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yaohua0214

二、方法论和历史

    对库恩的书的讨论已经完全把我们带回到关于规范的科学方法论和实证的科学史之间的关系这个老的难题中来，这个难题缠着科学理论的公认观点已经超过了一代人。这个难题是这样的：如果相信有可能写一部“象事实上所发生过的”科学史而不带任何区分“好的”科学和“坏的”科学的偏见，不带任何关于可靠的科学实践的先入之见，那么在写知识的历史时就会犯推理谬误。如果波普关于推理的神秘的说法是对的，那么那些想告诉人们“它是什么”的人将发现自己结果被驱使去告诉人们“它应该是什么”：由于用这一方式而不是用另外的方式来陈述历史，他们必定会把他们暗含的关于科学解释的本质的观点显露出来。总之，在科学史上所有的陈述都装满了方法论。

    另一方面，看起来所有关于科学方法论的陈述也同样装满了历史。鼓吹某种科学方法的优点而却完全忽略了现在或过去科学家们是不是事实上运用了那种方法，这种做法完全是武断的；事实上波普也发现他不可能不引用科学史作为他的方法论观点的部分证据。这样，我们就显得是陷入了恶劣循环，这个循环暗示着我们既不可能摆脱方法论而完全进行编纂科学史的描述，也不可能进行与历史无关的纯科学方法论的描述。①我想，并没有真正的逃脱恶劣循环的出路。为了证明这个断言是正确的，我们需要参考拉卡多斯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很清楚地是筹划把恶劣循环转变为良好循环。拉卡多斯在一系列文章中把波普的科学哲学发展和延伸为历史研究的批评工具。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在1968—1971年间发表的，在其中他引用了康德的名言中的一句译文作为他的格言：

    “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虚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愚昧的。”（见拉卡多斯，1978年，Ⅰ，第102页）这句格言充分地表达了我们所讨论的难题或恶劣循环。

yaohua0214

三、科学研究框架

    波普的科学方法论是一种进攻的方法论，因为按他的方法论标准，很多被称为“科学”的东西都由于在方法论上不可靠而被抛弃。库恩的方法论则是一种防守的方法论，因为他的方法论是寻求为科学实践辩护而不是对之批评。①

    在另一方面，拉卡多斯的著作可以被理解为是把波普的与历史无关的（如果说不是反历史的）、进攻的方法论和库恩的相对的、防守的方法论调和起来，然而这种调和仍然是坚定地留在波普主义者的阵营里。②对于科学的认识拉卡多斯比波普要“软”但是比库恩要“硬”得多。他总是更多地倾向于批评借助于好的方法论的坏科学而不是去评价期求于科学实践的方法论思索。

    就象对于波普一样，对于拉卡多斯来说，方法论本身也不能为科学家解决科学问题提供一本法则；与方法论相联系的是评价的逻辑，是评价完全清楚明了的理论的一套非机械的法则。然而，和波普不同的是，评价的逻辑曾经同时被拉卡多斯当做历史的理论意欲对科学的发展进行反思。作为规范的科学方法论，评价的逻辑是不能用经验来反驳的，因为它是从独特的认识论观点中得出的。但是作为历史的理论，断言说在过去，科学家的行为确实是经常和可证伪方法论一致的，那么评价的逻辑完全是可以反驳的。拉卡多斯好象是说，如果科学史是符合规范的方法论的，那么除了哲学的理由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理由赞同证伪主义；如果两者是不相符合的，那么我们就有了抛弃我们的规范原则的理由。换句话说，拉卡多斯坚持我们不能最终回避借助明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来考察科学史，以便了解在事实上矛盾的范围有多大。①

    拉卡多斯从否认个人的理论是科学评价的合适单元开始他的论述；他认为，什么应该评价，什么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评价，这或多或少是互相联系的一簇理论或者一簇科学研究（SRP）。②当对特定的研究战略或科学研究框架进行证伪时，这些战略或框架就会在其辅助的假设下发生变化，波普曾认的方法论上的判定”，硬核是不可反驳的，它除了包含纯粹的形而上学式的信仰之外，还包含“正面启发”和“反面启发”，事实上这些启发是由一系列的“做”和一系列的“不能做”组成的（见拉卡多斯，第49—52页）。保护带包含了科研框架的灵活部分，硬核正是在这里和辅助性假设结合起来形成了特定的可检验的理论，由此科研框架才赢得了科学的声誉。

    很清楚，象硬核和保护带这样的术语是由于对它们天真的联想而选捡出来的。然而，让我们注意在拉卡多斯的纲要里，没有哪一个实证主义者执意要一劳永逸地摆脱形而上学。

    就象波普一样（见波普，1965年，第38页），拉卡多斯已相信不带有形而上学的做法的科学发现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科学的形而上学小心翼翼地在硬核里藏了起来，很象是在玩扑克游戏时，牌子在分牌的人手中藏了起来那样，而真正的科学游戏却以牌子的形式在玩牌人的手中发生，也就是说，可证伪理论藏在保护带中。①

    拉卡多斯认为，波普的可证伪标准并不仅仅是要求一个惊人的观点，他说所有科学史都可以类似地描述为科学家对进步的科研框架的偏好超过对退步的科研框架的偏好，这是一种“理性”偏好，看起来这是由于在进步的科研框架中所得的内容总是超过所失的内容，他把任何按这种偏好去做的企图都定义为科学史的内在性（见拉卡多斯，1978年，第102页）。

    通过对比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看到，外在的历史也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把它和外在的这个词语联系起来的所有来自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正常压力，而是任何科学家没有按照科研框架方法论活动的例子；例如，当退步的科研框架比进步的科研框架更简单时，人们就偏爱于选择前者。拉卡多斯从不妄说有朝一日内在的历史会变成全部历史：这样说将暗含着科学家总是完全“理性的”，这就成了库恩主义的命题了，他是不会接受这种命题的（见拉卡多斯，1978年，第130，133页）。他承认，根据历史的证据，认为全部科学史都能用纯“内在的”理性重新构造来解释的观点也许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劝告我们在采纳外在的历史之前优先考虑内在的历史。

    拉卡多斯还劝告说，我们所能采取的二中择一的做法是，“在正文中叙述内在的历史，而在注脚中指出，从内在历史重新构造的角度看，事实上的历史是怎样地‘行为不当’的”（见拉卡多斯，1978年，第120页）。他本人在写尤勒的多面体数学原理史这本著名的著作时遵从了这种劝说（见拉卡多斯，1976年）。①

    拉卡多斯设想，按这种方式写科学史事实上只需要很少的注脚来提及外在的历史。

    为了回答拉卡多斯对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的诬蔑，库恩缩小拉卡多斯的理论和他的理论的差别，说：“虽然他的术语和我的不同，他的分析工具则恰如所需地和我的相近：硬核，在保险带中发挥作用以及退步情形和我的范例、正规科学以及危机是很靠近的同义词。”（见卡恩，1970年b，第256页）。然而，库恩坚持说“拉卡多斯所想象的历史根本不是历史，而是用哲学杜撰出来的例子。按这种做法，历史基本上不再对先前的哲学地位有丝毫影响，因为正是哲学排外地塑造了历史”（见库恩，1971年，第143页）。拉卡多斯回答了这种争论，声称自己的科学史编纂学方法完全能够在事后指出新颖的历史事实，按照现在的科学史学家的方法，这些事实是没料到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编纂的研究框架方法论”将通过科研框架方法论自我维护：当和仅当这个框架促使发现新颖的历史事实时，这个框架就被证明是“进步的”（见拉卡多斯，1978年，Ⅰ，第131—6页）。这样，方法论的好坏就处在检验之中：要看看这种方法是不是更富有成效地构思了自然的或社会的科学史，这种科学史不是象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那样，把每几百年的科学历史分割开来提炼所得神分裂症，特别是由于拉卡多斯无论是对科学家、对学术刊物还是对科研基金都没有做特别的时间限制。费叶拉本德骂道（见费叶拉本德，1976年第324页注），“一个贼想偷多少就能偷多少，而警察和公众却因为他对谁都告诉说他是一个贼就赞扬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人们可以评评这种轻浮的观点。”

    很清楚，拉卡多斯努力把评价和建议分开，坚持显然是规范的严格的科学方法论，然而他的方法论在科学史上是不是能够成为科研框架的基础，必须由它的经过严格检验的成功或者其他失败、甚至是重大的失败来判断。①

yaohua0214

四、费叶拉本德的无政府主义

    在拉卡多斯的著作中有很多弱化波普主义的“进攻性”特征和放宽他的方法论所容许的界限这种趋势。其他近年的对公认观点的批评家，例如汉森、波拉尼和图尔明，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趋势，费叶拉本德在这方面走得更远。②

    所有上述批评家都反对实证主义对“发现的来龙去脉”和“证明的来龙去脉”的划分（特别请参见图尔明，1972年，第478—84页；费叶拉本德，1975年，第5，14章）。当然，他们也同意不能把对理论的逻辑的和经验的证明简化为对理论的历史渊源的阐述，但是他们完全拒绝把正当的事后评价和对理论起源的研究分离开来。换句话说，他们都跟着库恩和拉卡多斯反对波普主义的属于完全脱离历史的科学哲学的科研框架，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更加重复地强调科学知识的基本是公共的和合作的性质：从可回答的结果的不确定性看，在人与人之间的可检验性是科学的特点，单是这一特点就使科学和其他人类思维活动区别开来。甚至在波拉尼的《个人知识》这本标题突出的书里，关于科学的基本论点和标题也是矛盾的：不管是什么科学知识都不纯粹是个人的知识，个人知识是不能传达给其他人的（例见波拉尼，1958年，第21，153，164，183，292—4页；又见齐曼，1967年，1978年）。

    对于个人的知识是不是能够被强迫传达给其他人这种观点大家可能会有争议，但是对于科学理论应该以观察来评价的思想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因为这至少在原则上是适用于所有观察者的。然而，一旦承认这一点，对科学理论的评价将会被新的观察所改变就立即变得很明显，其结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演化因素就悄悄地潜入了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之中。于是，波普主义者对“遗传谬误”的攻击，历史的渊源和经验性的正确之间的搅混，都接踵而来了。

    在科学理论新观点中的另一个固执的看法是认为所有经验性的观察都必定是装满了理论的，甚至普通的感知活动，例如看、触、听，都是深深地以先前的概念化为条件的；汉森认为这是一种固定的观念（见汉森，1965年，第7页），他说：“人们所要看的东西比满足眼球所需要的要多得多。”①从这一特别的方面看，科学理论的新观点向着波普的观点方面靠拢。波普很早以前就很欣赏这个矛盾，即一方面要求以可观察的理论预言来对理论进行有魄力的检验，而同时又承认所有的观察实际上都是用理论来解释的。波普不躲避这一显现出来的矛盾，而是明智地拒绝对观察这个术语下定义：“我认为（观察）应该作为一个不确定的术语使得它在使用中变得足够精确。”（见波普，1965年，第103页；又第107页注）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总象是一种使人绝望的劝告：看来是给了我们外衣，结果却发现这外衣是透明的。②但是那些吸取了杜海姆的不可驳论题的意义以及拉卡多斯主义关于所有检验都涉及到在事实和两个对抗理论之间的三角斗争的教训的人，他们在前进中将承认经验观察都充满理论的性质。

    是的，事实或多或少是带有理论的，但是事实不必要完全由它们所支持的理论来组成。看起来有三种事实。有的事实是人们观察到的事件，在那里观察是大量的或自供证据的，因而人们所追究的事实通常是绝对地被接受的。但是还有的是推断的事实，例如原子和基因的存在，这样的事实并不确实是直接的经验资料，然而这样的事实是以不可辩驳的事实的地位为依据的。最后，还有更多的假说的事实，在那里证据既是可疑的又是受竞争性解释支配的（例如，心灵感应，吵闹鬼和ＵFＯ景观）；世界当然充满了神秘的“事实”，这些“事实”还有待于理性解释（见米切尔，1974年）。总之，事实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理论的，因为即使在人们所追究的某种理论是假的时候，事实还可以是真的；事实和很多理论在低水平上也许是一致的，然而在高水平上又是互相抵触的；在细察事实的过程中总是牵涉到更多和更少地易错的理论之间的相对比较。一旦我们承认我们得不到完全的确定的知识，在我们观察现实世界的方法的那种深刻的理论性质中就没有什么固有的不满意的东西了。

    然而，如果我们把装满理论的事实这个概念和库恩主义的关于在接续的理论、范例或科研框架中内容的丧失从而竞争的理论体系之间即使不是严格地没有共同的衡量尺度但也难以比较这个观点联系起来，我们就会达到一种状态，在那里不管在互相抵触的理论之间进行什么样的理性选择都显得没有基础。费叶拉本德在《反方法》一书中以极大的智慧和雄辩进行争论的正是这种理论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他甚至说对于他的态度用“轻率的达达主义（Dadaism）”比用“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来描述更好（见费叶拉本德，1975年，第21，189—96页）。费叶拉本德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的智力发展被很好地描述为“一个从极端波普主义的波普到极端库恩主义的库恩的旅行”（见巴斯卡，1975年，第39页）。

    《反方法》一书所争论的首先是，不管科学方法论的圣典是怎样看起来有理的和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这种圣典对科学史的某些侵犯都不是无罪的；更甚地，某些伟大的科学家只有通过精心地打破稳固的科研框架的每一个法规才取得了成功（见费叶拉本德，1975年，第23页；又第9章）。该书所争论的第二点是，关于科学是通过把旧的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新的特例和更一般的理论而发展起来的论题是一种神话：在对抗的和科学的理论之间的重叠是如此之小，使得甚至是复杂的证伪主义也被迫在理性估价中抛锚（同上书，第177—8页）。第三点是，不管人们对科学进步是如何想象和如何衡量的，它都不可阻拦地发生了，因为科学家从来就不会被任何科学哲学所羁绊：科学哲学只不过是某种“冒牌的东西……它没有一个发现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不会阻止进步的唯一原则是：“顺其自然”（见同上书，第302，23页）。

    费叶拉本德坚持说，科学“比它的方法论想象更‘草率’和‘非理性’”；更有甚者，没有什么划分标准能够有用地把科学和非科学、理想主义或神话区分开来（同上，第179，297页）。他解释说，“顺其自然并不意味着没有理性的方法论原则，而是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普遍的方法论原则，我们将会象‘顺其自然’一样空虚和不确定；‘顺其自然’并不表达任何我自己的信念，而是对理想主义者的危险境地的一种诙谐的总结”（见费叶拉本德，1978年，188页；又127—8，１４２—3，186—8页）。总之，费叶拉本德并不反对科学中的方法，而是反对普遍性的方法，他也反对自己的忽视方法的劝告（“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达达主义者，一个人就还必须是反达达主义者”）。

    但是，费叶拉本德并不只是想把方法论的重要性降低到适当的地位；他的芒刺所对准的真正靶子是科学本身的压制性影响，特别是对准认为科学的建立使科学本身能够发现揭示真理的正确方法这种假设：国家和科学应该分开，以便父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在公立学校里学习魔术而不是科学，如果他们有这种愿望的话（见费叶拉本德，1975年，第299页）。最终的、更高层次的唯一价值是自由而不是科学。正象一个批评家所说的：“对于费拉本德来说，唯一名符其实的自由是按自己的方式做自己的事”（见巴斯卡，1975年，第42页）。在最后，费叶拉本德的《反方法》一书终于以爱的力量的哲学代替了科学哲学。①

yaohua0214

五、回到最初的原则

    象费叶拉本德一样极端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自愿主义，不但成功地消灭了它自己的分析和建议，并且也消灭了认为它有所贡献的课题，而我们又想从这些东西中得出什么呢？经过许多世纪的对科学进行系统的哲学归纳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必须下结论说，科学等同于神话，科学中的一切都象梦一样消失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占星术并不比核物理学好或者坏——不管怎么样，对于相命，占星术总有一些应验的证据，它从一个人降生时星座的位置上预言了个人的职业选择；①巫婆能够和电子一样真实——其事实是两个世纪多来很多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巫术（见第45页，特雷弗－罗珀，1969年）；的确一直有外层空间的超人在拜访我们，因为冯·达尼肯这样说了，他运用的是古老的验证戏法，这种戏法不需要参考其他得到很好地证实的解释；埃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想让我们相信，金星是大概在公元前1500年由木星发射的，差点和地球相撞，只是在公元前800年左右才固定在现在的轨道上，如果考虑到当代的灾难就可以认为这种说法说明了圣经或多或少是正确的；②植物有感情，能接收人类的谈话；③信念医疗等同于现代医学；作为对无神论的回答，唯灵论又回到商业中来。

    如果我们抗拒上述基本含义，那么我们就要充分清楚这种抗拒力是不能以认识论这块假定的稳固基岩做基础的。我们也不能依赖实践，正象列宁主义者喜欢说的那样，社会集团的实践是以特定的思想为基础的，因而我们是不能依赖这种实践经验的；实践将会证明麦卡锡的反共产主义和耶路撒冷草案的反犹太主义是正确的，这就象相信在莫斯科审判中判定托洛斯基分子的阴谋一样容易，这只不过是愚弄大众舆论的想象的罪名。①我们能给顺其自然的哲学的唯一回答是科学的典范所提供的诫律。尽管有所有的那些不足，科学还是迄今人类所设计的意识形态系统中唯一自我反省、自我纠正的系统；不管知识的惯性，不管内在的保守主义，也不管等级的封闭以把异教徒迫于绝境，科学社团还是保持忠于知识竞争的典范，在那里不允许有证据和辩论之外的其他武器。个别的科学家有时候是缺乏那些典范的，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社团就是开放社会中的范例。

yaohua0214

六、方法论的一元论问题

    在说到科学时，我们至此还很少提到社会科学，更少提到经济学。然而，为了完成我们后面要分析的经济方法论的背景工作，我们现在必须提出一个在社会科学哲学中的著名的问题：有没有一种科学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科学而不管它们的学科内容，或者社会科学应该运用它独有的探索逻辑吗？有很多社会科学家从科学哲学中寻找如何更好地模仿物理学、化学和生物，但是也有一些社会科学家相信社会科学对自己的学科内容有直觉的理解力，而自然科学家是有点反对这种理解力的。甚至那些坚决地坚持所有的科学都必须遵循同样的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家，有时候为了在社会科学中得到正确的解释也制定特殊的探讨方法。因此，波普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首先宣布了方法论的一元论教条——“所有理论的或一般化的科学都（应该）采用同样的方法，不管它们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然后就为社会科学规定了一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社会理论的任务是以描述的和唯名论的方式仔细地建立和分析我们的社会学模式，以个人的方式，根据他们的态度、期望、关系等等。”（见波普1957年，第130，136页）。所有这些至少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有点混乱的。

    让我们从对关于科学单一体的教条或我们所说的方法论的一元论的争论进行分类开始。没人否认社会科学经常使用和自然科学中通常的方法不同的研究技术，例如，和很多自然科学中有控制的实验室实验技术相比，在人类学中用的是现场观察技术，在社会学中用的是社会调查技术，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用的是多变异统计分析技术。然而，如果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技术之间的差异并不比自然科学中各个学科的研究技术之间的差异大，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方法论的一元论并不是和研究的技术有关，而是和理论的“证明的来龙去脉”有关。一门科学的方法论是接受或者拒绝这门科学的理论或假说的基本原理。因此，认为社会科学应该采用和自然科学有区别的方法论，就是鼓吹认为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或者假说在方法上应该是正确的，而这种方法和证实关于自然现象的理论和假说的方法有极大的不同，这种观点是惊人的。对这种方法论的二元论的绝对的否认，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方法论的一元论。

    对于上述教条有一个旧的和一个新的反对观点。旧的反对观点是某些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的观点，他们属于新康德学派，他们的观点是围绕着Verstehen（文化知解）或“悟”这个概念的。旧的观点来自维特根斯坦的某些晚期著作，这些著作是关于人类活动的，这些活动好象总是由社会法规控制着。让我们挨个来看这两个观点。

    德文Verstehen这个词指的是通过直觉和神入的方法来自内在的理解，这是和通过观察和计算的方法来自外界的知识相对的；换句话说，第一人称的知识就象我们的人类同类一样是易于理解的，而第三人称的知识可能没有任何对应物，但是能用人类的术语来描绘。很显然，自然科学家拒绝这种亲临其境的、第一人称的知识，因为他们不能想象这种知识是否和原子或分子一样。①但是社会科学家总觉得他们是和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他们所分析的人类活动者他们能够富有同情心地设身处地，能够把自我的反省作为关于这些活动者的行为的知识的源泉，采取这种方式他们就有一种超过学习自然现象的学生的长处。“悟”不但是社会科学中的充分解释的一个必要特征，从而使象斯金纳的行为主义那样的心理学变得不合格，而且和自然科学家的门外汉的知识相比，它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源泉。

    “悟”教条的方法论困难和把自我反省作为关于人类行为的证据的方法论困难是一样的：我们怎么知道对于“悟”的某种特别的用法是可靠的？如果我们向一种特别的神入活动挑战，神入者怎能证明他们的方法是正确的？如果证实神入的方法能够独立地建立，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方法通常是很冗长的。此外，我们可能会怀疑社会科学家是不是真的借助于过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从反省和神入中获得的，因为第一手的知识创造了如何处理既精心而又不明智地错误引导的报告这种讨厌的问题。相应地，要为直觉和神入制造一个事例作为社会科学家可用的知识的额外的源泉也是很容易的，这样做有助于适用于人类行为的假说的发明，但是要在“证明的来龙去脉”中支持“悟”的社会科学是很困难的（见尼格尔1961年，第473—6，480—5页；拉纳德，1966年，第72—3页；莱斯诺夫1974年，第99—104页）。

    彼特.温奇在他的那本人们讨论得很多的《一种社会科学的思想》（1958年）中强烈地、甚至是荒唐地叙述了新的反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和马克斯·韦伯的某些方法论思想、特别是他的思想样板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而思想样板的观点又是和人的代理人从属于他们的活动这样的含义联结在一起的。①这种思想的主线是，上述含义并不是一个开放给因果分析的范畴，由于法规引导的人的活动形成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社会科学中的解释不能以自然的原因和结果来解释，而是应该以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来解释。换句话说，适合于社会研究的知识只能从“学习法规”中得到，在学习法则的过程中又使我们进一步知道其内在的现象，使我们有行为和那些法规相一致的经验。于是，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新的反对观点最终和“悟”教条这个旧的反对观点揉合起来了；这两种观点都从属于同一的批评，即，对于和法规支配的行为有关的断言，我们没有在人与人之间可检验的方法（见拉纳德，1966年，第81—3页；莱斯诺夫，1974年，第83—95页；瑞安，1970年，第1，6章）。

    “悟”的问题和法规引导行为的丰富含义是直接而的确又很混乱地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个波普主义原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原理坚持认为，只有从个人的信仰、态度和决策方面看，对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现象的解释才能被视为是充分的。这一原理是和恐怕还没有站住脚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原理相对的，后者假定社会整体有它自己的目的和功能，而这些整体的目的和功能是不能简化为组成他们的个人的信仰、态度和活动的。波普在他自己的著作里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强调并不明确（见阿拉曼，1976年，第166页），在本世纪50年代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大的辩论，但是波普本人并没有参加辩论。①

    争论成功地清除了不可避免地缠绕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绝对性周围的某些混乱。看起来早在1908年熊彼特就发明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表达，他还是第一个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政治的个人主义”区分开来的人，前者描述的是经济分析的模式，这种分析总是从个人的行为开始，而后者表达的是政治的纲领，在这种纲领中对个人自由的保留成为检验政府活动的试金石（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472页）。波普在这方面的区分并不象熊彼特那么清楚，因而他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辩护，或者干脆说他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批评，有时候就不合逻辑地和为政治的个人主义的辩护缠在一起（见波普，1957年，第76—93页）；在弗里德里奇.哈耶克早期对“科学主义”的批评中（见弗里德里奇.哈耶克，1973年）也可以看到和熊彼特相同的倾向，看来是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盲目的模仿（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514—6）促使波普形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②类似地，如果不是波普自己，波普的很多追随者也从人们所谓的“本体论的个人主义”中推究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其命题是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由个人创造的，从而集合的现象只不过是从真正的个人决策中推究出来的假定的抽象物。但是，虽然本体论的个人主义很显然是真实的，它也不一定关系到我们应不应该研究集合的现象，也就是关系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一个明显的解释是把它和一个这样的命题等同起来，这命题就是所有社会学的概念都可以并且应该简化为心理学的概念。但是波普把这种解释宣称为心理说。然而，波普对心理说的攻击已被发现是没有说服力的，在这方面的许多争论在事实上已经转到对不可简化的“社会的事实”或制度和也许可以简化的“社会的规律”进行区分上来，从这方面看，可以认为波普坚持社会的规律可以简化为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幸的是，波普还认为“理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追踪有意的人类活动的无意的社会反响”（见波普，1972年b，第342页；又第124—5页；1962年，Ⅱ，第95页；1972年a，第160页注）。但是，怎么可能没有正常的社会规律，也就是关于整体的前提怎么会不超过组成它的各部分的前提的总和呢？毫无疑问，在霍布斯和洛克时代，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理论的个人主义，的确最终形成了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的无意结果教条，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什么理由说对个人活动的无意的副产品的研究现在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的必要的或甚至是主要的特征。但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又是什么变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专横呢？

    从上面的观点看来，注意一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严格的解释（或者在这方面的“悟”教条）在经济学中意味着什么是很有益的。实际上，这种解释将排除掉所有不能简化为微观经济学命题的全部宏观经济学命题。由于至今只有很少宏观经济学命题做了这种简化，所以，几乎整个公认的宏观经济学都要被排除掉。在一种有如此毁灭性的含义的方法论原理里面，肯定有某些错误。在这里提到经济学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波普自己曾经解释说，必须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解释为在“理性原则”的社会问题中的运用，或“零方法”在“事态逻辑”中的运用。波普在他的知识传记里把这种事态分析方法解释为：

    ……是一种把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的方法一般化的企图，以便使之能在其他理论的社会科学中运用……这种方法包括了建立一个社会局势模型，特别是包括了制度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中一个代理人用他的活动来解释他的活动的理性（零特点）。于是，这就是可检验的社会科学假说的模型[见波普，1976年，第117—18页；又1957年，第140—1页；1972年ａ，第178—9，188页］。

    无论如何，让我们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有启发的假设来推荐：从原则上说，如果有可能和当有可能的时候，用个人的行为来给所有象宏观的因素、总体变量或不管被叫做什么的整体概念下定义是非常合意的。但是当不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陷入沉默，认为我们不可以蔑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正象有一个辩论的参加者所写的：

　　我们最能向社会科学家提出的问题是……他是否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作为虔诚地希望达到顶点的东西、作为一种近乎是尽量地封闭的思想牢记在心里。这至少可促使他向人们保证他决不再把经济的或其他方面的可疑的团体心理和非个人的“力量”拿来戏弄；他决不再把不可观察的性质归于同样是不可观察的团体实体。与此同时，他将不会由于方法论的认可就不管什么东西如何不精确，有多少问题，都顽固地坚持[见布罗德贝克，1973年，第293页］。

    现在我们重申了方法论的一元论，这样做甚至是和波普对其教条的冲淡相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至少和某些自然科学相比还不成熟的每种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即使在“硬的”自然科学和“软的”社会科学之间只有一度之差，这一度也是相当大的。没有哪一种社会科学能够吹虚是现代化学的普遍定律，是粒子物理学的数字常数，有牛顿动力学的预言的正确性。若是把社会科学同生物学、地质学、生理学和气象学这些自然科学相比较，情况就要好一些，但即使在这里，在我们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和我们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方面仍然有很大的距离。①从原理方面看，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之间，也许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但是从实践方面看，这两者之间的划分几乎象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比如说，文学批评的原理的区别一样大。

yaohua0214

事实上已经区分了库恩该书第一版中范例这个术语的21种不同的定义（见马斯特曼，1970年，60—5页）。

①顺便说，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在科学史上长期呼吁把简单作为科学进步的标准的最好例子：哥白尼的DeRevolutionlbusOrbiumCaelestium没有达到象托勒密的Almagest那种预言的精确性，甚至也没有摆脱充塞在地心说的托勒密理论中的本轮和离心圈的说法，但是哥白尼的学说是对当时人们所知道的行星运动的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的事实的更简便的解释（见库恩，1957年，第168—71页）。

②在所有对库恩的书的批评中，没有哪一种比图尔明的批评打击性更大的了（见图尔明，1972年，第98—117页），他从库恩在1961年发表的第一个声明到库恩的书在1970年的最后一版来追究库恩的思想。关于对库恩的书有深切的同情但在很多方面有同样严厉的批评可参阅萨普（1974年，第135—51页）。

①就象库恩在他早期对哥白尼革命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即使是在不列颠的大学里，牛顿物理学也花了40年才稳固地取代了卡特物理学。”（见库恩1957年，第259页）。

①简而言之，库恩最终放弃了沃特金发现在他的书中所埋藏的４个互相区别的论题，即（１）范例垄断论题——一个范例容不得其他的竞争对手；（２）不相容论题——新旧范例之间是不相容和不对应的；（３）无空档论题——科学家们不会在抛弃旧理论和接受新理论之间挣扎；（４）哥式塔转换或即刻范例论题——科学家们向新范例的转换是迅速和完全的。

①有一个经常自认自己从波普那里得益的科学家充分地表达了恶劣循环。

    在讨论用科学家的实践来检验科学方法论这个疑题时，彼德·米达沃（1967年，第169页）提到：“如果我们假定方法论是不可靠的，那么我们对方法论的正确性的检验也是不可靠的。如果我们假定方法论是正确的，那么就没有必要把它付诸检验，因为检验不会否定它的正确性。”关于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广泛地认识到这个恶劣循环的证据可参看拉卡多斯和马斯格雷夫（1970年，第46，50，198，233，236—8页）；阿钦斯坦（1974年）；赫西（1973年）；和劳丹（1977年，第5章）。

②我们将会看到，布卢尔（1971年，第104页）在描绘拉卡多斯的研究工作的特征时离题太远了，他说拉卡多斯的“大量修正的做法构成了对波普方法的根本背叛，是全盘地销售某些最具有库恩主义者立场特征的东西。”然而，在认为拉卡多斯和库恩只有很小的区别而忽略了拉卡多斯的争论的整体目标方面，布卢尔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例见格林，1977年，第6—7页）。

①我应该把进攻的和防守的方法论的区分归功于拉特斯（1974年）。

①

②如果科学研究框架的概念使某些读者感到含糊，那么他们必须记住理论的概念也是同样含糊的。事实上，即使是在很窄的、技术的意义上使用理论这个术语，要对它的概念下定义也是很困难的（见阿钦斯坦，1968年，第4章）。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这样理解拉卡多斯的著作的。应该说拉卡多斯不是一个随和的作者，很难强其他进行精确的解释。他喜欢在注脚中做重大的立论，喜欢到处为不同的知识地位贴标签，喜欢制造新的用语和表达方式，喜欢前前后后引用他自己所写的东西——就好象如果人们不能理解他的全部东西也就不可能理解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这样做阻碍了人们对他的东西的简便的理解。

①拉卡多斯的“硬核”所表达的思想实质上和以熊彼特的“想象力”观点考察经济学史是一致的——“先行分析的认识行为为分析的努力提供了素材”（见熊彼特，1954年，第41—3页）——或者和古尔德纳的“世界假说”是一致的，在他的解释里极力想象为什么社会学家们要采纳某种理论而又反对其他的（见古尔德纳，1971年，第2章）。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当做关于拉卡多斯的“硬核”本质的特殊理论来读；在相信“意识形态”在科学的理论化中起了有意义的作用方面，马克思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在认为思想意识的阶级特征在接受或反对一个科学理论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方面，他又非常错误（见塞利格，1977年，特别是第26—45，87—94页）。

①更真实的说法是，拉卡多斯的劝告是把他写的尤勒理论史理性化，该著作在1964年发表。这部才气焕发的著作是以柏拉图式的对话写的，所有对数学史的引用都放在注脚里：这种做法表明了象“严密”、“高雅”、“证明”这些长期以来被视为纯逻辑的古老的数学概念不仅是附属于象“中肯”、“朴素”、“推理需要”这些对应的科学概念的，而且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是从属于科学发展的。

②加斯顿·巴克拉德是法国的科学哲学家，他在法国之外鲜为人知，应该把他和英国及美国的公认观点批评家联系起来。对巴克拉德的评论参见巴斯卡（1975年）。

①拉卡多斯的一个学生对他的科研框架方法论重新做系统的解释，证实了他的方法论的失败：见沃勒尔（1976年，第161—76页）。关于对拉卡多斯的其他令人信服的批评，见伯格森（1976年）和图尔明（1976年）。

②参见一个马克思主义作家在这方面对波普所做的总的来说可以理解但又是强词夺理的、怀疑主义的批评：海因兹（1977年，第6章）。

①经济学家们应该很熟悉汉森的观点：萨缪尔逊《经济学》的观点。（1976年，第10—12页）第一章中引用了这些观点。

①然而，没有什么对费叶拉本德的《反方法》的批评能够降低该书的横蛮的“诱惑力”，这个词的最好的含义是：该书对科学学术界的不恭是巧妙的，它迷恋于所有的经历，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占星者和上帝的证人的经历，它不但取笑其他人同时也取笑自己；的确，很难知道作者是不是一直在嘲弄你。《反方法》被广泛地评论，费叶拉本德在一本新书（1978年）对他的评论者做了很有特色的反应，他对评论者的回答有他们的评论的两倍长，谴责他们对他的书错误地理解，错误地解释，回避问题，而最差劲的是缺乏幽默。他向我们保证说，除了科学家所偏爱的方法之外，还有其他方法能够补足理性的科学步骤，但是他并没有说这些方法是什么；他的反证大部分是成功经验的个人秘史加上非正统的医术。

③这种特别的猜测是缺乏理论的，仅仅以几个假设的实验结果为依据，当然还根据其很深的心理学要求（见汤普金斯和伯德，1973年）。

②如果回到100万年前左右，维利科夫斯基的观点会显得更加有理。他的理论是理论充满预言的杰出例子，实际上所有那些例子都是特别的；加之，他责骂失误也象责骂成功一样频繁（见戈德史密斯，1977年）。

①见W.图恩特（1973年，第158，162—74页）。库恩至少主张（见库恩1970年ｂ，第7—10页），在波普的划分标准下，应该承认不同于“世俗”占星术（预言整个民族和种族的未来）的“相命”占星术（预言个人的未来）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虽然这是已经被驳倒的观点。又见艾森克（1979年）。

①对此波拉尼已经说过（见波拉尼，1958年，第183页）：“几乎每个欺骗了人们数千年的大的系统的错误，都是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星占、咒语、神谕、巫术、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的巫医和开业医生的医疗法，所有这些都在众眼之下通过他们假定的实践成功稳固地建立了几世纪。科学的方法是为了阐述事物的本质这个目的精确地设计出来的，这种设计是在更加细心地控制的条件下，以比现实问题造成的情况中所出现的更加严格的标准进行的。”

①对于在《如果事物可以谈论》的标题下为Verstehen教条的有趣辩护，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315—32页）。

①韦伯的思想样板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特别的构思，这种构思特别地和觉得人的代理人和事件产生于这些代理人（例如经济人，资本主义，官僚，等等）的活动这样的思想有关。简而言之，韦伯的思想样板的定义涉及到把VerA stehen作为这种样板的基本要素。很多人都误解了韦伯的意思，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晦涩地说：思想样板既不是“思想”，也不是“样板”。伯格（1976年）和马克卢普（1978年，第8，9章）都极好地解释了韦伯的非常含糊的思想样板理论。

②哈耶克回顾了很多他早期的反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观点，现在他采取的是和波普的完全不同的态度：见巴里，1979年，第2章。

①实际上整个争论是由克里斯曼（1969年，第7期）和奥内尔（1973年）重新挑起的；又见尼格尔（1961年，第535—44页）；卢克（1973年）；瑞安（1970年，第8章）；莱斯诺夫（1974年，第4章）。

①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345—67页）要解决一个重大问题的审慎企图，这个问题是：社会科学真的是低劣的吗？他的回答是是，但又并不象大多数人看起来所想的那样差。

yaohua0214

第三章 证实主义者，大部分十九世纪的故事

一、经济学方法论的史前史

    一种有点费解但又很有意义的差别，把19世纪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著作和20世纪的、或干脆说和最近40年左右里的现代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著作区别开来。大不列颠的19世纪方法论学家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理论的前提上，并且不断地告诫他们的读者说，对经济预言的检验最多不过是一种冒险的事情。据说前提是通过一个人的内省，或者通过对自己的周围的因果观察中得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前提就成为在前的真理，而人们也知道这种在前的真理是比经验优越的；纯推理的过程从前提导出结论，但是只有在不存在干扰的原因的情况下，结论才能成为在后的真实性。因此，检验经济学含义的目的是要判决经济论证的可用性，并不是真的要判断它的确实性。这些19世纪的作者们是富有独创性的，他们的独创因忽略了经济预言而出现争议，在寻找其中的原因时，他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束缚，他们只知道没有任何经验的或其他的依据能够证明一个人可以反对某种特定的经济理论。简而言之，大不列颠19世纪经济学方法论学家是证实主义者而不是证伪主义者，他们所鼓吹的是防守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设计来保护年轻科学的安全的，使之能抵挡任何一种或所有的攻击。

    如果我们把1776年《国富论》的发表视为经济学做为一种独立的原理“诞生”的标志，那么到1827年拿骚·威廉·思诺发表他的《政治经济学导论》，政治经济科学的萌芽刚好过了50年。这是第一本自觉地讨论经济方法论中的问题的著作，作者10年后在他的《政治经济科学概况》（1836年）中精细地扩大了这种讨论。在1836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发表了他大名鼎鼎的论文《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这篇论文树立了他作为经济问题的主要评论者的声望。他通过一部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大作进一步增强了这个声望，这部大作是《逻辑体系》，紧接其后的是一本严谨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另一本重要的划时期的著作是约翰·埃雷特·凯尔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和逻辑方法》（1875年），而整个古典方法论年代都被约翰· 纳维利·凯恩斯以不会出错的权威性的术语概括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1890年）里，这本书是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同一年发表的，这两本书呈现了共同的调和的方法论前景。

    这并不是说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缺少方法论原理，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它们明白地说出来，也许是他们认为方法论原理的重要性是太明显了，以至用不着为之进行辩护。亚当·斯密是一个特别使人震惊的例子，因为在他的著作中，不同部分的论证采用了极不相同的模式。在《国富论》的第一、第二册，斯密无拘无束地运用了比较静态的方法，这种方法后来和李嘉图的著作连在一起。而在《国富论》的第三、四、五册以及在《道德情感论》中的大部分，斯密举例运用了所谓的苏格兰历史学派的极不相同的方法。

    要把这些苏格兰历史方法的特征描述出来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不管是亚当·斯密还是其他这个学派的成员都没有用很多文字把这些方法记述下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方法显得是一方面包括了对历史阶段理论的坚定的信念，认为经济生产的一定的“模式”或类型和人的本质的某种永久的原理是相互作用的；另一方面又包括了深深地承认简单和优雅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做充分解释的至高无上的标准（见斯金纳，1965年；麦克菲，1967年，第2章和斯密1970年，第15—43页）。亚当·斯密的确给科学哲学写了一篇令人吃惊的、学识渊博的论文，即《带领和指导哲学研究的原理；用天文学史来描述》这篇论文大概是在1750年左右写的，但只是在作者死了以后在1799年才发表。①斯密的论文是在牛顿的《基本原理》问世后仅仅60周年的时候写的，他把牛顿的方法描述为一种这样的方法之一，即“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某种基本的或被证明了的原理，我们就以之解释一些现象，用同一条链把它们串连在一起。”由于《道德情感论》把对他人的同情做为中心的作用，而《国富论》把利己行为做为中心的作用，这两本书都可以看做是斯密首先是审慎地企图把牛顿的方法用于伦理学，然后才用于经济学（见斯金纳，1974年，第180—1页）。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在关于天文学的论文里，斯密并不认为科学起源于人们对了解物质的本质的一种清闲的好奇或冲动，而是认为科学起源于人们要把“奇妙、惊讶和赞美”推向极限的欲望。甚至他判断科学思想的标准更多的是审美学而不是严格的认知论。他也更多地强调用象引力这种单个的熟悉的原理能解释不同的现象的优越性，而不是强调做出精确的预言的能力，这种偏好如果不比他判断科学思想标准的偏好更甚，至少也是同等的。

    无论是在斯密对哥白尼革命的解释还是对牛顿革命的解释中，都有很多因袭主义的东西，这也许是受到休谟初期同样的因袭主义激励的；这也就是说，斯密拒绝把牛顿力学做为一种“真理”来描述，这是和当时一般的观点截然相反的（见汤普森，1965年，第223—3页；林格伦，1969年，第901页；霍兰德，1977年，第134—7，151—2页，斯金纳，1974年）。然而，对于斯密把科学理论当做“想象中的机器”这种观点中的真实含义我们不必过于担心，因为他的论文完全没有引起那些紧跟他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注 意，而且看来对19世纪的科学哲学也的确没有什么影响。

    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的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甚至李嘉图的社会哲学也只有在大量的讽刺里才隐约可辩（见哈奇森，1978年，第7—10页，第2章）。虽然李嘉图的方法论观点只有在他著作中的字里行间才能看得出来，但是他信服我们今天所谓的“解释的假说—推理模式”，是这种模式的维护者，他有力地否认事实能自己解释自己。人们总是很难弄清楚李嘉图究竟是把他的理论体系的预言——生产食物的不断增加的成本、人口对食物供应的压力、收入中归于地主部分的不断增加的份额，以及投资机会的不断消失——当做是有条件的趋势描述还是无条件的历史预告，因为他的写作风格的特点是要缩小抽象的结论和具体的运用之间的区别。的确，熊彼特已经把李嘉图把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式直接运用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情况这种偏好称为“李嘉图恶习”（见熊彼特，1954年，第472—3页）。一方面，“李嘉图告诉马尔萨斯说他的目标是阐明原理，因此他就“设想有力的事例……这些事例也许能表明这些原理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不断地告诉国会说，某些经济学结论“象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确定无疑。”①不管怎么样，李嘉图的继承者从他的著作中得到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启示，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并不是由于他的著作中的研究方法，而是由于他的著作中的结果的确定性。

    对于李嘉图的方法论，特别是对李嘉图专一地注意经济作用力的长期均衡推论的习惯，马尔萨斯有很深的疑惑，虽然他从未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怀疑，但是他确实是怀疑在斯密的著作中有一种归纳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完全和李嘉图的演绎方法相反的。然而，虽然马尔萨斯的论证风格和李嘉图的有别，在价值问题和“一般的供过于求”的可能性上两个人也有很大的分歧，可是他们分析这些问题时的方法论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yaohua0214

二、穆勒的论文

    李嘉图在1823年去世，而在19世纪的30年代就发生了对李嘉图理论体系的激烈争论，在这个争论中，李嘉图的主要弟子詹姆斯·穆勒和约翰·雷姆萨伊·麦克库勒克企图把李嘉图主义和经济学本身等同起来。这个知识的争论时期好象是要产生一场方法论分类，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处于这种危急的局面。这时，不管是思诺还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都认为有必要建立统治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的原理。

    对于纯粹和严格地实证的科学和不纯的、继承下来的经济学的规范艺术（这个问题我们将到第五章再讨论）之间的区分，我们是很熟悉的，但第一个宣称这种区分的是思诺；他还第一个明确地建立了这样的思想，即认为科学的经济学的基础基本是“极少的几个一般前提，这些前提是观察的结果，或者是一些觉悟，几乎每一个人只要他听到这些前提都会承认这些前提对于他的思想来说是很熟悉的，”从思诺的这些结论于是就得出只有在不出现“特别的搅乱原因”（鲍利，1949年，第43页中引用）的情况下才站得 住脚的东西。更甚的是，思诺还把“极少的几个一般前提”简化为四条，即（1）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小的牺牲使财富最大化；（2）人口的增长趋向于比生活资料的增长要快；（3）使用机器的劳动能够生产正的净产品；（4）农业要受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见鲍利，1949年，第46—8页）。思诺在这里也象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一样显得是最有独创性的古典经济学家。然而，对于这些同样的问题的讨论，穆勒就立即变得比思诺更加小心和有眼力，更甚的是，穆勒比思诺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检验纯理论的结论上。

    穆勒1836年的论文《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从思诺对科学和政治经济艺术的区分开始的，这种区分是在一系列现实的真理和一整套规范的规则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再次以思诺的方式把经济学科分类为“思想的科学”，这种分类主要是考虑到人的动机和在经济生活中的行为模式（见穆勒，1961年，第312页，317—18）。这种区分直接导致穆勒写下很有名的一段文章，在这段文章里，“经济人”这个邪恶的概念诞生了。尽管这段文章很长，但是很值得我们几乎全部引用以便反复阅读：

    现在人们对“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的通常理解……把每个其他人的热情或动机完全抽象了；没有被抽象的只是那些被认为是出自与人们对财富的欲望永远是对抗的本性的热情或动机，即厌恶劳动，渴望满足昂贵嗜好的目前享受。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热情或动机是有其自己的精打细算的，因为它并不象其他的欲望那样仅仅是偶然地和对财富的追求相抵触，而是总象一种累赘或阻碍一样伴随着这种追求，因此它是不可分离地和追求财富的考虑揉合在一块的。政治经济学把人视为仅仅是要取得财富和消费财富；它要表明，生活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人，除非他们的行为动机处于我们上面说到的有两个永远相互对立的动机制约的程度，否则，只要他们的动机是他们的全部行为的绝对统治者，那么有的行为过程是应该鼓励的……这种科学……进行……处于这样的假设之下，即人是一种由其本质需要所决定的东西，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想要更多的财富而不是更少的财富，这一点就象我们在上面已经特别指出的人是由两种互相对立的动机构成的一样，没有任何例外。这并不是说有哪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曾经荒唐到认为人真的是这样构成的，而是因为以上所说的是科学有必要处理的一种模式。当一个结果是依赖于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时，这些原因每次只能研究一个，必须分别地考察它们的作用规律，如果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原因来取得预告或者控制结果的能力，我们就必须这样做……也许，没有哪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的活动仅仅是由于对财富的欲望而没有受到任何冲动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考虑到人的这部分行为，财富甚至不是人的主要目标，政治经济学也并没有假装它的结论可用于对此进行解释。但是，在人的活动中也有特定的部分，在那里取得财富是主要的和众所公认的目的。仅是对这些部分政治经济学才关心。政治经济学需要采取的研究方式就是要把这个主要的、公认的目的当做就象真的是人活动的唯一目的一样；在所有同等简单的假说里面，这对假说是最接近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在我们所提出的人的活动的特定部分里面，如果没有来自其他因素的阻碍，取得财富的欲望会产生什么样的活动。以这种方式就可以取得比采取其他可行的方式更接近于人的这部分活动秩序的理论。这种理论可以通过针对来自人的其他部分活动的影响做适当的调整来纠正，可以证明这种纠正和任何特别事例的结果都是相互干涉的。只有在很少几个最惊人的事例（如人口定律这个重要的定律）中这种纠正才被篡解为政治经济学的自我解释；于是出于实际运用的缘故，纯粹的科学安排的严格性有点背离了。至今就人们所知的或可以假定的都表明，人追求财富的行为受到人的任何其他的本性的旁侧影响，这种影响比以最少的劳动和通过自我克制取得最大量的财富的欲望的影响更大。政治经济学的结论至今还不能解释或预告实际的事件，除非用和来自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相当的、正确的调整来修正这些结论（见穆勒，1967年，第321—3页）。

    穆勒关于经济人的定义中有的特征需要强调。穆勒并不是说我们应该象他那样地看待整个的人，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宣称我们能够正确地预告一个人在经济事务中的实际行为。

    这种说法是“现实人”的理论，思诺不管穆勒的论文一生中都坚持这种理论（见鲍利，1949年，第47—8，61—2页）。

    “现实人”理论后来为阿尔弗雷德·马尔萨斯所接受，而且人们敢说，所有现代的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这种理论（见惠特克，1975年，第1043，1045页注；马克卢普，1978年，第11章）。①穆勒所说的是，我们应该把特定的经济动机抽象化，这些经济动机如，在受到生计收入限制的情况下使财富最大化，追求闲暇；但同时又要承认生活中非经济动机（比如习惯和风俗）的存在，即使这种生活是属于经济学的一般范畴的。总之，穆勒所运用的是“虚构的人”的理论。此外，他又强调经济领域仅仅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从这个程度上说，政治经济学做了两次抽象：第一次是对真正受到货币收入推动的行为所做的抽象，第二次是对与“其他方面的冲动”有关的行为所做的抽象。

    我们也要注意人们承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其他方面的冲动”的理论之一。人们经常忘记，在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基本上是由于他所谓的人自身的再生产的“非理性热情”造成的，这种理论很难和人是一个精打细算的经济代理人这种古典观点相一致。人所熟知，马尔萨斯承认除了“痛苦和邪恶”这个积极的因素和“道德束缚”这个预防的因素之外，没有什么能阻止人口的压力，其意思就是要推迟结婚并在婚前实行严格的禁欲：马尔萨斯从不指望在婚后会有自愿的限制家庭规模。在马尔萨斯的后来版本的《论人口》中，他承认道德束缚的确成为他那个时代的英国的自动限制因素，这种因素是从人口增长中自己产生出来的；换句话说，相对于每个人都“尽力改善自己的条件”这个同等自然的斯密趋势，他提出了“生育的自然热情”（见布劳格，1978年，第74—5页）。于是，最大的马尔萨斯困难可以说是引起了这样的经验式问题，即已婚的人们当他们考虑应该给这个世界养育多少个小孩时是不是真的做了有理性的精打细算。这样，很清楚的是，经济人的概念就直接地和马尔萨斯学说的确实性以及和古典经济学的李嘉图版本的关键问题联系了起来。

    还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穆勒还是思诺，都没有把经济人的讨论同工人选择工作时非金钱动机的作用联系起来，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册中非凡的第10章里是把这种动机做为工资决定中的决定性因素的（见布劳格，1978年，第48—50页）。当我们认识到这些非金钱动机所关系到的并不仅仅是“厌恶劳动，渴望满足昂贵嗜好的目前享受”，而是包括了甚至在牺牲货币收入的情况下，人们也要使心理收入最大化这一事实，包括了要减少不确定收入的变化而不只是要使其平均收入最大化，我们就会清楚，要详细地说明经济人的强制性动机比穆勒所想象要更困难。以现代的语言说，甚至要决定对据说经济代理人要使之最大化的效用功能提出什么样的争论也是困难的。

    在穆勒的论文中，紧接着经济人那一页的是描述政治经济学的特征，说政治经济学是采用“演绎的方法”的、“基本是一种抽象的科学”，（见穆勒，1976年，第325页）。演绎的方法是同归纳的方法相对而言的，穆勒承认采用前一术语是有点不幸的，因为这个术语有时候是用来对一个哲学化的模式命名，而在经验中是根本找不到这种模式的：“对于归纳的方法我们指的是，这种方法需要以特定的经验而不是仅仅以一般的经验做为它的结论的基础。对于演绎的方法我们指的是（即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从一个假定的假说进行论证”（见同上，第324—5页）。因此，经济人的假说是以某种经验为基础的，这经验即对同胞们进行内省或观察所得出的经验，但是这个假说并不是从特定的观察或具体的经验中得出的。

    由于假说只是一种假定，它也许完全“没有事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结果，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就象几何学的结论一样，按普通的说法就是只在抽象的意义上是真的，这就是说它们的结论只是在特定的假设下才是真的”（见同上，第325—6页）。

    于是，穆勒的政治经济科学指的是一种推理分析的东西，其基础是假定的、心理学的前提，甚至从这些前提看来，这种推理分析也是从人的行为的非经济方面抽象出来的：

    当政治经济学原理被运用于某个具体的事例时，就需要考虑这个事例的所有个别的情况；不仅是考察……这个事例中和研究的问题相对应的情况，而且同样要考察这个事例中可能存在的其他情况，对于任何庞大的或具有强烈特点的事例来说，这些情况都是不平常的，而且没有落在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范围之内。这些情况被称为干扰因素。

    以上就造成了政治经济学所仅有的不确定性；而且除了政治经济学之外，一般地说以上原因也造成了各种道德科学的不确定性。在知道了干扰因素以后，为这些因素所做的必要的调整决不会改变科学的精确性，也不会有任何对演绎方法的偏离。对于这些干扰因素是不能仅仅用猜测来对付的。人们经常把干扰因素比做机器中的摩擦力，首先是仅仅把它们当做根据科学的一般原理猜测的、不能确定的扣除；但是很多这样的干扰因素会及时地被带到抽象科学自身的范围中来，人们会发现对于它们的影响能够象对受到它们调整的更重大的影响一样进行精确的估计。干扰因素也象那些受到它们所干扰的因素一样有自己的规律；根据这些规律可以对干扰作用的性质和数量做出先验的预告，这就象对受到这些规律所调整或干扰的更一般的规律所做的那样，但更恰当地可以说这些规律和一般的规律是并存的。于是，特殊因素的影响增加或者减少了一般因素的影响（见同上，第330页）。

    正是因为干扰因素的影响使得“没有学习科学而只是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纯粹的政治经济学家，当他企图把他的科学运用于实践时他就会失败”（见同上，第33页）。

    由于在人的事务中不可能进行有控制的实验，混合的归纳一推理方法在事前就成为唯一的“道德科学的哲学研究的合理方法”（见同上，第327页）。但是，专门的归纳方法在事后就发挥独立的作用，它“不是做为发现真理的手段，而是做为检验真理的手段”：

    因此，在检验我们的理论时我们不必过份地小心翼翼，在我们已经接近的特别事例中，通过把这个事例本应引导我们预告的结果和最值得相信的原因进行比较，我们就能得到那些确实已经实现了的理论。在我们的期望和真正的事实之间的差异经常是能够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重要的干扰因素上的唯一的事情，而这些干扰因素是我们曾经忽略了的。不仅如此，这种差异经常揭开我们思考中的错误，这种错误比对任何可以恰当地称为干扰因素的忽视还要严重。这种差异经常可以向我们显示我们的整个论证基础本身是有不足的；可以向我们显示我们所用以论证的资料仅仅是确实对结果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事情的一部分，而且还不总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见同上，第332页）。

    虽然这完全是一种无懈可击的证实主义的论述，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勒不能使自己把对预言检验的失败等同于拒绝以下的理论：一个“我们的期望和真正事实之间的差异”表明，要抛弃原先的理论不是因为它是错误的，而仅仅是因为它有“不足”。

    穆勒的论文中为了满足检验我们的理论需要的那几页转向了对趋向律的极好的阐述。

    毫无疑问，一个人经常对一整类的东西做断言，而这些东西中只有部分是真的；但他的错误通常不是断言做得过宽了，而是做了错误的断言；他预先指出实际的结果，但本来他应该只指出向着这种结果的趋势——这是向着这种结果的方向以一定的强度活动的力量。要考虑到例外；在任何还算是先进的科学中也许是没有例外这种东西的。被认为是一个原理的例外的东西，总是侵犯了这个原理的某些其他的和与之有别的原理：一些其他的力量冲击了原来的力量，并使之偏离原来的方向。没有和它的例外共同存在的 规律——一条规律在99％的事例中起作用，而它的例外在1％的事例中起作用，这是不可能的。有两种规律，每种都可能在百分之百的事例中起作用，通过它们的联合作用产生共同的结果。如果在两种力量中较不明显的一种被称为干扰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某一个事例中足以超过另一种力量，造成了人们通常所称为例外的事例，这同一个干扰力在很多其他的事例中也许都作为一种影响因素起作用，没人会称这些事例为例外（见同上，第333页）。

yaohua0214

三、趋向律

    我们在前面说到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时候已经遇到了趋向律，现在我们最好是暂时离开主题来考虑趋向律在科学工作中的正确性。古典经济学家考虑到了干扰因素，认为干扰因素能够使经济理论的结论出现矛盾，这种考虑在现代经济学家中也有回响。现代经济学家呼吁，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是永恒地和经济“规律”的一般前提或论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①在俗人和学科学的学生中，都广泛 地存在一种印象，认为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充塞在社会科学中，而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就极少存在。然而，离开事实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一个完全不要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科学理论事实上将导致完全封闭：在这个理论中引起所研究的现象发生重要变化的变量没有一个被省略，实际上只是在这个理论中的变量相互之间发生作用，它们同外界的变量没有发生关系。也许只有天体力学和非原子热动力学曾经接近于取得这种完全的封闭和完整（见布罗德贝克，1973年，第296—8页）。物理学的高度封闭和完整的理论是很例外的，但甚至是在物理学和物理学以外的自然科学中也很少有有关的情况都被包含入它的理论中的例子，而这些情况远不是保持不变的。②

    通常，只要是对一个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在自然科学中的出现和在社会科学中的出现是一样多的：这种检验所采取的典型形式是，在假定检验之外的其他有关的起始条件和有关的因果关系缺席的情况下来论证结果。总之，自然科学中说的是辅助性假设，这种假设在对科学规律的每一个检验中都存在——这使人想起杜海姆的不可驳性论题——而社会科学说的是，如果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条件满足，社会科学的规律或假说就是正确的。但是这两者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都要排除理论中专门解决的问题之外的所有可变因素。

    因此，可以说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的理论命题都是趋向律。但是，在物理学和化学中的大多数趋向论证，以及所有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趋向论证，在它们之间的确有完全不同的世界。举例说，加俐略的落体质量定律当然带有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这一暗含的假设，因为在所有自由降落的情况中，物体在降落过程中都遇到空气阻力。

    加俐略事实上采用了“绝对真空”这个理想来排除他所谓的“意外事件”的影响，但是他对诸如摩擦力等因素造成的干扰作用的大小进行了估计，而这一点在抽象的定律中是忽略了的。正象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穆勒完全意识到古典力学中这种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特点：“就象力学中的摩擦力那样……干扰因素也象那些受到它们所干扰的因素一样有自己的规律”（见穆勒，1976年，第330页）。然而，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经济学中，遇到不是以专设的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做趋向论证是很平常的——用一堆杂乱的东西来对任何未知的东西做假设——或者如果是专设的，也仅仅是在质量上专设而不是在数量上专设。因此，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据说是受到特定的“相反作用因素”支配的，虽然对此已经做了清楚的说明，人们还是坚持认为和这些因素起相反作用的利润率的下降使这些因素发挥了作用（见布劳格，1978年，第294—6页）。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藏在基本规律中的负变化率和几个正的相反作用的变化率；很清楚，所有这些作用力联合作用的结果既可以是负的也可以是正的。①

    总之，除非我们做些努力把一个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含义严格化，对“干扰的”或“相反作用的因素”的作用做确定的界限，否则整个争论甚至在总的变化方向方面也难以产生一个可以反驳的预言，而在变化的大小方面做出这样预言的可能性就更小。

    穆勒从比索普·沃特利从两种意义对趋向论证所做的有用的区别中得到好处。沃特利是在1831年做了这种区别的，这两种意义是，（1）“如果一个因素不受阻碍地起作用，这个因素将产生一个结果，”和（2）不必管这个因素的确没有受到干扰因素阻碍这个事实，“这样一种状况的事情的存在就使得人们可以期望那种结果发生”（索厄尔，在1974年，第132—3页中引用）。就象穆勒自己所说的：我们经常说一个结果，但实际上我们的意思只不过是指“向着这种结果的趋势——这是向着这种结果的方向以一定的强度活动的力量。要考虑到例外；在任何还算是先进的科学中也许是没有象例外这种东西的”（见穆勒，1976年，第333页）。沃特利的区别可以说是提出了不可非议的趋向律必须满足的最小条件：说出任何合适的趋向论证，不管这种论证是和沃特利两个定义中的第一个相一致还是和第二个相一致，这必定是可能的；否则我们将不能产生一个甚至能从原理上证伪的结果。很明显的是，不管是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都没有满足这个要求，它们都由于认为对基本趋向“干扰的”或“相反作用的”因素本身是由这种趋向产生的而使事情变得更糟，于是在任何可信的情况下沃特利的第一个意义的趋向论证在事实上永远不会有人去观察。

    这样，一个经济学中的趋向论证可以被视为是一个约定的观点，只有在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被清楚地解释并被纳入考虑之后这种观点才能得以实施，最可取的是从量的方面实施。①当穆勒的方法论论文中所揭露的这些问题被澄清之后，我们忍不住要问，穆勒在他对经济问题的真正的分析中是否也显示出了同样的清晰。熊彼特曾经说（见熊彼特，1954年，第537页注）：“方法论的职业信念的严格的含义，除了对于哲学家之外没有多大意义……任何引起反对的方法论都是不重要的，只要这种方法论是可以丢弃的并且不会由此而迫使我们丢弃与之相联系的任何分析结果，”对于任何可称赞的方法论也同样如此。但是在我们转到穆勒的经济学来看其是否成为他的方法论前景的榜样之前，我们必须略为考察他的《逻辑》，这是使他引起社会广泛注意的第一部著作。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我们接触他的经济学时，很重要的是要记住他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科学哲学家，而且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逻辑学家（更不用说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一个政治科学家和一个社会哲学家）。

yaohua0214

四、穆勒的《逻辑》

    对于现代读者来说，穆勒的《逻辑体系》并不是一本容易读懂的书。我们已经看到，这本书把对演绎逻辑（称之为推理）的精心贬低，具体化为一部有智力的香肠机器，把对归纳逻辑的颂扬具体化为通往新知识的唯一道路。在很多的这种主张中暗含着要消灭对康德所称的综合的演绎主题的所有信仰这一企图，这就是，直觉主义首先是在道德信仰方面、而后是在逻辑和数学方面变得越来越明显——穆勒认为数学确实是一种准经验式科学的观点是明显的老式的。最后，在几乎把整本书都用于为科学和数学中的归纳方法进行辩护之后，在该书的结尾部分中穆勒转到他所谓的“道德科学。（意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足以令人吃惊的是，在那一部分中他的确承认了归纳方法一般地是不能用的，因为经常存在来自各种作用力的混合因素。把该书的这三个特征放到一起，人们就很难弄清楚该书思想的来龙去脉或者把它同他先前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分析联系起来。①

    穆勒不得不说的正规逻辑大部分被他的不歧视方式搞糟了，他出尔反尔，用有双重含义的归纳这个术语，有时候把它当做因果证明的逻辑论证形式，有时候又把它当做把因果关系一般化进行巩固和证实的非论证方法——用我们的话引用——后一种做法结果和发现新的因果关系规律问题混了起来。

    ②但是，虽然穆勒常常把思想的渊源和它们的逻辑保障问题缠在一起，在他那里，逻辑的理论还是基本上变成同估价证据相连的科学方法分析，对于他的书最好是理解成论模式或方法的著作，而不是研究在20世纪意义上的符号逻辑。有两件事使科学哲学家们很好地记得穆勒，第一是他对归纳准则的做法，他解释之为一套非论证的证实规则——这就是一致、差异、剩余和伴随变化四种方法；第二是他对因果关系的分析，在每一个因果解释中他都用自然一致性原理做为大前提，企图解决休谟的“归纳问题”。至今穆勒的四种方法有时还被人们当做对经验研究逻辑设计的粗糙的草图提起；但是，现在只有当人们要表明对休谟关于不可能有归纳的必然性证明吹毛求疵是多么困难时，人们才讨论穆勒的因果关系分析方法。①

    穆勒在把他的四种方法发展为帮助发现因果规律的方法和人们普遍认可的证明的方法之后，在《逻辑》中的最后一部分他就转到了社会科学，在这里他坦率地承认了四种方法不适用。它们不适用是因为有众多的因素在起作用，各不相关的结果互相混在一起，以及不可能进行有控制的实验。因此，他对社会科学提出了替代的方法，（1）“几何学的或抽象的方法”，（2）“物理的或具体的推理方法”和（3）“历史的或倒推的方法。”据说第一种方法应该限制使用，只有在由一个原因引出所有结果的情况下才能运用。第三种是追随奥古斯特·孔德的方法，它所关心的是建立历史变化的真正规律，其基础是人的某种本质的普遍原理。据说可以被政治经济学当做样板的是第二种即物理的或具体的推理方法。我们还被告知，这还是天文学中使用的方法，通过使用这种方法和借助于上述四种方法，第一次得出了分离因素添加作用规律，在这之后，从那些规律中做出的推理对于经验观察就是得到证实的依据（见穆勒，1973年，第895—6页）。论述到这里，穆勒插入了从他1836年论文中摘下的论经济人的一页，这一页我们前面已经摘录，然后就继续讨论政治特性学。这门学科尚未诞生，但是已对形成有民族特征的推理科学做出预告，他天真地相信这门科学将成为所有社会科学的基础。

    在穆勒的《逻辑》中的最后部分还有：勇敢地为方法论的一元论辩护；坚定地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坚持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分析是科学甚至是社会科学的钥匙。但是穆勒在用了成百页去赞美归纳方法之后又突然支持演绎的方法，更不用说事实上最后一部分的讨论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当时还年幼的社会学，而当时只是在已经成熟的经济学中才偶然接触到这种科学，这就成心使读者对穆勒关于社会科学哲学的最终观点完全混乱。

    在完成《逻辑体系》5年之后，穆勒出版了他的可称为权威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著作既不包含对方法论的明白的讨论，也没有回顾《逻辑》以表明《原理》是运用坚实的方法论的榜样。最令人惊奇不过的是，那些攻击穆勒的逻辑观点的人竟没有企图去看看穆勒在经济学中是否实践了他从总体上为科学所宣扬的东西。威廉·韦威尔和斯坦利·杰文斯都支持科学解释的假说——推理模式，直接反对穆勒：韦威尔对穆勒的《逻辑》写了一篇很长的回答，企图通过科学史探讨科学发现的哲学，他是从康德而不是从休谟那里得到鼓舞（见洛西，1972年，第120—8页）；杰文斯在他自己的主要是贡献给科学哲学的《科学的原理：一篇关于逻辑和科学方法的论文》（1873）中不断地批评“穆勒在逻辑科学中的革新、特别是他的论证教条是从众多的特别到一个特别”，还说归纳并不是一种逻辑推理，而只不过是“假说和经验的结合”（见哈雷，1967年，第289—90页，米达沃，1967年，第149页脚注；洛西，1972年，第158页；和麦克莱南，1972年）。但是他们俩都没有把他们反对穆勒的《逻辑》的争论同穆勒的《原理》联系起来，尽管在事实上韦威尔是把李嘉图经济学数学化的先驱，而杰文斯当然是边际主义的三个创始人之一，并且象反对穆勒在逻辑中的影响一样坚定地反对穆勒在经济学中的影响。

    人们对待穆勒的两部著作就象它们的作者是两个不同的人一样，对于这种奇怪现象的一种解释是，无论是批评家还是穆勒自己都没有看到《逻辑》和《原理》之间有任何联系； 对于任何实用的目的来说，他们正象是由两位不同的作者写的一样。就象加科普·威纳尔（威纳尔，1958年，第329页）曾经说过的：“《原理》没有单一的方法论特点。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是这样，有的部分是抽象的和演绎的东西占统治地位；在其他部分中基本是采用事实资料和从历史中推理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