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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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F扭曲

    围绕着弗里德曼的文章的争论非常混乱，因为萨缪尔逊企图把弗里德曼的观点简化为“F扭曲的基本样式”。在这个过程中他放弃了他早期为“操作主义”所做的辩护，代之以选择“描述主义”的方法论，这就使大部分辩论的参加者觉得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可能是可反对的，但是萨缪尔逊的新方法论更糟。

    根据萨缪尔逊，F扭曲以两个样式进行：一个是基本样式，断言一个理论假设缺乏现实主义对理论的证实来说是恰当的；另一个是极端样式，把实证的优点归于不现实的假设，其理由是，一个有意义的理论总是能用某些比它本身简单的东西来解释复杂的现实。萨缪尔逊不管极端样式，把他的攻击集中在基本的F扭曲：

    ……认为甚至就可忍受的近似程度而言，在事实上不准确的非现实主义对于一个理论或假说也决不是一个缺点，这种想法是基本错误的[见萨缪尔逊，1966年，第1774页］。

    在一个理论中，经验正确的炸面饼圈构成了它的价值，而面饼圈中间不真实的洞构成了它的弱点。我把宣称一个理论由于有缺点才更好视为科学的畸形的堕落；并且我注意到，在幸运的真正的科学中，没人作梦要做这种宣称[见萨缪尔逊，1972年，第761页］。

    但是在承认我们应该为事实上不准确的假设感到担心的同时，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应该仅仅由于知道一个理论的假设不现实就抛弃这个理论。然而，萨缪尔逊对这个问题却不做声。当我们回想，甚至弗里德曼也仅仅断言说，在对理论的证实中，不现实的假设是“大部分地”不相关的，并加上事实上经济理论中的很多动机假设关系到不可观察的变量，我们确实不会比象萨缪尔逊感情强烈地谴责的F扭曲那种结果更聪明。

    萨缪尔逊更甚地提供了?F扭曲错误的逻辑证明（见萨缪尔逊，1966年，1775—6），但是那个证明预先假设了一个完全公理化的“欧几里德”理论，它的整个推理结构保证了假设、理论命题以及这些命题的结果，全都互相包含解释他者的含义。事实上，大部分经济理论并不是完全公理化的，并不具有简单的逻辑结构，这正是为什么存在一些把理论的假设和理论的含义区分开来的要点的原因（见德·艾莱西，1971年，第868—9页；马克卢普，1978年，第481页；玻普和玻普，1972年ｂ，第236页；旺，1973年，第321页）。还有，甚至是一个在原则上可以分解为它的假设的、完全公理化的理论也不能用经验来检验，除非这个理论是以起始条件和多少是“现实主义的”辅助条件来补充的，从而为出现在理论中的分析变量提供了可计量的替代物。因此，萨缪尔逊对F扭曲错误的证明看起来只是参考了理论做为组织我们的思想的分析性编档体系这个正式作用，而没有参考理论对现实进行解释这个重要作用（见麦克莱兰，1975年，第139—4页；罗森堡，1976年，第170—2）。

    我们可能会认为弗里德曼观点的最薄弱的一环是他对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赞同。一旦理论被视为只不过是产生预言的工具，那么假设不相关论题就是不可抗拒的了。弗里德曼告诉我们，“证实一个假说的唯一恰当的检验是把它的预言和检验进行比较。”但是这样一种比较能够表明某一个理论的预言非常精确，虽然从因果机制的意义上看，这个理论并没有对预言提供任何解释。人们可能会认为，科学应该比仅仅做精确的预言做得更好。但是，萨缪尔逊不是对弗里德曼这种求援于对称论题的暗示提出疑问，而是自己也赞同对称论题，其做法是选择描述主义的方法论：

    一个通过邮电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计算看起来是要表明，人们广泛地希望不要相信我的强硬的观点，因为我认为“理论”做为（战略性地简化了的）对可观察和可反驳的经验规律的描述……用来描述很大范围的可观察的现实的描述（方程式或其他形式）毕竟是我们在此能够得到的（或需要要求的）全部“解释”……一个解释，就象在科学中正当地运用的，是描述的更好形式，而不是某些最终超越了描述的东西[见萨缪尔逊，1972年，第765—6页，又1966年，第1778页］。

    除了描述主义的方法论是有点老式的（见尼格尔，1961年，第118—29页）之外，我们奇怪的是，这种狂热地坚持总是用对问题“怎样？”的回答来回答问题“为什么？”的目的是什么。在最后的分析中，萨缪尔逊几乎是和弗里德曼一样地为经济学辩护的。

    毫不奇怪，大部分歧论家下结论说，在萨缪尔逊和弗里德曼的争论之间没有什么重大的方法论危机：工具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对称论题是错的；描述主义虽然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却是一个过份缓和的方法论，是一个没出息的人对工具主义的翻版（见博兰，1970年；旺，1973年）。还有，这两个作者都把他们所鼓吹的东西的失败归罪于实践。马克卢普（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482—3页）参考了萨缪尔逊的国际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见萨缪尔逊，1972年，第11章），指出萨缪尔逊是象弗里德曼一样的?F扭曲者，意思是他也从允许明显地违反事实的理论假设中推论出表面上有意义的现实世界的结果。阿奇博尔德也令人信服地指出（见阿奇博尔德，1961年，1963年），施蒂格勒和弗里德曼攻击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时，不是针对它那可怜的预言记录，而是针对它的不一致性、简单性、恰当性，等等，也就是针对理论的假设基础而不是针对它的预言。但是，撇开争论的要点，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弗里德曼、马克卢普和萨缪尔逊，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了我们早就说过的防守的方法论，其主要目的看起是一方面要保护经济学免受象假设不现实这种挑剔的批评，另一方面是抵制对预言进行检验的刺耳要求（见库普曼斯，1957年，第141—2页，拉特斯，1976年，第10页）。我们已经讨论了这种辩护的前半部分，但是对于后半部分我们还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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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达尔文生存机制

    马克卢普在为经济学中的经验研究的重要性辩护时，却一直突出了所有对经济假说检验的无结论性。我们已经注意到他喜欢用证实而不喜欢用证伪这种语言，但他是完全认识到认为证实理论只不过是那些至今抵制证伪理论这种波普观点的：“检验一个经验假设结果是得出它的不确实或它的非不确实，从来不会得出它的必定的确实”（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140页）。借助于这种术语学分类，我们现在能够考虑他关于象经济学这种领域中的经验检验的怀疑主义：

    当经济学家的预言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特定的条件基础上的，这些规定的条件满足与否并不能对之进行检验，于是不管观察的结果如何也不能对基本的理论进行否定。同时也不可能对一个其预言的规定概率是低于百分之百的理论进行否定；因为如果是以比如说70％的概率预言一个事件的，那么任何结果都是和这个预言一致的。只有同样的“事例”发生了一百次我才能用“击中”和“击漏”的频率来证实规定的概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证实我们的现论的企图都给挫败了。但这的确意味着，对我们的大部分理论的检验将是更接近于说明的特征，而不是那种证实的特征，那种证实是有可能和可重复控制的实验或和重复发生的、充分识别了的情况联系起来的。这就暗示着，甚至当经济领域中大部分理智的人应该准备把我们的检验做为结论来接受，并且赞同经过这样检验了的理论“不是不确实的”，也就是说了“Ｏ.Ｋ”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足以令人信服地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检验[见同上，第155页］。

    这一页可以当做是对“幼稚的证伪主义”完全恰当的批评，当做对杜海姆不可驳论题的重申来读，也可以当做对更加“复杂的证伪主义”的恳求来读：正因为对经济理论的检验“更近似于说明的特征而不是证实的特征”，我们才需要尽可能多的说明。但是这又意味着经济学家应该把他们的智力资源集中在生产非常详细地说明的可证伪的预言这个任务上，这就是，少安排优先权给象简单、优雅和一般性这些评价的标准尺度，多安排优先权给象可预言性和富有经验果实等这些评价尺度。然而，非常清楚的是，从马克卢普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的主张的趋向上可以看出，他会按其他方式精确地安排他的优先秩序（见梅利茨，1965年，第52—60页；罗特文，1973年，第368—72页）。马克卢普在他漫长的生涯中屡次转向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在对批评家们所设计的对经济学的所有检验的贬低中，他是格外坦率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说，如果证据是具体化的，他会希望把什么证据视为对比如说新古典主义的企业行为理论或者要素需求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反驳（例见，马克卢普，1963年，第190，207页）。

    象马克卢普确实做的那样称赞经验研究，如果从来没有提出和人们所持的信念有什么不同的东西，那么那样做并没有多大意义。①弗里德曼对经验检验的态度和马克卢普的是有些不同的：虽然他同意“在科学中从来没有必然性，并且从来也不能完全‘客观地’取得支持或反对一个假说的证据”（见弗里德曼，1953年，第30页），但是他相信新古典研究框架不断地受到检验，并且完全胜利地通过了大部分检验。他认为，首先，象我们已经看到的，竞争代表了一个达尔文过程，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比如保证所有消费者都使他们的效用最大化和所有的厂商都使他们的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尽管新古典模型的假设可能是违反事实的，但它的预言仍然正确的结果，这两个结果是一样的。（对这个争论的经典论述是阿曼·阿尔金做的，因此我们将把这称为阿尔金论题）。其次，对收益最大化假说的一批甚至更重要的证据是这个假说在专门问题中的无数运用和对它的含义寻找矛盾的屡次失败。这个证据得到文件资料的极硬的支持：它散布在无数的备忘录、文章和专著中，这些文件所关心的主要是专门的具体的问题而不是把假说付诸检验。但长期继续运用和接受这个假设，以及要发展和广泛接受另外的连贯的、自我维持的理论的失败，是对这个假说的价值的有力的、间接的公开承认（见同上，第22—3页）。

    不必怀疑这是弗里德曼的整篇文章中最所向披靡的一页，因为他对于这些“无数的运用”甚至一个例子也不举。毫无疑问，当干燥的夏天草莓价格上升，当伴随着石油危机油价急剧上涨，当受到转向强硬的货币政策威胁之后股票市场价格下跌，这时我们可能会很满意，因为对收益最大化假说含义的反驳又一次失败了。然而，就多种假说能够解释同一个现象而言，我们永远不能肯定提出反驳的屡次失败不是经济学家不愿发展和检验非正统假设的征候。要是能够告诉什么样的经济事件为收益最大化假说所排除，或者更好地，什么样的事件，如果它们发生的话，能够迫使我们放弃这个假说，这将更加令人信服。就象阿奇博尔德公正地评论的，关于“无数的运用”那一页的真正涵义是“鼓励自满和打击对据说显然是进步的先决条件的怀疑的再检验。”（见阿奇博尔德，1959年ａ，第62页）他的评论认为，不管弗里德曼在其他地方说了些什么，他并没有真正对检验收益最大化假说感兴趣，而是想方设法去巩固这个假说。就象我们知道的，没有什么很奇怪的理论，但是，在我们周围的一切证据都用来巩固一个理论这是很奇怪的。此外，一个假说所保持的时间和缺少一个广为接受的对手并没有提供对“它的价值的有力的、间接的公开承认”，这是引用弗里德曼自己的话；每一个人们曾经坚持过的谎谬的教条都是以这种理由来辩护的。

    仍然存在一个我所称的阿尔金论题，这就是认为宏观经济学中的所有动机假设都可以用拟比的论述来建立。这可以看做是不相关假设论题的、被击溃的样板——争论拟比假设的现实主义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种假设从定义上讲既不真也不假——或者是对收益最大化假说做极端的重新解释，其结果是把个人的理性活动轨迹移到社会平面上。由于严重地依赖阿尔金论题，弗里德曼事实上抛弃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人们一般认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以研究经济问题的古典方法为基础的：不是从具体的个人代理人的理性活动取得一般的可检验性预言，而是从一种新的因果机制、比如动态选择过程中取得宏观经济学的预言，动态选择过程对那些不管为了什么理由都活动得象他们是理性的收益最大化者的实业家给以奖赏，而对那些由于破产就以其他方式活动的人给予惩罚。这并不是行为主义者对传统理论的重新解释，而是一个新理论。这就是我早期当做弗里德曼第二方法论论题提到的东西，它的理论涵义是那么深远从而它已广被接受，它的细微的特殊之处也为人们所注意，这是很惊奇的（但请见库普曼斯，1957年，第140—1页，阿奇博尔德，1959年ａ，第61—3页；温特尔，1962年和戴斯林，1971年，第59—60页，299—303页）。①

    对动态选择过程的参考，立即显示了求助于阿尔金论题的错误：传统微观经济学如果不是完全地至少也是大部分地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比较静态分析，这样一种学说在分析均衡结果方面是有力的，但是在分析达到均衡的过程时很虚弱。

    “显得是企业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可以是任何东西——习惯反应，随机选择，或其他难以归类的东西”，弗里德曼告诉我们（见弗里德曼，1953年，第22页）；“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这些决定因素碰巧使企业的行为和理性的、信息充足的收益最大化行为一致，企业就繁荣并且取得扩张的资源；什么时候只要不是这样做，企业就趋于失去资源。”但是当厂商真的朝最大化行为活动，这个使厂商繁荣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没有理由使人相信，那些在一个时期里繁荣的厂商，在另一个时期里也将保持一致的活动；换句话说，与那些不赢利的厂商相比，有赢利的厂商的“习惯反应”可以形成任何积累的趋势助使厂商发展，但“随机机会”当然不会这样。斯德尼·温特尔（见斯德尼·温特尔，1962年，第240页）在他对阿尔金论题所做的系统的考察中对此做了表达：

　　于是在关于选择的争论的现有论述中就存在一个基本的困难，困难的根源是事实上不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之间的相对偏差会随时间不断变化。由于人们并没有仔细对待动态过程以表明哪些行为是可行的，那些是不可行的，于是就忽略了厂商并不能从总体上按照接近最大化的行为安排它们的活动。一般地，这种安排必须有一个特别的环境状态，但是环境在动态过程中本身也在变化。

    为了维护阿尔金论题，我们就需要能够预言反均衡状态的行为，这就是，我们需要以和厂商在经济环境中的出现和消失有关的、至今人们还没注意到的进出理论来补充标准的厂商理论。假设在生产中与规模成比例的收益不断增加，或者有其他以技术为基础的成本优越；如果一个非最大化的厂商取得比最大化的厂商的大的起始优点，比如说，由于在时间上早进入一个行业，规模优越性会允许非最大化者比最大化者增长得快，并且这是不可逆转的；结果，我们所观察的厂商只是那些没有使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和那些的确是“停滞”的厂商（见温特尔，1962年，第243页）。在一个行业中甚至仅仅是有区别的产品和联合广告的出现都会产生类似的结果。现在我们当然能给一整套假设下定义——规模收益不变、有区别的产品、完全的资本市场、所有利润再投资，等等——这将支持阿尔金论题，但是这个步骤将不过是带我们绕了整整一圈又回到假设的“现实主义”（见同上，第242——5页）。简而言之，阿尔金论题的问题和达尔文理论中“适者生存”的字面意义的问题是一样的：为了生存，只需要比对手更好地适应环境；我们不能从自然选择中建立什么，因为生存下来的种类比我们从经济选择中能建立的要完善，生存下来的厂商是利润最大化者。

    现在我们重述弗里德曼文章的三个中心观点来总结我们对这篇文章的长期分析，所有三个观点都联合起来提供广泛的理由以说服经济学家们建立抽象的模型，不必过分为它们好象没理的假设基础担忧：（１）假设对于证实理论来说“大部分地”都是不相关的，应该“几乎”仅仅从它们做为产生正确预言的工具价值方面来判断它们的价值；（２）以“无数的运用……于专门问题”来判断，标准理论有一个优异的预言记录；和（３）不管事实上在个人方面公开的行为和行为的动机如何，竞争动态学已不断地解释了这个优异的记录。毫不奇怪，人们已经发现整整一代的经济学家都对弗里德曼这篇充满劝告主张的文章感到满意！

    回头看看围绕弗里德曼的文章的整个争论，我们禁不住为这个争论的缺乏方法论的诡辩而感到震惊。认为理论能够被整片地划分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经验的探照灯只能照在理论的含义而不能照在理论的其他部分，这种观点只能看做是对整整一个世纪来对传统理论的劈头盖脑的批评的反应。传统理论首先是遭到德国历史学派的批评，而后又遭到美国制度主义者的批评。这些批评的风格都是一成不变地伴随着对标准理论的假设的最疯狂的反对，而完全不注意理论的预言内容，这就不可避免地在辩护者中引起反应，产生了他们公认的“假设大部分不相关”教条。这就很象好几代的物理学家都取笑牛顿的引力理论，理由是他自己犯了一个明显地不现实的假设错误，假设运动着的物体的质量集中在它们的中心，这种取笑会足以引起牛顿答道，预言就是一切，假设不足轻重。面对着没有一个有违反事实假设的理论能被认真接受的责难，假设不相关论题几乎是可以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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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幼稚和诡辩的证伪主义

    我们所讲的现代经济学中明显的方法论争论故事已经接近尾声，剩下的部分可以很快地讲完。50年代末出版了两本论经济方法论的书，这两本书都否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斯德尼·舍弗尔的《经济学的失败》（1955年）的研究是对一本战前巴巴拉·沃顿写的书《经济学的挽歌》（1938年）的怀旧，虽然前者在否认经济学的科学称号方面走得更远。舍弗尔的中心论点本身是简单的：经济理论化的假说—推理传统是一条死胡同，经济学家必须调查整个社会组织，不要假装有经济学的自治原则这样的东西；只有存在不受具体情况限制的普遍规律时科学预言才有可能，而由于经济系统总是向非经济力量和机遇的作用开放的，就不会有经济规律，从而也没有象这种规律的经济预言（见舍弗尔，1955年，第46，162页）。所有这些都包括在54页里面，此后在该书剩下的部分包括了对特别的经济模型失败的一系列案例研究。

    在整个消极的控诉之后紧接着是提出一种新经济学的积极建议，足以使人惊讶的是，这个新经济学原来是以对决策的归纳研究为基础的关于理性活动的一般理论（见同上，第189—221页）。要在舍弗尔的主张里把有用的东西从废话中分离出来并没有多大意义（但是请参见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1967年，第35—8页），因为要把公认的经济学一笔勾销而一切都从零开始的任何方法论处方都会象自我打败一样不可避免地被扔掉：对于那些宣称因为一个人不能跑，因而试着走也没有意义劝告，经济学家总是忽视，并且总是继续忽视。

    爱恩瑞斯·帕番瑞欧的《做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1958年）采用了一种有些不同但同样地极端的观点攻击模型和理论之间的区分：对于帕番瑞欧来说，模型和理论是不同的，模型不能被反驳，因为它们适当的“社会空间”特征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描绘；但甚至是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也必须用辅助性假设或“对应规则”来补足，这些假设或规则把理论中的理论变量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成为“有争论的理论”，这种理论是真正地可反驳的。他对经济学中的流行作法的控诉简直是说，经济学家很少建立“有争论的理论”，而是满足于“模式”或“基本理论”，这些最终都是不可反驳的事后解释纲要（见帕潘德鲁，1958年，第9—11，136，139，144—5页；又见1963年）。

    从本质上说，帕番瑞欧在通过把杜海姆的不可驳性论题一般化制造一种理由，他好象是把这种理由说成是经济学的理论的奇特困难（见同上，第134—5页）。虽然他强调“经验的富有意义”的重要性，但他显得是用定量的比较静态来限制“基本理论”，否认经济学至少能因为某些定性的预言得到证实而感到自豪。但是要想弄清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从来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整个争论被埋在一大堆刻板的、为经济学新规定的理论语言中（见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1967年，第33—5页；罗森堡，1976年，第172—7页）。帕番瑞欧的刺耳的实证主义看起来已经导致了他的一个追随者把他的观点的基本精神运用于消费者行为理论（见克拉克森，1963年），但关于这以后再谈（见第6章）。

    在我们的年表中的下一个条目是琼·罗宾逊的《经济学哲学》（1962年），这是一本令人疑惑的小册子，它把经济学描述为部分是对社会的科学研究，部分是思想意识的宣传工具，象是对一种辩护的学说做特别的辩护。但是这本小册子所累积下来的影响是认为公认经济学更多的是思想意识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对社会的科学研究。在小册子里，波普是做为把形而上学的命题从科学命题中划分出来而提到的，而在社会科学中为理论提供确凿证据的固有困难的原因被说成是思想意识总是偷偷地钻进争论中：“经济学总是一条腿踏着没经过检验的假说，另一条腿踏着无法检验的口号而蹒跚跋涉”（见罗宾逊，1962年，第25页；又第3，22—3页）。小册子在结束时恳求人们不要放弃“经济学能朝着科学前进的希望”（见同上，第146页），但是却没有提供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指导。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理查德·利普西的受人欢迎的教科书《实证经济学导论》（1963年）的第一版，书的开头一章是论科学方法，坦率地赞同波普的证伪主义的“幼稚”样式，也就是说，相信科学理论能被仅仅一个决定性的检验证明它的缺陷。在该书的第二版中用“诡辩的证伪主义”取代了第一版中的“幼稚的证伪主义”；“我放弃了波普的反驳观点，转向一个统计检验的观点，同意不管是反驳还是证实都从来不是最后的，所有我们希望要做的是在不完全的、为数有限的知识基础上去发现在竞争的假说之间概率的平衡是什么”（见利普西，1966年，第XX页；又见第52页注）。①在这一页所举的观点的例子出现在这本书后来的所有版本中，②直到这时利普西的教科书还是保持了对初级经济学的杰出的、充满波普灵感的介绍，继续通篇强调，相对于支持对抗理论的证据，要为某种特定的理论对经验证据进行评价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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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回到实在论

    在这里，我们被诱使对哈奇森最近发表的意见做出反响，他说，到现在“也许大部分经济学家——但不是全部——会同意，改进对经济行为或事件的预言是经济学家的基本任务”（见哈奇森，1977年，第8页）。要评价这类意见的轻重从来不是容易的，但足以肯定的是，有大量的指标说明，如果这是大部分的话，这大部分所代表的也不超过现代经济学家的51％。极端的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后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制度主义者，和各种异端的经济学家，他们总共占了年轻一代的相当大部分，他们当然不会同意经济学理论归根结底必须以它们的预言为基础，或受到预言的束缚，或者对假说的经验检验对于现代经验学家来说，仍然象过去那样是经济学家向往的目标。本杰明·沃德的《经济学出了什么问题？》（1972年）是以库恩的眼光通过确定年代来重新估价经济学的最好的努力之一，但即使是这本书的咄咄逼人的目录也否认强调理论结果在经验上的可证伪性的失败是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缺陷之一（见沃德，1972年，第173页）。

    为了表明反波普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界的某部分人中流行的真正程度有多大，我们只需要考察马丁·霍利斯和爱德华德·内尔最近写的方法论著作，即《理性经济人》，其副标题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批判》（1975年）。

    这本书考察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可怕联盟，然而却没有提到波普和拉卡多斯，或任何在艾尔之后的实证主义者；（在文献目录里提了波普的某些著作，但这和他正文中的明白的或含蓄的思想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伪哲学，新古典经济学必然跟着它一起堕落：可分离性的实证主义论题一方面认为事实和价值可以分离，另一方面认为事实和理论可以分离，这种论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的事实都是装满理论的，所有的理论都是装满价值的。他们认为一个更如意的认识论能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意思是已经表明了存在一个康德主义的“综合”演绎真理：“我们的战略依赖于能够把本质的东西挖出来，然后就坚持本质的东西一定能在实践中找到”（见霍利斯和内尔，1975年，第254页，又第178页）。经济制度必须再生产它们本身，于是再生产的事实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光这个本质就能为经济理论提供稳固的基础。他们说，古典经济学的麻烦是，在其理论框架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保证厂商和居民户能够在各时期的基础上重新构造它们自己。

    做这些分析之后，原来我们可能是想知道，“稳固”的经济理论是现代增长理论，这当然基本上是关心无限的再生产性和经济增长过程的稳定状态的性质。但事情不是这样，唯一和“再生产”的本质方面有联系而又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确切意义是严重地依赖于斯拉法的而不是马克思的著作的新李嘉图经济学（见霍利斯和内尔，1975年，第188，195页）。这本书的结束一章《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该章标题的内容做了简略的描述，好象是撤回了很多前面说过的东西：突然回忆了资本主义是从属于循环性的经济周期的，甚至会最后崩溃，书的作者还承认“制度事实上是经常不能再生产它们自身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弄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东西是做为经济问题的本质由“再生产”组成的。

    霍利斯和内尔试图把归纳问题强加给“实证经济学家”；通过推翻归纳方法他们相信他们已经驳倒了富有成果的新古典研究方案的任何观点。他们猛烈地抨击新古典经济学的典型假设，特别是关于完全信息的假设。事实上哈奇森早在1938年就提出了很多象他们那样的论点，但是看起来他们忽视哈奇森的论点，强调企图检验经济理论的各种真正困难，就象在他们之前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表示过怀疑一样。他们在某种神秘的意义上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逃避了所有这些困难，当然这样做只是为了躲避证实理论的经验尺度。的确，很清楚的是他们对经济知识的理性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方法对于定量的经验研究无论如何也没有什么作用。他们的书只不过是谴责了波普主义迎来的在战后经济学方法论思想方面的所有进步。我们几乎可以说，如果他们读过波普对实在论哲学的很多毁灭性评论（见波普，1957年，第26—34页，又波普，1976年，第18—21页，197—8页；波普和埃赛利斯1977年，第172—94页），他们的那本书就根本不会存在。

    说到这里也许是费几句话提提实在论哲学的适当地方，这个丑恶的东西将在我们的分析过程中出现一两次。实在论回到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对他们来说知识或者“科学”是从对单个的事件观察开始，并经过无数次简单的归纳处理，直到直觉地抓住事件中一般性的东西——它们的“本质”——它这时就被放进所研究的现象的一个定义里。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发现事物本质的性质和以定义的手段对它们进行描述，这种教条在西方思想中一直到19世纪都有很大的影响。波普把这种方法论的实在论牌号同方法论的唯名论进行比较，后者是同牛顿一起进入科学争论的，它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借助于一般规律，描述在不同的情况下事情是怎样行为的，而不是去判定它们究竟是什么。

    波普长期认为实在论对于社会理论有危害性的影响，因为它鼓励用定义来解决问题这种反经验的趋势。霍利斯和内尔实际上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怎样着手选择出经济制度中的典型“本质”；他们暗示说本质构成了“正确地”抽象，但是他们所提供的除了生硬的现实主义之外，并没有评价“正确的”抽象的标准。①对于实在论的追随者被迫通过查阅他们自己编的词典来解决基本问题，霍利斯和内尔把这种趋势做为完美的例子：再生产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因为我们这样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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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制度主义和样板模型建立

    我是不是已经列出经济学方法论的全部菜单了呢？有的人会说没有。他们觉察到美国制度主义者的作品是解释的模式，这种模式既不是先验论、因袭主义、操作主义、工具主义、描述主义，也不是证伪主义：它是人们所称的模型化方法，因为它寻求通过区分事件或活动在一个关系模型中的地位来对它们进行解释，而这个关系模型据说是把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它的特征（见威尔伯和哈里森，1978年）。

    我们被告知，模型建立者反对所有形式的“原子论”，并拒绝从经济系统中的任何部分进行抽象；他们所用的假说是相对具体的，并且接近他们所描述的系统，如果他们要做什么一般化的话也是通过发展象征论进行的；他们的解释强调“理解”而不是“预言”，如果新的资料刚好切合于他们所说的模型，那么他们就把解释看做是对理解的贡献。

    我不怀疑这多少是准确地描述了某些制度主义者的方法，例如托尔斯泰恩·维布伦的，克拉伦斯·艾尔斯的，或许还有甘纳尔·缪尔达尔的。但是很难在约翰·Ｒ．康芒斯、威斯利·克莱尔·米切尔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著作中找到象模型建立的任何东西，而有些人会把他们视为主要的制度主义者。很清楚的是，所有这些作家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它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同均衡、理性行为、瞬间调整和完全知识这些概念打交道，所有他们都偏爱在风俗和习惯影响下的群体行为思想，喜欢把经济制度更多地看做是一个生物有机体而不是一部机器。但是绝不能说他们的方法论是相同的，也就是，绝不能说在证实他们的解释时用共同的方法（见布劳格，1978年，第710—13，726—7页）。可能有一个制度主义学派这类东西，但很清楚的是在反对正统经济学家方面它没有唯一的方法论。

    对制度主义者所有的方法论的一个更好的描述是沃德所称的讲故事（见沃德，1972年，第12章），意思也是说他们过多地描述正统经济学，特别是对在运用中的那些。讲故事利用历史主义者所称的概括的方法，把事实、低水平的一般化、高水平的理论和价值判断用一种固有的叙事方式捆在一起，并用作者和读者所共有的一套含蓄的信仰和态度把它们粘合起来。在能者的手里，这种做法能极有说服力，然而过后要解释为什么要做这种说服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个人是怎样证实他所讲的故事的呢？当然有人会问，是不是正确地说出了事实，是否有其他事实省略了，低水平的一般化是否受相反例子的支配，我们是否能找到切合事实的竞争性的故事。总之，我们审查了一个和我们经常用来证实正统经济学的“假说—推理”解释的做法不同的过程。然而，由于讲故事缺乏严密、缺乏一定的逻辑结构，要证实它是太容易了，然而又不可能去对它证伪。它的确或者能够恰好是有说服力的，因为它从来不冒出错的风险。

    也许经济问题是那么难驾驭以致讲故事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但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在事实上我们应该推荐讲故事的保险的方法论时，又痛惜证伪主义的有风险的方法论，这就很奇怪了。是不是越是证伪主义就越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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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目前的主流

    在我们考察战后经济方法论时，没有发现有什么具有压倒优势的理论。但是尽管界限有些模糊，辩别某些象主流观点的东西还是可能的。虽然?F扭曲有些尴尬，弗里德曼和马克卢普看起来的确说服了他们的大部分同事，同意对经济理论的假定或假设进行直接证实既不必要而又会引人入歧途；应该在最后的分析中用理论对它们计划要解释的现象的影响来判断一个理论。与此同时，经济学被认为仅仅是“一箱工具”，并且经验检验能表明，主要不是看某些模型是对的还是错的，而是看它们是否在给定的情况中运用。流行的方法论基调不但对公认的经济学理论是高度保护性的，而且在“比赛规则”的界限内也是极端宽容的：几乎任何模型都将确实是建立了严格的公式，具有漂亮的结构，允诺同现实世界的情况有潜在的一致。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现代经济学家经常宣扬证伪主义，但是他们很少这样做：在他们那里起作用的科学哲学可以被贴切地描述为是“无害的证伪主义。”①为了证实这个责难，我们将考察一个选定的主导的经济理论样板。然而在这样做之前，我们需要离开主题考虑福利经济学的麻烦问题。把经济学同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区别开来的特征之一是，经济学经常在完全同一个时间里对行为进行解释和规定行为的标准。现代科学哲学在帮助我们评价从一定的价值判断基础演绎出关于社会的最佳状态的本质这种理论方面作用很少，或者没有什么作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现代经济学家并不把证伪主义看得很认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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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几年后当奈特要求哈奇森说出他的哲学起点时，很有意义的是哈奇森提到了英国的经验主义者和马基以及维也纳的卡纳普，而却没有提到波普（见哈奇森，1941年，第735页）。稍后一个社会科学哲学家对待经济学中的方法论问题只不过是用另一种语言表示的哈奇森的观点，见考夫曼（1944年，第16章）；他也没有提到波普。

①哈奇森认为经济学家们是（并的确是）为了保护经验命题而把它们做为重复命题和定义来表达，这种观点是正确的；相反地，他们有时候令人不可思议地尽量要从事实上是重复的东西中抽取大量的经济洞察力（见里昂惕夫，1950年；克拉普霍兹和米香，1962年；又哈奇森，1960年；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1960年；哈奇森，1966年；拉特斯，1972年，第239—41页；罗森堡，1976年，第152—5页）。

①类似地，马克卢普在攻击哈奇森的极端经验主义时宣称（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152—3页）：“的确，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基本差别：在后者中，事实和‘观察’的资料本身就是人类活动者对人类活动的解释。并且这就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在自然科学中不存在的要求：在抽象的模式中为了分析的目的构造起来的所有类型的活动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应该是‘可理解的’，其含义是我们能够想象明智的人按研究中的理想类型所假定的方式活动（至少有时候是这样）。”

①弗里德曼的这个论题是那么有名以致甚至成为广为流传的笑话话题。奥布林（1974年，第3页）说在Bel Fast大学的学生告诉了他以下的故事（在此4年前我在曼谷的一个经济学家集会上听到了相同的故事）：“一位经济学家、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化学家被困在一个沙漠孤岛上，他们有一罐火腿，但却没有开罐工具。

    当工程师和化学家运用科学做各种开罐的试验都失败之后，他们转向一直在一旁面带高人一筹的微笑的经济学家愤怒地问，‘要是你会怎么办？’‘让我们假设我们有一把开罐刀’，经济学家沉着地答道。”

①我们肯定必须同意阿奇博尔德（1963年，第69—70页）的猜测，他说，假使“我们从理论Ａ和从理论Ｂ中的某些部分成功地预言一个经济实体的某些行为；而当Ａ是对的Ｂ就必须是错的，反之亦然。解释这种情况的方法之一是：

    ‘不同的理论解决不同的问题’。另一种方法是：‘Ａ和Ｂ都遭到了反驳’。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办？我的观点是Ａ和Ｂ的正确预言都包括了我们有用知识的一部分，对我所说的工程目的是可用的，但是做为科学的假说Ａ和Ｂ都遭到了反驳。现在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个更一般的同Ａ和Ｂ一致的理论。部分的这个理论必须专门确定每个次理论能把握的情况。这样一个理论可能会遭到反驳，因为专门的确定可能是错的。我对这种垄断—竞争混合情况的抱怨正好是，这是一种专设的混合而不是包含了适当的专门化的一般理论，从而也不能怀疑这种理论会遭到反驳。”

①类似地，比尔和奥尔（1967年，第195页）不赞同不相关假设论题，认为对经济学中的假设是很难检验的，因此作为第二好的办法是，只要假设不是断然地和任何可观察的东西有矛盾，就认为它们是正确的，于是就直接地检验预言。

    这种办法是合理的。他们说：“对于完全竞争模型的预言，如果因为其中的几个不能充分地把和中级教科书中的完全竞争条件不一致的东西合理化就无视它们，那么这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否定是错误的，因为要确定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完全竞争思想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和意义有多大，或者要确定一个完全竞争的合适思想是什么，这确是非常困难的。”

①见库普斯曼，1957年，第140页；阿奇博尔德，1959年ａ，第61—9页；罗特文，1959年，第556页，1973年，第373—374页；温特尔，1962年，第233页；西耶特和格朗伯格，1963年，第302—308页；梅利茨，1965年，第39页；德·艾莱西，1965年；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1967年，第29—33页；黑维特，1970年，第137页；麦克罗斯基，1975年，第136—139页；科登顿，1976年ａ；罗森堡，1976年，第155—70页；诺顿，1978年；在辩护方面，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153页；玻普和玻普，1972年ａ，1972年ｂ）。对关于一些弗里德曼的批评家的概览，见博兰（1979年），然而这本书把这些批评家贬得太低了。

①马克卢普（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46页）最近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因袭主义者——意思是一个人他把从分析的步骤方面看不做断言而只有惯例（解析，假定）的命题当做有意义的、有用的命题来接受。”

①因此，哈利·约翰逊（1968年，第5页）赞同不相关假设论题，不加限制条件地说：“已经表明……不管厂商是否有意识地寻求使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竞争将消灭缺乏效率的厂商；也不管消费者行为是理性的或纯随机的，对一种产品的需求曲线将象在马歇尔分析中的那样趋于向下倾斜。结果，经济学家把经济当做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是可能的，这个系统对根据某种理性的一般原理发生的变化做出反应。经济学家的信心比情有可原的30年前所表现的更足。”关于对达尔文论题的其他反响，见温特尔（1962年，第1页注）。

②特别是见最近第５版中论方法论的新的几章（见利普西，1979年，第1—3章），不要把这和利普西和斯坦纳（1978年）混起来，那是利普西（1979年）的美国版，略去了我叫人们注意的所有方法论讨论。

①这个向后转的出处可能是阿奇博尔德（见阿奇博尔德，1967年），这反映了在60年代早期伦敦经济学院（波普在那教书）的“口述传统”，这个传统认为“真正的”波普是波普１，“一个统计检验的观点”或波普2，好象没有被波普自己的话认可。事实上，阿奇博尔德和利普西都是在敲开着的门。

①于是内尔（见内尔，1972年ａ，第94页）在其他地方写道，“我们必须为了我们的模型的现实主义和它们体现本质性的程度来考察它们的定义和假设。

    如果它们是现实的，模型的作用应该能以相对地简单和抽象的形式反映经济制度。”

①我把这个巧妙的措辞归功于科登顿（1975年，第5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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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别

一、休谟的铡刀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区别，“科学的”经济学和对经济政策问题的实际建议之间的区别，这些问题至今已有150年的历史，可以回溯到拿骚·思诺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在19世纪后半期的某些时候，在经济学中的这种熟悉的区分变得混乱了，并且几乎同哲学实证主义者的“是”和“应该是”之间的区分、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分、想象上的关于世界的客观的宣言式的论述和对世界的规定的估价的叙述之间的区分等同起来。现在实证主义经济学被说成是同事实有关，而规范经济学被说成是同价值有关。

    到了本世纪30年代，出现了新福利经济学，它提供了一种据说是摆脱了价值判断的规范经济学，此后，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好象变成一方面是没有争议的事实和价值同另一方面是有争议的价值之间的区别。结果是传统的实证经济学范围扩大了，包括了整个纯福利经济学。在都让规范经济学来对付具体政策问题的情况下，在实证经济学那里对于价值和目的的问题除了政治家所告诉我们的之外，不能说出更多的东西。在这里所牵涉到的某些可怕的逻辑混乱，使得经济学家暴露于对摆脱价值的实证经济学的大规模攻击之下。很清楚的是，在这里还需要做很多分类，此后我们希望回到实证和规范的区分，这是一个至今还奇特地适用于象经济学这样的政策科学的另一个波普主义方法论标准。很久以前，大卫·休谟在他的《论人的本质》中就定下了“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个命题，认为纯事实的、描述性的论述本身只能赋予或暗示着其他事实的、描述的论述，而永远不会得出标准、伦理见解或做某些事情的规定。这个命题被贴切地称为“休谟的铡刀”（见布莱克，1970年，第24页），意思是他在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之间做了一刀切的逻辑区分。

    但是我们怎么能告诉人家一个给定的说法是一个“是的论述”还是一个“应该是的论述”呢？很清楚的是，不能从一个句子所包含的论述是不是在语法上是以陈述语气构造的来对它进行判别，因为有的句子虽然是采取陈述语气，象“谋杀是一种罪恶”，但它只不过是用“是论述”单薄地伪装起来的“应该是论述”。同样也不能以人们更多地准备赞成做为“是论述”而不是“应该是论述”来判定，因为很容易看到很多人都不会同意这样的事实命题，比如宇宙是在诸如我们不能吃婴儿这样的规范命题还没有出现的太古以前、在没有超自然干涉的情况下起源的。一个“是论述”只不过是事实上是真的还是假的论述：它对世界状态的某些事情做断言——它是如此如此，而不是别的——而我们能用人际可检验的方法来发现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一个“应该是论述”表达了对世界状态的一个估价——它赞同或不赞同，赞扬或责备，赞美或痛惜——而我们只能用论据来说服别人接受它。

    如果认为我们不能吃婴儿这个命题同样能用人际可检验的方法，比如通过公民的政治投起来检验，这种观点是否肯定遭到反对呢？一个政治投票所能确定的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同意吃婴儿是错的；但它不能确定吃婴儿是错的。然而人们将再次反对这种观点，就象人们反对每个人际可检验证实或反对一个“是论述”的证伪一样。结果，一个关于事实的、描述的“是论述”被认为是真的只不过因为我们已经在我们中间同意遵守某种“科学的”法规，这些法规指示我们把那个论述看做是真的，尽管它可能事实上是假的。说存在不管我们喜欢或不喜欢都必须接受的“没有理性的事实”，这就犯了归纳错误。此外，至今纽曼－皮尔逊统计推断理论本应早教会了我们，在科学中接受每一个事实都一定会暗含着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一个有风险的判断，这判断牵涉到了虽然不知道但一定会出错的机会。因此，我们接受或拒绝“是论述”的基础是它们自我提供的惯例，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科学家以科学家的身份做价值判断”这是一篇有名的方法论论文的标题（见拉德纳，1953年）。道德判断通常被定义为是禁止某种行为的规定，认为在同样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这种规定。但是，难道关于事实的断言不正是那样一种判断，是禁止某种态度而不是禁止某种行为吗？

    近年来在道德哲学家中间对于“是－应该是”两分法一直有持续的怀疑，主要是认为道德判断并不是对感情的简单表达，或者是命令某些人行动的规则，而事实上是关于世界的特别的描述性论述（见赫德森，1969年；布莱克，1970年，第３章）。然而我们面对着休谟铡刀的含义所提出的争论是有些困难的。我从来没有断言说“应该是论述”在逻辑上是等同于“是论述”的，而是说接受或反对“是论述”和接受或反对“应该是”论述的认识过程并没有多大不同；我的论点是，被当做正确的经验描述的“是论述”，总是依赖于认为我们应该接受它的社会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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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论判断和价值判断

    尼格尔寻求保护休谟的铡刀正是为了对抗上述反对观点（见尼格尔，1961年，第492—5），做法是在社会科学中区分两种类型的价值判断——描述特征的价值判断和评价的价值判断。描述特征的价值判断牵涉到要考察的项目内容选择、要采用的考察模式和判断考察结果真实性的标准，诸如坚持正规逻辑的法则，从可靠性标准方面选择资料，关于统计意义水平的任何明白的优先决定，等等；总之是我们早先称为方法论判断的所有东西。另一方面，评价的价值判断指的是对世界状况的估价论断，估价的对象包括了某种人类行为的合意性和由这种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果；因此，所有关于“好社会”的论述都是评价的价值判断。科学做为一种社会的事业，如果没有方法论的判断是无法进行的，但是尼格尔争论说，至少在原则上它不受评价的或规范的价值判断的束缚。

    然而，在和哲学水平有别的社会学水平上，这种区别大部分都消失了。结果，不可避免的是，接受所有不能重复命题的基础都是遵守一定的比赛规则，即，都是我们参加比赛的人共同接受的判断。有一种观点认为事实看起来一定要用所谓的客观证据来解决，而另一种观点认为道德价值只能劝告人们用感情来解决，然而这两种观点的基根都是某种确定的劝告技巧，而劝告的效力又要看不同的劝告技巧的价值。但是在一个科学研究起作用的水平上，尼格尔对方法论的和规范的判断还是实在和有意义的。

    每个经济学家都认识到，菲利甫斯曲线认为，失业水平和工资变化率之间有固定的函数关系，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失业是那么可悲以致我们应该情愿忍受任何程度的通货膨胀才能摆脱它，这两种断言是有极大的不同的。当一个经济学家说，应该允许每个人想怎么花他的收入就怎么花，或谁都不允许自由地控制物质资源或雇佣他人，或政府应该给无情的经济力量的受害者以救济，这就不难看出他或她是在做规范的价值判断。在调和不同的方法论判断方面有已建立了很长时间的、充分地试验过的方法。但是在调和不同的规范价值判断方面，除了政治选举和遇到障碍就扔掉之外，没有其他方法。正是对仲裁异议方法的这种比较，使尼格尔的区分显得适当。

    我们假定规范判断从来不服从于理性讨论，这种讨论是设计来调和人们的不管什么样的差别的，这样我们就把事情夸大了。即使在否认能够根据逻辑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或从“应该是”中推论出“是”方面休谟是对的，这也不能否定“应该是”受到“是”的有力影响，并且我们的价值观几乎总是依赖于整个一系列的事实信念。这就表明了对一个有争议的价值判断的理性争论是怎样进行的：我们虚拟一种不同的事实情况并且问道，如果这些情况流行的话，你情愿放弃你的判断吗？一个有名而明显的例子是一个广为流行的价值判断，认为以实际国民收入来衡量的经济增长总是合意的；但是我们可能会问，当这种增长使得个人收入分配中的最后１B4、１B10、１B50都绝对地恶化时，难道它还是合意的吗？另一个例子是人们常说的价值判断，说死刑总是错误的。但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有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死刑能威慑潜在的暗杀，难道你仍旧坚持你最初的观点吗？等等。

    顺着这个方向想，我们就被带到“基本的”和“非基本的”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分，或者我喜欢说的纯的和不纯的价值判断的区分：“对一个人来说，如果一个价值判断被认为能运用于所有可想象的情况，那么它就能被称为‘基本的’价值判断，否则就是‘非基本的’价值判断”（见森1970年，第59页）。只要价值判断是非基本的或不纯的，对价值判断的争论就可以采取求助于事实的方式，并且这是最好的方式，因为调停关于事实方面的争论比调停关于价值方面的争论有更牢固的传统。只有当我们最后提取了纯价值判断——请想象一个反对任何和所有的战争的严谨的和平主义者，或者“我为它本身的目的做此估价”的断言——我们才算用竭了理性分析和讨论的可能性。①

    很难怀疑对社会问题的大多数价值判断都是不纯的，因此完全有必要努力劝告持有这种价值判断的政党说事实和他们所相信的样子是不同的，从而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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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

    一旦我们通过理性辩论来扫清在不纯的价值判断中那些混杂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就是事实论述和纯价值判断，在这里的确存在着任何人对“事实”的概念解释和对“价值”的概念解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鸿沟。即使我们让价值判断象它们通常的样子那样是不纯的，我们至今也只是证明了在方法论判断方面达成协议的方法和价值判断之间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的差别。但是在我们所说过的话中并没有什么暗示着这种程度上的差别不值得操心。

    如果认为这差别是那么小以致可以忽略，这就一下子把我们带进了某种激进批评家的阵营，他们断言所有关于社会现象的命题都是绝对地饱含价值的，因此就缺乏“客观性”。就象尼格尔指出的（见尼格尔，1961年，第500页），可以证明这种断言实在太多了：它既是自己独一无二地免除这种责难，在这种情况下至少能够做出一个关于社会问题的客观论述；它又是自身载有价值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陷入了没有尽头的倒退，被迫走向极端的主观主义，在那里所有意见都干脆被认为是一样的。而且，对任何价值中立的、“客观的”社会科学的可能性的反对观点通常总是用各种无关的东西伪装起来，并且闹到否认在方法论的判断同规范的判断之间有任何有意义的区分。

    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教条断言，首先，事实的、描论性的“是论述”的逻辑地位同规范的、规定性的“应该是论述”的逻辑地位具有类的不同；其次，在“是论述”方面达成协议的方法论判断同规范的价值判断在方法方面有重要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宣称社会科学能价值中立并不否认思想意识的偏见会偷偷地潜入社会科学家对研究问题的选择，不否认从事实证据中做出的推论有时候会受到某种价值的影响，甚至也不否认社会科学家所提出的实际忠告经常带有隐藏的价值判断，说服比仅仅是忠告会更好。这个观点绝不是以假定各个社会科学家具有非个人的不偏不倚的态度为基础，它的基础是科学活动的社会方面，是不断地清除个别科学家的竞争偏见的批评传统，在50年前当马克思·韦伯定下“价值中立”教条时就把所有这些都搞得完全清楚了，实在没有在这后来的时期还误解他的意思的什么借口。①

    很明显，韦伯并不否认实际运用中的社会科学是充满政治偏见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宣扬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的可能性。而且，“价值中立”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对人类的估价不能理性地分析。相反，他坚持“对价值的讨论”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有很大的效用。讨论的形式可以采取（１）考察价值前提的内在一致性，从中可以得出与其不同的规范判断；（２）从实际情况方面演绎出那些价值前提的内在含义，这些函义正是要运用于那些实际情况的；（３）追踪实现规范判断的不同方法的实际结果（见韦伯，1949年，20—1；又朗西曼，1968年，第564—5页）。因此很清楚，森对基本的和非基本的、或纯的和不纯的价值判断的区分招来了对人们事实上持有的价值判断的理性论述，而这种区分的精神完全是韦伯主义者的。①

    在那些攻击“价值中立”教条的人中没有几个有说服自己的勇气。在把反对“价值中立”阵营的所有标准观点整理完之后，通常结果他们只能说，我们都喜欢客观真理而“对科学不感兴趣”，虽然对于“是”怎样才能解脱同“应该是”的联系他们并没有弄清楚。如果不存在至少有某些关于社会一致性的、描述性的、事实的断言是价值中立的（且不说在方法论判断中所暗含的描述特征的价值判断），看起来就难以逃脱这样的结论，说我们有想做什么断言就做什么断言的许可证。

    在社会学中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的否认比在经济学中更为普遍。的确，经济学家向来为他们的“是—应该是”二分法而自鸣得意，看起来是相信只要把事情讲清楚就能自圆其说（见克拉普霍兹1964年）。因此还难以找到这样的例子：经济学家首先是否认经济学能价值中立，然后又肯定某些经济学见解比其他的更为可信，于是就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但是也许只要找到一个有启发的例子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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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个攻击“价值中立”的例子

    罗伯特·黑尔布罗诺（1973年）从否认方法论的一元论教条开始他的进攻：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别是，人类活动受到潜在的愿望和有意识的目的的支配，没有对这些活动的含义的假设，从社会事实中是得不出什么结论的。他说，“正是在这个结合部，价值判断才进入角色。”怎样进入？他给出的一个例子是“其职业硬选一个研究任务，在这个选择中就有一个可观察到的明显的政治偏见”（见同上，第137页）。然而以尼格尔的观点看，这是一个方法论的而不是价值的判断。

    黑尔布罗诺承认这些观点以前已经提过很多次了，接着说他喜欢考察“一个还没有得到很好地探讨的问题，这个问题存在于经济分析本身的缝隙中，而不是存在于经济思想的奠基性前提里”（见同上，第138页）。他宣称，经济学家在评价经济理论时并不是科学地不偏不倚的，对此他给了一个并不那么有说服力的说明：“经济学家不情愿承认帝国主义现象是经济研究的合适课题，或者他们面对贸易并不能使穷国得益这个令人焦燥的证据还顽固地坚持温和的国际贸易理论”（见同上，第138—9页）。他补充说，经济学家象所有研究社会的人一样并不能摆脱对他是其成员之一的社会的感情：“每个社会科学家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带着一种愿望去执行他的任务，论证他所研究的可行的或不可行的社会秩序”（见同上，第139页）。面对“价值判断的这种极端的脆弱性，”经济学家不会是不偏不倚或者没有利害考虑的：“因此，价值判断部分地是属于社会学的，部分地是考虑到人的行为的，从经济学的最早期的论述到它的最新最复杂的代表作中都注满了这种价值判断”（见同上，第141页）。

    在这里我们必须转到简短地评论黑尔布罗诺对价值判断这个术语的不严谨的运用，在他那里这个术语包括了任何及所有不可检验的形而上学命题，这种作法弄混了经济学家的视野，组成在他理论中的拉卡多斯所称的硬核。如果我断言，比起其他经济制度来，资本主义为工人已经做了并且将做更多的事情，我并不是表达一种价值判断，而是显露了我的硬核见解。幸运的是我将不审判我的见解，而是将审判这个见解在“保护带”中生产出来的理论。除非得出某些这种区分，否则社会科学是装满价值的论题就变得不足轻重：现在，装满价值是所有理论命题的普遍特征，因此不成为社会科学的特别问题。为了表明黑尔布罗诺在“价值判断”这个没有歧视的标签下简单地把所有的命题而不是纯粹的事实断言捆在一起，让我们考虑一下自从罗宾斯以来人们的广泛信念，即相信效用的人际比较是一种价值判断从而在“科学的”福利经济学中没有地位。但是关于效用的人际比较论述并不是价值判断而仅仅是不可检验性论述：它们既不真也不假，但是至今我们还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发现什么事情是这样子（见克拉普霍兹，1964年，第105页）。价值判断也许是不可检验的，但并不是所有不可检验的论述都是价值判断（见尼格，1972年）。

    类似地，有一种趋势把价值判断定义为任何以感情的语言表达的任何说服性论述，完全忽略了事实上纯粹描述性的断言，或的确是术语的定义，正好能象价值判断一样可以说是说服性的（见克拉普霍兹，1964年，第102—3页）。加剧这种混乱的还有另一种同样明显的趋势，要把价值判断同思想意识论述等同起来（例见，萨缪尔逊，1977年）。思想意识是那些每一个人都为了他自己而下定义的用语之一，表达的是不管什么样的他不喜欢的思想。我们只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系统的、有时候是有矛盾的断言中模糊地辩别出马克思的思想意识教条（见塞利格，1977），根据这种教条，人并不是占有真理，而只不过是持有掩饰着成套的物质利益的信条，并且这对于所有的人都是确凿的，唯有具有特权的无产阶级成员和他们的自觉的发言人（诸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例外。如果没有一些非思想意识的标准来区别真理和谬误，我们是无法认识思想意识到底是什么的。如果思想意识是“错误的觉悟”，是对真理的歪曲，在这种情况下告诉人们什么是非思想意识的标准也许更有用（见瑞安，1970年，第224—41页，巴恩斯1974年，第5章）。如果真是这样，思想意识论述可以有用地定义为象价值判断所炫耀的那样是事实的论述（见伯格曼1968年），这个定义清除了马克思思想意识理论中的倾向性浮夸，挽救了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就这个定义而论，价值判断本身并不是思想意识论述，虽然所有的思想意识论述都是伪装的价值判断。

    做了这些分类之后，让我们转到黑尔布罗诺对价值中立的经济学教条的攻击。他宣称，“我确实相信经济学家应该以价值中立的分析为目标”。然而他补充说：“我必须以我所能调动的全部力量阐明，我不相信经济学家有用维护价值的名义的权利，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去损害做为论据的事实，去推动或散播政策劝告，或去把他装满价值的的理论做为具有‘科学的’确实性的东西推行到底”（见黑尔布罗诺1973年，第133，142页）。他坦率地承认这听起来“在用语上象是一个矛盾”（见同上，第138页），但是他相信这个难题可以通过仿效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他相信，这些方法包括在“着手科学工作的步骤的开头，把自己暴露给……对它的前提、实验、论证和结论进行痛苦的自我细察。”并且“由于在经济学家所进行的实验中没有几个是能在实验室里重新进行的，他们的实验结果不能象那些自然科学家的那样容易证伪，但是这些结果同样受到细察和专家意见论坛的批评的支配”（见同上，第142—3页）。

    这些是我们只能欢迎的感情。但是为什么要花成页成页的篇幅来说服我们说整个经济学都绝对地被价值判断搅混了，而价值判断被没有区别地定义为包括了不可检验的论述、用感情来描述的命题、思想意识的断言，结果只能下结论说有可能挽救一批实证经济学所发现的看起来是客观的东西呢？如果我们不断地反对价值中立的经济学的可能性，我们有可能更早而不是更晚地积累起这样一批客观的发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