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耐基人际关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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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耶稣基督说，我们应该原谅我们的仇人“七十个七次”的时候，他也是在教我们怎样做生意。

　　乔治·罗纳在维也纳当了很多年律师，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逃到瑞典，一文不名，很需要找份工作。因为他能说并能写好几国语言，所以希望能够在一家进出口公司里，找到一份秘书的工作。绝大多数的公司都回信告诉他，因为正在打仗，他们不需要用这一类的人，不过他们会把他的名字存在档案里……等等。不过有一个人在给乔治·罗纳的信上说：“你对我生意的了解完全错误。你既错又笨，我根本不需要任何替我写信的秘书。即使我需要，也不会请你，因为你甚至于连瑞典文也写不好，信里全是错字。”

　　当乔治·罗纳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简直气得发疯。于是乔治·罗纳也写了一封信，目的要想使那个人大发脾气。但接着他就停下来对自己说：“等一等。我怎么知道这个人说的是不是对的？我修过瑞典文，可是并不是我家乡的语言，也许我确实犯了很多我并不知道的错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想得到一份工作，就必须再努力学习。这个人可能帮了我一个大忙，虽然他本意并非如此。他用这种难听的话来表达他的意见，并不表示我就不亏欠他，所以应该写封信给他，在信上感谢他一番。”

　　于是乔治·罗纳撕掉了他刚刚已经写好的那封骂人的信，另外写了一封信说：“你这样不嫌麻烦地写信给我实在是太好了，尤其是你并不需要一个替你写信的秘书。对于我把贵公司的业务弄错的事我觉得非常抱歉，我之所以写信给你，是因为我向别人打听，而别人把你介绍给我，说你是这一行的领导人物。我并不知道我的信上有很多文法上的错误，我觉得很惭愧，也很难过。我现在打算更努力地去学习瑞典文，以改正我的错误，谢谢你帮助我走上改进之路。”

　　不到几天，乔治·罗纳就收到那个人的信，请罗纳去看他。罗纳去了，而且得到一份工作。乔治·罗纳由此发现“温和的回答能消除怒气。”

　　我们也许不能象圣人般去爱我们的仇人，可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和快乐，我们至少要原谅他们，忘记他们，这样做实在是很聪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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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前纽约州长威廉·盖诺所抱定的政策。他被一份内幕小报攻击得体无完肤之后，又被一个疯子打了一枪几乎送命。当他躺在医院为生命挣扎的时候，他说：“每天晚上我都原谅所有的事情和每一个人。”这样做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呢？是不是太轻松、太好了呢？如果是的话，就让我们来看看那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也就是“悲观论”的作者叔本华的理论。他认为生命就是一种毫无价值而又痛苦的冒险，当他走过的时候好象全身都散发着痛苦，可是他绝望的深处，叔本华说道：“如果可能的话，不应该对任何人有怒恨的心理。”

　　有一次卡耐基曾问伯纳·巴鲁区——曾经做过六位总统的顾问：威尔逊、哈定、柯立芝、胡佛、罗斯福和杜鲁门——

　　他会不会因为他的敌人攻击他而难过？“没有一个人能够羞辱我或者干扰我，”他回答说，“我不让他们这样做。”

　　也没有人能够羞辱或困扰你和我——除非我们让他这样做。

　　“棍子和石头也许能打断我的骨头，可是言语永远也不能伤着我。”

　　卡耐基常常站在加拿大杰斯帕国家公园里，仰望那座可算是西方最美丽的山，这座山以伊笛丝·卡薇尔的名字为名，纪念那个在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二日象圣人一样慷慨赴死——

　　被德军行刑队枪毙的护士。她犯了什么罪呢？因为她在比利时的家里收容和看护了很多受伤的法国、英国士兵，还协助他们逃到荷兰。在十月的那天早晨，一位英国教士走进军人监狱——她的牢房里，为她做临终祈祷的时候，伊笛丝·卡薇尔说了两句后来刻在纪念碑上的不朽的话语：“我知道光是爱国还不够，我一定不能对任何人有敌意和怨恨。”四年之后，她的遗体转送到英国，在西敏寺大教堂举行安葬大典。卡耐基在伦敦住过一年，常常到国立肖像画廊对面去看伊笛丝·卡薇尔的那座雕像，同时朗读她这两句不朽的名言：“我知道光是爱国还不够，我一定不能对任何人有敌意和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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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能原谅和忘记误解自己的人的有效方法，就是让自己去做一些绝对超出我们能力以外的大事，这样我们所碰到的侮辱和敌意就无关重要了。因为这样我们就不会有精神去计较理想之外的事了。举个例子来说，在一九一八年，密西西比州松树林里一场极富戏剧性的事情，差点引发了一次火刑。苏伦斯·琼斯——一个黑人讲师，差点被烧死了。卡耐基曾经去看过劳伦斯·琼斯创建的一所学校，还对全体学生做了一次演说，那所学校今天可算是全国皆知了，可是下面要说的这件事情却发生在很早以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般人的感情很容易冲动的时候，密西西比州中部流传着一种谣言，说德国人正在唆使黑人起来叛变。那个要被他们烧死的劳伦斯·琼斯就是黑人，有人控告他激起族人的叛变。一大群白人—在教堂的外面——听见劳伦斯·琼斯对他的听众大声地叫着，“生命，就是一场战斗！每一个黑人都要穿上他的盔甲，以战斗来求生存和求成功。”

　　这些年轻人趁夜冲出去，纠集了一大伙暴徒，回到教堂里来，拿一条绳子捆住了这个传教士，把他拖到一哩以外，让他站在一大堆干柴上面，并燃亮了火柴，准备一面用火烧他，一面把他吊死。这时候，有一个人叫起来：“在我们烧死他以前，让这个喜欢多嘴的人说话，说话啊！”劳伦斯·琼斯站在柴堆上，脖子上套着绳圈，为他的生命和理想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在一九○七年毕业于爱荷华大学，他那纯良的性格和学问，以及他在音乐方面的才能，使得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很喜欢他。毕业以后，他拒绝了一个旅馆留给他的职位，也拒绝了一个有钱人愿意资助他继续学音乐的计划。为什么呢？

　　因为他怀有非常高的理想。当他阅读布克尔·华盛顿传记的时候，就决心献身于教育工作，去教育他那一族里贫穷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所以他回到南方最贫瘠的一带——就是密西西比州杰克镇以南二十五哩的小地方，把他的表当了一块六毛五美金后，就在树林里用树桩当桌子，开始了他的露天学校。劳伦斯·琼斯告诉那些愤怒的人，等着要烧他的人，他所做过的各种奋斗——教育那些没有上过学的男孩子和女孩子，训练他们做好农夫、机匠、厨子、家庭主妇。他谈到一些白人曾经协助他建立这所学校——那些白人送给他土地、木材、猪、牛和钱，帮助他继续他的教育工作。

　　后来有人问劳伦斯·琼斯，问他会不会恨那些把他拖出来准备吊死和烧死他的人？他回答说：他忙着实现他的理想，没有时间去恨别人——他在专心地做一些超过他能力以外的大事。没有时间去跟人家吵架。他说，“我没有时间可以后悔，也没有哪一个人能强迫我低下到会恨他的地步。”

　　当时劳伦斯·琼斯的态度非常诚恳，也令人感动。他丝毫不为自己哀求，只希望别人了解他的理想。那一群暴民开始软化了，最后，人群中有一个曾经参加过南北战争的老兵说：“我相信这孩子说的真话，我认得那些他提起的白人，他是在做一件好事，我们弄错了，我们应该帮助他而不该吊死他。”那位老兵拿下他的帽子，在人群里传来传去，从那些预备把这位教育家烧死的人群里，募集到五十二块四毛钱，交给了琼斯——这个曾经说过“我没有时间去跟人家吵架，我没有时间可以后悔，也没有哪一个能强迫我低下到会恨他的地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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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匹克特修斯在一千九百年前就曾经指出，我们种因就会得果，而不管怎么样，命运总能让我们付出代价。“归根究底”，依匹克特修斯说，“每一个人都会为他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能够记住这点的人就不会跟任何人生气，不会跟任何人争吵，不会辱骂别人、责怪别人、触犯别人、恨别人。”

　　在美国历史上，恐怕再没有谁受到的责难、怨恨和陷害比林肯多了。但是根据传记中记载，林肯却“从来不以他自己的好恶来批判别人。如果有什么任务待做，他也会想到他的敌人可以做得象别人一样好。如果一个以前曾经羞辱过他的人，或者是对他个人有不敬的人，却是某个位置的最佳人选，林肯还是会让他去担任那个职务，就象他会派他的朋友去做这件事一样……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因为某人是他的敌人，或者因为他不喜欢某个人，而解除那个人的职务。”很多被林肯委任而居于高位的人，以前都曾批评或是羞辱过他——比方象麦克里兰·爱德华·史丹顿和蔡斯。但林肯相信“没有人会因为他做了什么而被歌颂，或者因为他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而被废黜。”因为所有的人都受条件、情况、环境、教育、生活习惯和遗传的影响，使他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将来也永远是这个样子。”

　　从小，卡耐基的家人每一天晚上都会从圣经里面摘出章句或诗句来复习，然后跪下来一齐念“家庭祈祷文”。他现在仿佛还听见，在密苏里州一栋孤寂的农庄里，他的父亲复习着耶稣基督的那些话：“爱你们的仇敌，善待恨你们的人；诅咒你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的，要为他祷告。”

　　卡耐基的父亲做到了这些，也使他的内心得到一般将官和君主所无法追求的平静。

　　要培养平安和快乐的心理，请记住这条规则：

　　“让我们永远不要去试图报复我们的仇人，因为如果我们那样做的话，我们会深深地伤害了自己。让我们象艾森豪威尔将军一样，不要浪费一分钟的时间去想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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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耐基曾在德克萨斯州碰到一个正为某事而愤怒的商人。令他愤怒的那件事发生在十一个月以前，可是他的火气还是大得不得了，简直无法不谈那件事——他发给三十四位员工一共一万美元的年终奖金，但没有一个人感谢他。“我实在很后悔，”他很尖刻地埋怨说，“应该一毛钱都不给他们的。”

　　“愤怒的人，”古圣先贤说，“心理都充满了怒恨。”这个人心里就充满了怒恨。卡耐基实在非常同情他，他大概有六十岁了，根据人寿保险公司的计算方法，平均来说，我们大概可以活到现在的年龄到八十岁之间差距的三分之二多一点点，所以这位先生——如果他运气好的话——也许还有十四到十五年好活，可是他却浪费了几乎一年的时间，来埋怨怀恨一件早已过去的事情。

　　他不该沉浸在怒恨和自怜中，他该问问自己：为什么没有人感激他？也许他平常付给员工的薪水很低，而派给他们的工作却太多；也许他们认为年终奖金不是一份礼物，而是他们花劳力赚来的；也许他平常对人太挑剔，太不亲切，所以没有人敢或者愿意来谢谢他；也许他们觉得他之所以付年终奖金，是因为大部分的收益得拿去付税。

　　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许那些员工都很自私、很恶劣、很没礼貌。也许是这样，也许是那样。我们都不知道真相如何，不过，撒姆耳·强生博士说过：“感谢是良好教养的成果，在一般人中是找不到的。”

　　卡耐基想说的是：这个人希望别人对他感恩，正犯了一般人的共有缺点——可以说是完全不懂人性。

　　如果你救了一个人的命，你是不是希望他感谢你呢？可能会。可是山姆·里博维兹在任法官之前是一个有名的刑事律师，曾经救过七十八个人的命，使他们不必坐上电椅。你想这些人中有多少个会感谢山姆·里博维兹，或者只送他一张圣诞卡？

　　至于钱的问题，这就更没希望了。查尔斯·舒万博曾经说过，有一次他救了一个挪用银行公款的出纳员。那个人把公款花在股票市场上，舒万博用自己的钱救了那个人，让他不至于受罚。那位出纳员感激他吗？不错，有很短的一阵子。

　　然后他就转过身来辱骂和批评舒万博——这个让他免于坐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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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你给一位亲戚一百万美金，你会不会希望他感激你呢？安祖·卡耐基就做过这样的事。可是如果安祖·卡耐基能够从坟墓里复活，他一定会吃惊地发现那位亲戚正在咒骂他。为什么呢？因为卡耐基将三亿六千五百万美金捐给公共慈善机构——那个亲戚怪他“只给了区区的一百万美金。”

　　事情就是这样，人总归是人，在他有生之日恐怕不会有什么改变。所以何不接受这个事实？为什么不认清现实，象统治过罗马帝国的那个聪明的马尔卡斯·阿理流士一样。他有一次在日记里写着：“我今天要去见那些多嘴的人——那些自私、以自我为中心、丝毫不知感激的人。可是我既不吃惊，也不难过，因为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这种人的世界。”

　　这话很有道理，要是你到处怨恨别人对你不知感激，那么该怪谁呢？是该怪人性如此，还是该怪我们对人性不了解呢？让我们试着不要指望别人报答，那么如果我们偶然得到别人的感激，就会是一种意外的惊喜；如果我们得不到，也不会为这点难过。

　　卡耐基提出他对恩怨的第一个要点：人类的天性是容易忘记感激别人，所以，如果我们施一点点恩惠都希望别人感激的话，那一定会使我们大为头痛。

　　卡耐基认得一个住在纽约的女人，她常常因为孤独而不停地埋怨，她的亲戚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接近她——这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如果你去拜访她，她就会连续几个钟头不停诉说她做的各种好事。

　　她扶助过的侄女们偶尔会来看看她，只是为了责任感。可是她们都很害怕来看她，因为她们知道必须坐在那儿好几个小时，听她拐弯抹角地骂人，还得听她那没完没了的埋怨和自怜的叹息。后来这个女人无法威逼利诱她的侄女再来看她的时候，她还有一个“法宝”：心脏病发作。

　　她是不是真发心脏病呢？是的，医生说她有一个“很神经的心脏”，才会发生心脏亢进症。可是医生们也说，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她的问题完全是情感上的。

　　这个女人所真正需要的是爱和关注，可是她称之为“感恩图报”。而她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感恩和爱，因为她去要求它，她认为那些是她该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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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象这样的女人不知有多少。这些女人都因为“别人的忘恩”、孤独和被人忽视而生病。她们希望有人爱她们，可是在这个世界唯一能够被爱的办法，就是不再去要求，而开始付出，并且不希望回报。

　　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呢？并不是的，这只是普通常识，这是能让你我得到快乐的好方法。卡耐基自身有这样的体会。他的父母很乐于帮助别人，但他们家里很穷——

　　老是债台高筑，可是虽然穷，他的父母每年总是尽量想办法送点钱到孤儿院去。那是设在爱荷华州的一座基督教孤儿院。

　　他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到那里去看过，或许也没有人为他们所捐的钱谢过他们——除了写信——可是他们所得到的报酬却非常丰富，因为他们得到帮助孤儿的乐趣，而并不希望或等着别人来感激。

　　当卡耐基离家之后，每年的圣诞节总会寄一张支票给父母，让他们买一点比较奢侈的东西。可是他们很少这样做，当他每个圣诞节前几天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就会告诉他又买了一些煤和杂货送给镇上一些“可怜的女人”——那些有一大堆孩子却没有钱去买食物和柴火的人。他们送这些礼物时也得到很多的快乐——就是只有付出，而不希望得到任何回报的快乐。

　　卡耐基相信他父母有资格作亚里斯多德理想中的人——

　　也就是最值得快乐的人。“理想的人，”亚里斯多德说，“以施惠于人为乐，但却会因别人施惠于他而感到羞愧。因为能表现仁慈就是高人一等，而接受别人的恩惠，却代表低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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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耐基要说的第二个要点是，如果我们想得到快乐，我们就不要去想感恩或忘恩，而只享受施予的快乐。

　　几千年来做父母的一直为儿女的不知感恩而非常的伤心。

　　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也说：“一个不知感激的孩子比毒蛇的牙还要尖利。”

　　可是孩子们为什么应该心存感激呢——除非我们教他们那样。忘恩是人类的天性，就象野草一样，而感恩却象一株玫瑰，必须施肥、浇水，给它教养、爱和保护。

　　如果我们的子女忘恩负义，应该怪谁呢？也许应该怪我们。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教过他们怎么对别人表示感恩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希望对我们表示感恩呢？

　　我们必须记住：子女们的行为完全是由父母造成的。

　　所以我们还要记住：要教出感恩图报的孩子，就要自己先懂得感恩。要注意我们自己说的话。

　　要避免因为别人不知感激而引起的难过和忧虑，请记住这三条：

　　1、不要因为别人忘恩负义而不快乐，要认为这是一件自然的事。让我们记住：耶稣基督在一天之内治愈了十个麻疯病人，而只有一个人感谢他。为什么我们却希望得到比耶稣基督更多的感恩呢？

　　2、让我们记住找到快乐的唯一方法，就是施恩勿望报，只为施予的快乐而施予。

　　3、让我们记住感恩是“教化”的结果。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女能知道感激，我们就要训练他们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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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征服畏惧建立自信

　　培养自信是卡耐基课程训练的主要目的。大部分参加的学员说，他们虽然也得到其他的益处，但是自信心的增加则是最主要的收获。

　　卡耐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他要求班上每一个学员，在每一堂课里，都至少要对着乐于听、又乐于给予鼓励的同学讲一次话，“参与”可以培养出克服畏惧所需要的信心。

　　卡耐基和他的教师谈话，要他们把卡耐基课程训练视为破除畏惧和建立自信的工具。他说：“把卡耐基课程看做是人际关系的训练，看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因为事实确实如此。一个人去除了畏惧，建立了信心之后，他的视野就宽了，领域就广了。”

　　卡耐基了解，毕业学员的证词，比教师的讲话更能够鼓励新学员，他就建议多邀请刚毕业的学员出席“新生班”，对新生说说他们是如何克服了畏惧，以及有机会把这种经验报告出来是多么的快乐。他还建议要毕业的学员说明，信心增强对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有什么好处，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又有什么帮助。

　　卡耐基警告他的教师要记住他们的责任是：“征服畏惧以及培养仪态、勇气和自信”。帮助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勇气和自信的最确实、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让他在一组人面前讲话。他说：

　　“由于我们知道批评一个人的发音、文法、音调和姿态，只会增加——而不是除去——一个人的自惭和畏惧，因此我们先不批评这些。只有让他获得成就感和胜利感之后，才能帮助他培养勇气和自信。”

　　玛丽·魏丽丝是个盲人，她在纽约市参加卡耐基课程。她由盲人犬引导来到教室。头几堂课里，玛丽怕到教室前发表谈话，教师和同学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和帮助她克服这种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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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星期以后，玛丽对走到前面去说几句话已经不再十分勉强。不久，她抱怨班上的人太护着她了，她说她要受到和别人一样的对待。又过了几个星期，玛丽去参加了另一个班，毫不犹豫、畏惧或不安，她对新的一群人发表了一篇很好的谈话。在毕业谈话中，她强调她已经获得足够的勇气，她要辞去现在的工作，找一份待遇较好、更令她喜爱的工作。同学们都为她写很好的推荐信，寄给可能会雇用她的老板。

　　培养勇气就是全部卡耐基课程的根本，它激励着每个课程的学员们。卡耐基引述军事领袖、著名的电影明星、歌星以及政治领袖的事例，他们都承认在一生中有的时候会失去勇气，卡耐基指出他们是怎样克服了畏惧，面对困难的。

　　卡耐基去世的前几年，在米尔瓦基商业协会发表演说。他在总结中指出：“我宁愿把自信和勇气传给我的子女，而不是留下百万元的财产。”

　　在一次广播节目中，主持人问他：“除掉鼓励人发表谈话外，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培养一个人的勇气？”他回答说：

　　“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勇气是花钱也买不来的，培养出真正的勇气就象你锻炼出强壮有力的手臂一样。你知道，就算你有洛克菲勒加上亨利·福特的财富，你也不能够跑到健身房去用钱买一双强壮有力的手臂。但是你砍柴、打沙包，就可以锻炼出强壮有力的手臂。同样的道理，你只要多多运用勇气，就可以培养出勇气。

　　“明天开始，你就做些你害怕去做的事，爱默生曾经说过：

　　‘做你畏惧去做的事，畏惧就绝对可以去除掉。’你坐在那儿什么事也不做，你就永远不能培养出勇气来。你只有以行动培养勇气。

　　“假定你不敢去拜见某一个人，那么你明天就去拜他，做你害怕去做的事。你可能害怕得在他的家门前或办公室门口来回走上五、六次，然后才鼓足勇气走进去。但是只要进去，你通常会发现情况并不如你害怕的那样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