方法论的特征描绘（见布劳格，1978年，第697—9页）是令人误入歧途的。赫希还认为古典方法论是有辩护能力的，这当然是很不同的观点。

①凯尔恩斯根据他对澳大利亚黄金发现的影响的经验研究，相信他关于在经济学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定量性预言的断言是正确的；然而请参阅博尔多（1975年）的一篇论文，该文拼命地企图把凯尔恩斯的方法论和现代证伪主义者的立场等同起来（见赫希1978年；博尔多，1978年）。

①这个评论对于马克思就象对于主流古典经济学一样适用。（见布劳格，1980年，第2章）。

①这可以解释马歇尔在给福克斯威尔的信中有点象谜语一样的评论“说到方法，我看我的是处在凯恩斯＋斯德威克＋凯尔恩斯和施穆勒尔＋阿什利之间的中间方法”（科斯的引用，1975年，第27—8页）。但是那时马歇尔是一个能干的理论家，他在他所有的方法论著作里强调收集和综合事实，执着地贬低抽象理论的作用（见科斯，1975年）。

①奥布赖恩，（1975年，第66—8页；又1970年，第96—8页）把休谟、斯密、萨伊和麦克库洛赫合在一起做为一个归纳主义者集团，并把他们和推理主义者，即李嘉图、西尼尔、托仑斯、穆勒和凯尔恩斯相对比。但是这种方法是否经得住考察很值得怀疑。还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对里查德·琼斯在19世纪30年代所做的孤立的方法论的主张只是做了附带的参考。也许在这里他的直觉比那些称R.琼斯为先驱者的英国历史学派的成员们的要好：琼斯对租金的真正的研究和他的规划宣称是有区别的，他的研究并没有很多地反映对经济问题的总的归纳方法，而更多的是明确地否定李嘉图关于在地主之间的完全竞争的假设（见米勒，1971年）。

①对历史学派的总的评论，见熊彼特（1954年，第107—24页）和哈奇森（1953年，第145—52页）。对方法争论的特别的评论，见哈奇森（1973年），他做结论说：“在事实上，方法争论主要不是关于方法方面的争吵，而主要是兴趣方面的冲突，争论什么是最重要和最有趣的研究课题，是定价和资源配置分析呢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工业的广泛的发展和变化”（见哈奇森，1973年，第34—5页）。

①罗宾斯引用奥地利和德国作者的东西比引用英国和美国的更频繁，这在当时英国的经济学家中是不平常的。然而他深深地受到P.威克斯蒂德的《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1910年）的影响，这是把奥地利人的思想引入到英国经济学中的较早的企图。

①同样的观点更早地出现在他的Grundproblemeder Nationaloekonomi （1933）。

①对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很好的文献索引见多兰德（1976年，第224—7页）和利特查尔德，1978年，第82—3页）。利特查尔德（1978年，第22页）在区别现代奥地利人的特征时评论道“没有两个奥地利人在方法论上曾经完全一致……然而，在总的见解方面他们有广泛的一致，对此利涅尔已经总结道：奥地利经济学家是主观主义者；他们强调人类活动的有目的性；他们不喜欢通过强调均衡去排除市场过程的理论结构；他们对企图把计量过程运用于经济学表示深深的怀疑；他们对经济原理的经验‘物证’表示怀疑，结果对在今天的经济学界中继续存在的很多经验著作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持严重的保守态度。”

yaohua0214

第四章 证伪主义者，整个二十世纪的故事

一、极端经验主义？

    1938年，托伦斯·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及基本假定》出版了，这本书也把对波普的可证伪性方法论标准的明白介绍带到经济争论中来。哈奇森必然是早在1938年就认识到了波普的划分标准的意义，这件事本身是值得注意的：波普的《研究的逻辑》（1934年）那时候还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甚至象艾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1936年）那么有名的维也纳学术圈子的哲学思想普及也完全漏掉了波普对意义的可证实原理所作的批评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哈奇森也没有认识到波普思想的新奇之处：虽然他频繁地引用波普，但是他在制定基本标准时却不承认任何东西是从波普那儿得来的。他的基本标准是，追求“科学”地位的经济命题至少应该能使人相信它可以在人际进行经验检验（见哈奇森，1965年，第10，19，26—7，48，49，126，156页）①。哈奇森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各式各样的先验论，但是在攻击据说米塞斯和罗宾斯称正统经济学的假设是直觉地明显的时，他把事情夸大了，本来是要调整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学方法论方向的坚决的努力就这样搞糟了。

    哈奇森争论的中心观点是，所有经济命题都可以被彻底地划分为重复命题或经验命题，前者是不否认世界上任何可想象事态的发生，后者是不否认在这些事态中至少有某些可想象事态的发生（见哈奇森，1965年，第13页）。不管我们对这种科学命题的两分法会怎么想——对于这种认为所有命题都能被整齐地划分为逻辑上需要的“分析性”命题和逻辑上明确的“综合性”命题的实证主义教条，有的现代哲学家已经提出疑问（见尼格尔，1961年，第371页）——事实是哈奇森趋向于把大部分经济命题归结为重复的命题。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把只不过是把伪装定义的断言和虽然在原则上是可检验的，但实际上又蓄意蔑视现实检验的断言两者之间的区别弄得模糊不清了。

    举例说，在经济学里形而上学的“硬核”命题，例如相信价格体系能够恒定地运转来调和所有经济代理人的利益，或者所有经济代理人都根据他们的利益理性地活动，这些的确都是认为现实世界甚至在原则上也无可非议的断言，因为看起来它们并不禁止任何事件发生。类似地，哈奇森把带有不是专设的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经济命题当做重复的命题取消了（见哈奇森，1965年，第42页），而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关于现实世界的不可检验的经验断言。请考虑两种论述：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征收香烟税将会提高它的价格，和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征收香烟税将会降低它的价格；两者都不是重复的命题，因为两者之间实际上都是不可比的。就这两种论述说，它们都是关于现实的“综合的”命题，然而没有哪一个甚至在原则上是可信的，因为其他情况是无数的。因此，如果一个论述在原则上是可证伪的，它会的确否认某些可想象的事件或一系列事件。但是反过来的说法并不能站得住脚：一个论述可以否认某些可想象的事件的发生，然而甚至在原则上这个论述也是不可反驳的，所有带有不是专设的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趋向论述的确是这样。

    对哈奇森的批评是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发起的（见阿加西，1967年）。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并不是象哈奇森那样采取“分析－重复命题”和“综合－经验命题”的两分法，并且把大多数经济概念归于前一类，而是提出了三分法，分为（１）分析－重复命题，（２）综合－经验命题，不过甚至在原则上也是不可检验的，和（３）综合－经验命题，但是至少在原则上是可检验的。他们这样划分的结果是减少了归入第一类的经济概念和增加了归入第二类的经济概念。他们争论说，当事实上经济学家们所做的是不可检验的经验断言时，哈奇森却不断地批评他们表达重复的命题：“人们从他对经济理论的考察中所得到的印象是，在他那个时期大多数经济理论家除了重复命题之外几乎什么都没说，虽然他的书是在凯恩斯的《通论》之后两年出版的。然而凯恩斯毫无疑问是关心经验问题的”（见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1967年，第28页）。①

    哈奇森的主要的方法论法则是，科学的经济研究应该受到可经验地检验的论述的限制。不幸的是，对于可检验的要求指的是对经济理论的假设还是对它的预言，他是很含糊的。

    结果，他好象是强调对假定（postulates）、或我们现在所称的假设（assumptions）的检验，就象他那本书的标题所暗示的，这种印象在他回答后来弗里茨·马克卢普对极端经验主义的遣责中得到了加强：马克卢普把哈奇森当做极端经验主义者的主要榜样来引用（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143—4页），极端经验主义者的意思是，他总是“坚持用从感情观察中得来的客观资料对所有的假设做独立的检验”，从而就提出了“一个从事实而不是从假设开始的方案。”哈奇森否认极端经验主义的责难（见哈奇森，1956年），并且毫无困难地表明他书中很多关于可检验性的重要性的论述指的不是假设，而是经济学中“已完成的命题”。

    然而这本书的重点是在其他方面，甚至在该书出版20年之后在对马克卢普的回答中还含有哈奇森长期存在的罪名的暗示，即经验研究在经济学中运用于假设就象运用于理论的预言一样有用。因此，马克卢普认为，对于诸如居民户的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这样的基本假设，采用比如说对大量的消费者和企业主进行查问来进行直接检验，其结果“如果不是引人误入歧途的，也是徒劳无用的”；对这种评论哈奇森的回答是（见哈奇森，1956年，第481页）：“不管检验这个[理性的］基本假设的专设条件是‘直接地’和‘独立地’获得的，还是从对结论的专设的检验追溯到从中推出这个结论的假设‘间接地’获得的，在原则上这都没有关系。”

    但实际上这关系很大，并且关系到“原则”：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哈奇森和马克卢普分手，并且我们还将看到，和弗里德曼1953年那有影响的《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也有分歧。马克卢普把1956年的哈奇森和更多地把1938年的哈奇森称为一个“勉强的极端经验主义者”，这并没有错得太远（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493—503页）。

yaohua0214

二、再次的先验论

    然而，如果我们要对哈奇森的书做个公平的评价，我们就需要再次提醒自己本世纪３０年代先验论的力量，也就是这样一种方法论观点，认为经济学基本是从一系列假定中得出的纯演绎的体系，而假定是从经验内部得出的，经验是不会自行向外在的证实开放的。于是富兰克·奈特以整整一篇文章的疯狂而又混乱的评论来欢迎哈奇森的书的出版，表达了对被他视为哈奇森的“实证主义”的内心的愤怒，否认了在经济学中的真理有任何东西和自然科学中的真理相象，肯定了在经济学中的悟教条，①下结论说：“如果对这个评论的关键的用词加以限定，就象为了使它们用得恰当和精确所必须限定的那样，那么用任何‘经验的’步骤来‘证实’关于‘经济学’行为的任何命题都是不可能的”（见奈特，1956年，第163页；又第164，168页）。当哈奇森重申他的立场（见哈奇森，1941年）时，奈特以明确的否定回顾说，关于经济行为的命题是能够以经验检验的，因为经济行为是受到目的指导的，因此它的含义也就依赖于我们对它有目的的特征的直觉知识：

    我的观点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哈奇森先生和那么多其他的人[?]在可检验的命题和“通常意义上的价值概念”以及坚持只有具有前一特征的命题才允许进入经济理论的观点之间所做的无条件的对比是一种虚假的作做，必须干脆抛掉。可检验的事实不是真正的经济学……这种不可被检验可以认为或者也可以不认为是“太坏”；不管怎么样，它是真理[见奈特，1941年，第753页；又见拉特斯，1972年，第235—6页］。

    使人惊奇的是，早在30年代就成为奥地利资本理论的主要反对者之一的奈特，在其后来的一生中竟会直接从米塞斯那里接过他的方法论观点并让其伴随着他一生（见冈斯，1972年；赫希和赫希，1976年，第61—5页）。

    我们仍然只能说近年来哈奇森还是继续坚持波普的方法论法规对经济学是适用的，同时又要承认鼓吹方法论的一元论，几乎象悟教条鼓吹方法论的二元论一样危险。

    考虑到早期的那篇《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定》的观点，我会仍然支持经济学要有可检验性和可证伪性标准。

    然而，按1938年的标准，虽然从很多方面看来这篇早期的文章可以称为是怀疑论的著作，但是它那乐观主义的“自然主义”现在看起来是无辩护能力的：这就是，它提出“社会科学”能够并将会按象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同样的方式发展……它看起来是非常错误地引导人们坚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某种一般的相似（虽然这种一般的相似当然存在），并且断言它们之间差异的“度数”只不过是几度之差，却没有清楚地说明实际上这些差异是多么重要[见哈奇森，1977年，第151页；又见第57，59—60页；和哈奇森，1965年，第Ⅶ—Ⅹ页］。

yaohua0214

三、操作主义

    在艾尔在他的《语言、真理和逻辑》中普及逻辑实证主义的同年，波斯·布里奇曼在《自然科学理论的本质》（1936年）中重新肯定了操作主义的方法论。一年后，保尔·萨缪尔逊开始写他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的基础》它的副标题是《经济理论的操作意义》。这篇论文最后在1948年发表，并且立即被认为是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的里程碑。这主要不是因为它的方法论，而是因为它论证了有约束的最大化这种标准的假设不足以导出大多数经济预言：比较静态的方法是空的，除非专设了一个对应的动态系统，并且表明这个系统是稳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对应原理（见萨缪尔逊，1948年，第262，284页）。

    萨缪尔逊宣称他那本书的中心目的之一是在经济学里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对于有意义的原理我只不过是指，如果只是在理想的条件下做出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那么可以想象这个假说会遭到反驳”（见同上，第4页；又第84，91—2，1720—1，257页）。然而，极为可笑的是这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个操作主义。操作主义的方法论是布里奇曼奠定的，它所关心的主要是某些对应法规的建立，认为这些法规能把科学理论的抽象概念和自然尺度的实验操作联系起来。然而，萨缪尔逊所定义的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是以维也纳圈子里的语言表达的波普的证伪主义。

    萨缪尔逊进一步在比较静态论证中对自从他那时起人们所称的定性微积分和定量微积分做基本的区分。在经济学中，内生变量的变化是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外生变量的变化引起的，确定内生变量的变化量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但是萨缪尔逊认为我们必须坚持一个最小的要求，即我们能够决定这个变化的代数符号：“我们的理论的有用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经常能够确定我们的未知变量变化的性质，这个变化是由预先计划好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参数的变化引起的。事实上，从操作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的确暗示了对可观察的量的某种限制，可以想象，通过这样做它可能遭到反驳”（见同上，第７页；又第19，21，24页脚注，257，350—1页）。通过把定性微积分的标准运用于公认理论的某些支柱，萨缪尔逊得出结论说现代消费行为理论中没有多少经验的内容（见同上，第90，92，97—8，117，172页）。他也同样怀疑“新福利经济学”的主要宗旨，它声称要对福利做出有意义的论述而没有借助个之间的比较（见同上，第244，249页）。

    经济学中的操作主义研究方案的观点一直遭到马克卢普的嘲笑。马克卢普苛刻地（和也许是不公平地）理解布里奇曼的著作，把操作主义解释为要从理论框架中排除所有的精神结构，此后就很容易证明，这样做就等同于要取消一个理论中的所有数学公式。另一方面马克卢普认为，如果我们允许这种数学功能的精神操作，那么操作主义的方法论威力就受到了致命的调和：仅仅是用在自然方面可衡量的操作概念来组成的理论不会取得什么，而不过是造成关于经验的规律的低水平的一般化（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6章，特别是第179—83页）。很明显的是，如果不是受到“操作的理论”这个表达中的修饰词的感情的影响，对此是不值得一提的。不管怎么说这是萨缪尔逊的表达法，用做“经验的”的同义词。

    马克卢普甚至走得更远，否认均衡的概念可以算是“操作的”描述（见马克卢普，1963年，第56—7页）——“均衡做为一种理论分析的工具并不是一个操作的概念；企图在那种结构中发展操作的概念还没有取得成功”——这就显得失去了定量计算的意义。确实，均衡的思想只不过是预言，只要外生变量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保持不变，那么内生变量在现实世界中可观察的对应物也保持不变（见芬格，1971年）。简而言之，一个操作的理论只不过是一个可证伪的理论。马克卢普没有提萨缪尔逊的名字，但他象是暗指萨缪尔逊说：

　　要想了解用了“操作的理论”这个措词的经济学家在这个名称中的确意味着什么并不是容易的事。他们并没有为他们的名称提供任何说明或样板……当经济学家们称“操作的理论”时可能意味的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领域、和观察的资料应该有足够的联系。联系是“足够”的，如果它们允许我们……面对经验的证据让理论从属于非经常的检验[见马克卢普，1963年，第66页］。

    多纳尔德·戈登做了一个更有希望的努力来约束经济学中操作主义的意义（见戈登，1968年）。他很多方面都是从布里奇曼的方式开始，把一个操作的命题定义为意味着一个操作在原则上能够实施的命题，其结果是包括了对这个命题的检验。但是他允许把内省“操作”作为对记录、汇编和计算这些物理操作的补充（见同上，第48—9页）——就象布里奇曼允许纸笔思考的实验一样——其结果是他的操作主义定义和波普的可证伪定义几乎是没有区别的。于是他运用对应原理来重新解释萨缪尔逊的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如果在可观察的变量之间的一个函数关系有操作的意义，这个函数应该表明它在动态上是稳定的；对一个函数的稳定性的检验是定量微积分的可用性，这也就意味着与之有关的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条件是从属于一定的限制因素的。

    于是，在于一般需求曲线的通常解释中，我们认为购买者的喜好、他们的收入、价格和商品之间的紧密关系都是不变的，给定的收入和价格属于其他情况，把需求曲线限制在一定的经验上可观察的位置，而给定喜好的假设是一个经验的假说，认为需求不变，或者在可观察的时期内只有很少的变动。接着是，在原则上，在定量的计算和定性的计算之间没有适当的区分。如果我们能对产品的需求做出定性的预言，这必然是因为需求曲线能保持超过观察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我们能预告它的定量斜率和弹性。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能对需求做出定量的预言，因为需求曲线已经变动了，那么我们也不能得出关于需求变化的定性的预言。然而，实际上在定理计算和定性计算之间的区分对于操作意义的要求，或者象我宁愿说的，对于可证伪性的要求，是生死攸关的（见戈登，1968年，第50—1页）。

    这个争论似乎要建立的一个重要原理是，我们能推断某些东西的存在，象很好地定义的反向倾斜的对黄油的需求函数，只要（１）如果我们能对黄油关于它的价格变化所发生的变化从量方面正确地预告它们代数符号，和（２）如果我们能够借助对应原理正确地假设黄油市场是动态地稳定的。在《基础》中，萨缪尔逊经常依赖因果经验主义来保护条件（２），于是让条件（１）做所有获取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的工作。为了说明其要点，让我们考虑一个人所熟知的观点，有一些经济学一年级的教师用这个观点来“证明”一个命题，即在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中边际消费倾向必须小于１：如果等于或大于１，那么按这个术语的定义凯恩斯乘数将是无限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模型将显示出爆炸性不稳定的动态特征；但是现实世界并没有呈现出这种爆炸性不稳定；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必须有一个小于１的值。证毕。参考了所有这些争论，在对戈登的回答中，萨缪尔逊从他早期的《基础》中的乐观主义退却（见萨缪尔逊，1966年，第1769—70页）。他解释道，对应原理最多是一种有启发的设想，并且“在《基础》中……我作为现实世界中的一个人和因果经验主义者向前走，说出了我的意见，认为动态稳定的假说是一个我们要做的‘现实主义’的假说。我对此不再那么肯定……你的理论模型或体系将总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理想化的代表，同时又忽略了很多变量；也许正是被忽略了的变量在保持现实世界的稳定。”

    定性计算和对应原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经济理论检验中做为继后的运用（例见，阿奇博尔德，1961年；1965年；兰开斯特，1962年，1966年ａ），但是现在在这方面说得过多就离题太远了。我们必须从这里转到战后经济方法论的中心著作，这就是实际上每个现代经济学家在他或她的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都阅读过的一篇论方法论问题的文章：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1953年）。它的中心论题是经济学家不必为使他们的假设“现实”而烦恼，这就引起了一场争论的风暴，这场风暴几乎整整十年才消失。①弗里德曼的观点是那样微妙，甚至现在也难以找到两个经济学家，他们对弗里德曼说的究竟是什么会有完全一致的看法。部分原因是，这篇文章所追求的是两个很不相同的论题，它们好象都是互相做为另一个的必然结果提出来，虽然实际上它们相互之间没有多大关系。

yaohua0214

四、假设不恰当论题

    弗里德曼从列出在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之间旧的思诺—凯尔恩斯—凯恩斯区分开始他的文章，在此之后他断言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整体在实证的一边。接下去就是对统一的方法论本质的论述（尽管满页都是波普分子的味儿，但文中并没有因此而提及波普或其他的科学哲学家）：

    理论被看做是一个主要是假说的实体，对它应该用它对它所要“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言力来评判。只有事实证据能够表明它是“正确”还是“错误”，或者更好的说法，应该做为确实的东西偿试“接受”还是应该“反对”。下面我将用更大的篇幅来论述，对一个假说的有效性的唯一恰当的检验[注意这个“唯一”］是把它的预言和经验相对比。如果它的预言有矛盾（比另一种假说的预言更“频繁”或更经常地出现矛盾），那么假设就遭到反对；如果它的预言并不矛盾，那么它就被接受；如果它为解决矛盾提供了很多机会，那么人们对它就非常有信心。事实证据从来不能“证明”一个假说正确；它只能不能证明假说不正确，用有点不准确的说法，这就是我们说假说已经被经验“证实”的通常意思。[见弗里德曼，1953年，第8—9页。］

    从这里，弗里德曼又很快地转到他的主要目标，也就是这样的观点，认为用现实来证实一个理论的假设提供了一个有效性的检验，这种检验和对它的预言的检验是不同的，或者说是对预言检验的补充。他写道，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基本是错的，并且产生了很多危害”（见同上，第14页）。假说要现实不仅是不必要的，如果它们不现实的话还是一个积极的优点：“很重要……一个假说在它的假设中的描述应该是虚假的”（见同上，第14页）。这样花哨的夸大正是萨缪尔逊后来所命名的“F扭曲的极端样式”。

    很多评论家对假设的“现实主义”的评论（见罗特文，1959年，第564—5页；梅利茨，1965年，第40—1页；尼格尔，1961年，第42—4页，1968年）还远不是清楚的。有时候说经济理论的假设“不现实”，意思是说它们是抽象的。就象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的，这当然是弗里德曼的意思之一：“现实的”假设在描述上是精确的，意思是它们考虑了所有有关的背景变量，并拒绝漏掉其中任何一个。弗里德曼当然可以毫无困难地表明，绝对地说任何不是现实的真正复制品的理论都把经济活动者的行为理想化，并且过份地简化假设的起始条件，从而在描述上是不精确的。同样地，他也可以毫无困难地表明，如果简化是好理论所要求的标准，那么所有好理论都横蛮地做了理想化和过份简化。

    但是还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在一门象经济学的社会科学中假设是“现实的”，也就是说，对它们所说的经济活动者的动机我们做为一个人是不是可以理解。悟教条告诉我们，这是在社会科学中适当的理论化所迫切需要的东西。

    弗里德曼在他的文章的后面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假设的现实主义”的这种解释，并且象反对描述的精确性一样反对假设的现实主义：不管是不是企业家证明他们努力使收益最大化，或者甚至不管是不是他们认识到向他们提出的问题的极大意义，这都不是对他所称的“收益最大化假说”的“现实主义”的检验，因为一个竞争的达尔文过程保证了只有那些真正取得了最大化的人才能生存。他写道，在很多情况下“个人行为都好象他们在理性地寻求使他们所期望的收益最大化……并且有使这种企图成功所需要的资料的足够的知识”（见弗里德曼，1953年，第21页）。现在我们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来重新解释弗里德曼所写的东西，在另一种意义上理解“很重要……一个假说在它的假设中的描述应该是虚假的”，这就是要把经济活动者不可能看得很认真的拟比动机赋给经济活动者（就象假设台球手每次把台球打入网兜时都计算台球的角度和动量）；所有这些的关键都是，以拟比动机为基础的理论是不是有预言价值。这大概是我们能够要求的对悟教条的最激烈的反对了，并且这相当于工具主义的方法论：理论只不过是制造预言的工具，或者更好的说法，是批准我们所做的预言的推理许可证（见科登顿，1972年，第12—13页）。因此，经济假说中的拟比公式不只是拒绝提供把经济行为和收益最大化联系起来的任何因果机制；它还积极地排除了这种解释的可能性。

    但是还有第三种意义，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理论的假设是“不现实的”，并且大部分弗里德曼的批判家所关心的也许正是这种解释。这种情况就是，从关于经济行为的直接可觉察的证据方面看，人们相信假设是错的或极不可能的（例如，人们观察到厂商不顾经济情况而自己凭粗经验制定它们的产品价格）。然而，弗里德曼在继续否定直接检验假设的需要的同时，他的确允许“用‘假设’做为对理论的间接检验”，这是引用他的文章中很重要的但是经常被忽略的那一部分的标题（见弗里德曼，1953年，第26—30页）。这就是说，一个理论的假设从因果经验主义方面来看可以认为是错误的，但是它们可以做为一个更广的理论的内容，这个理论的结果已经过检验，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假设在一个特别的范围内可以表明是错的，但在其他范围内并不是这样。

    这就对理论建立中的假设作用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要点：这就是在其他情况中间把一个理论所倾向运用的范围确定下来。正象弗里德曼贴切地评论的：“完全恰当地用‘假设’来对一个理论经常并且错误地把握的情况进行确定，其意思可以解释为假设能够用来决定一个理论把握的情况”（见同上，第19页）。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考察一个完全竞争理论的假设以看看这个理论是否能用于卷烟工业中，因为如果这个理论是恰当地建立起来的，那么这个理论所要用之于的情况也是象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一样专门确定的；我们早就知道完全竞争理论不能用于高度集中化的卷烟工业。一旦我们取消对一个理论运用范围的任何参考，我们就使它变得无法检验，因为每一个反驳都可以遇到这样的争论，说理论被错误地运用了。但是，在介绍了这些重要的方法论划分之后，弗里德曼立即把这个观点搞糟了，他允许把完全竞争理论运用于不管是什么样的厂商，所依赖的情况是：“把同一个厂商视为它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竞争者，而在另外的问题上又是垄断主义者，这没有什么不一致”（见同上，第36页；又第42页）。换句话说，我们又再次回到对经济理论的极端工具主义解释。①在区分了三种意义，在这些意义上假设可以说是现实的或不现实的之后，现在必须补充说，弗里德曼在他通篇文章中都用加上引号的“假设”，而没有对各种各样的假设的不同的逻辑地位做一点点评论，这就加重了衡量他的含义的问题。

    他甚至没有明白地区分歧始条件、辅助假说和边界条件。对此阿奇博尔德（见阿奇博尔德，1959年ａ，第64—5页）已经指出，经济学中的假设可以指（１）对诸如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动机的论述；（２）对经济代理人的明显行为的论述；（３）对某种功能关系的存在和稳定性的论述；（４）对要考虑的变量范围的限定；和（５）提出理论运用范围的边界条件。这5个假设中的每一个的假设现实主义问题都是明显地不同的。

    同样地，梅利茨（见梅利茨，1965年，第42页）区分了“辅助性”假设和“生殖性”假设，前者和理论的假说连在一起，目的是简化理论的逻辑结果，后者是为了取得假说本身。尽管事实上每一个假设都可以为两种功能服务，这依赖于所研究的特别的预言，但是有些假设在经济学中经常被用于特定的功能：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是典型的辅助性假设，而利润最大化是典型的生殖性假设。虽然两种假设的“现实主义”都可以是中肯的，但是对于检验一个理论来说，在辅助性条件和现实之间的差异比起生殖性假设对“现实主义”的缺乏来，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后者通常可以做多种不同的解释。只要这样说就够了：由于从一开始就不加区别地运用假设这个术语，整个假设不恰当论题就给搞糟了。

    马克卢普给弗里德曼以救援，区分一整类的假设、假定，或基本的假说：“‘启发原理’（因为它们在分析中用做有用的指导），‘基本假定’（因为它们没有受到时间因素的挑战），‘有用的虚构’（因为它们不需要用‘事实’来肯定，只是在‘拟比’论证中有用），‘步骤法则’（因为它们是关于需要遵循的分析步骤的分解），‘定义假设’（因为它们被当做纯分析的规矩）”（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145页）。在任何理论中，这些类型的基本假设必须用他所称的“假设的条件”来补充，这就是，起始条件被确定为事例的样板，背景的样板和经济的样板，理论就要运用于这些样板，并且将为了检验的目的对从这些样板导出的结果进行推断（见同上，第148—50页）。他同意说为了证实一个理论（他经常说证实而不是说证伪），“假设的条件”必须和可观察的情况相对应，但是他给所有的基本假设免除了这种仔细察看。消费者能够按一致的秩序排列他们的偏好，企业主在同样风险的情况下宁愿要更大的收益而不是更小的收益，这些基本假设“虽然是其经验认为有意义的，但是不需要独立的经验检验”（见同上，第147页）。马克卢普说，对它们进行这种直接的、独立的检验不但是“没有理由的”，而且甚至是把人“引入歧途的”，因为“可以把［最大化的］基本假设理解为一种理想化，它们的结构和操作的概念是远不相同的，已经排除了会由证据引起的矛盾”（见同上，第147页）。马克卢普承认，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假设是不可侵犯的，如果并且当有一个更满意的理论体系可用时，它们将连同它们做为其中一部分的理论体系被否定。

    总之，马克卢普的观点是，一个理论，甚至在人们已经知道它的基本假设是假的的情况下，也是不能完全被否定的，除非能够并且已经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理论。他承认一致的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行为的假设与某些消费者和企业主的事实是矛盾的（见同上，第498页）。就象他所看到的，问题是对于特定的预言来说，比如利润最大化行为，我们不知道例外的有意义的偏离有多大。因此我们应该“把最大化行为做为一个有启发的假定来接受，并且牢记演绎的结果有时候会和观察到的资料很不一致。重复说一遍，我们可以用经验来检验，如果人们的活动总是象经济学家们所不合理地假设的那样去活动，那么就要看看人们活动的结果是不是在大部分时间内都合理地接近于经济学家所期望的样子”（见同上，第498页）。①按照马克卢普，这就把方法论的阵营划分为，一边是极端的先验主义者，如米塞斯、奈特和罗宾逊；另一边是极端经验主义者，如哈奇森；而处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的有佐西恩、萨缪尔逊、兰格、弗里德曼以及可能还有他自己：

    “他们中没有一个认为没有可以引起他们放弃他们的理论的可信的证据，并且他们中也没有一个愿意对他们的基本假设做独立于命题的经验检验，当运用理论时，假设和命题总是联合在一起的”（见同上，第495页）。

    因此最坏、最狡滑的人是，他坚持把对基本假设的直接证实做为对一个理论的正确性的批评性检验，而这种检验又是先于或者独立于该理论的预言的。但是有过这样的大坏狼吗？弗里德曼的批评家认为，（１）准确的预言并不是一个理论正确的唯一的适当检验，即使是的话，也不可能区别出真相关还是假相关；（２）取得假设的直接证据并不一定比取得用来检验预言的市场行为资料更困难，或更甚者，考察假设的结果并不比检验预言的结果更模糊；（３）检验假说的偿试可以产生一种重要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可以帮助我们解释预言检验的结果；和（４）如果对含有明显地违反事实的假设的理论进行预言检验是唯一我们能够做到的，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求对这个理论进行极为严厉的检验。①

    为了突出（２）和（３）两点，让我们在假设“检验”的含义上花点时间。现在，人们可能同意任何对实业家的查问，象他们是不是寻求利润最大化，或者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或者以厂商资本成本来折算资本项目收益，这种企图必然要产生模糊的回答，他们的述说将通常依靠正是那些在研究的问题来解释。但是其他的提问是可能的：不是“厂商的目标是什么？”而是“在做战略决策之前所收集的是哪些信息？”或“这些决策事实上是怎样做出来的，在厂商内部战略产出和投资决策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是怎样解决的？”传统的厂商理论把厂商当做好象一个“黑盒”，没有揭示其内部的决策机制。一个寻求把光亮投到“黑盒”的本质上的提问肯定必须阐明检验经济行为的黑盒理论预言的企图，并且不管怎么样，没有这种提问，对理论预言的检验几乎象检验假设一样困难。

    足以令人惊奇的是，弗里德曼确实承认这个观点：他在他文章中的一个地方提到，问商人他们在做什么和为什么他们要那样做“做为检验经济假说的确实性的手段几乎是完全没用的”，虽然在“建议人们抓住对预言和观察结果之间的偏差的解释”方面，这种提问可能是有用的（见弗里德曼，1953年，第３１页注）。于是看起来，检验动机性假设在证实理论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这是要点（１）；更进一步，在解释预言性检验的结果时可以证明以上是富有生产性的，这是要点（３）；从要点（３）又可以推论出要点（２）。的确，重读弗里德曼的文章使我们感到印象最深的是，在事实上他非常小心地从来不说假说的现实主义是不相关的，除非在前面加上一个大部分地的副词。换句话说，他避免极端样式的不相关假设论题，或者说避免萨缪尔逊给了绰号的F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