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教育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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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学制，1904年

　　1900年，中国人以惨痛的牺牲走进20世纪，无数的中国心掉到了京都的马路上，被八国联军的大皮靴恣肆践踏。在刻骨铭心的痛苦中，中国的教育终于要发生巨变了。

　　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下《兴学诏》，令各省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州设小学堂。1902年8月15日，又颁《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这是包括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的各级学堂章程。

　　然而办新学不是下一道圣旨就办得起来的，办新学所需的师资资源、课程资源和学堂都严重缺乏。上述章程颁布后尚未及实行，1904年1月13日，朝廷又颁发了张之洞等大臣拟订的《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以及《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任用教员章程》等16个变革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章程，史称《癸卯学制》。

　　单从这些章程的标题，我们已能看到那影响万方的覆盖面。在这些章程的后面，张之洞等大臣有过怎样的思索、讨论、激荡交融、奔走呼号？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向全国公布并得到实施的教育制度。其中规定：“儿童自六岁起，受蒙学四年；十岁入寻常小学，修业三年；十三岁入高等小学，三年卒业；再入中学堂，四年卒业。”再升入高等学堂，即大学。还将大学堂改为“通儒院”，即研究生院。由此初步制定了20世纪中国从幼儿园到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崭新格局。

　　这是破天荒的巨变。中国传承了数千年的农业时代的教育，在这里发生了重大转型，重大变迁。

　　从1904年《癸卯学制》颁行到今年（2004年），整整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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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科举，兴女学

　　朝廷颁布了新学制，要推行仍然困难重重。

　　最大的障碍就是科举制。

　　袁世凯、张之洞等大臣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写道：“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1905年9月2日，经慈禧同意，清廷下诏废除了延用1300多年的科举制。科举制一经废除，各地新学迅速兴起。

　　以我故乡为例，清廷下兴学诏后，福建建阳5年没有动静，科举制一废，1906年建阳乡绅袁某就去联系朱熹23世孙朱金紫等地方名流与县知事磋商，提出“矫学士空谈之弊，改书院而建新学”。县知事表态支持，从县田粮捐中拨出部分款项，不足部分由众乡绅自愿认捐。总筹资白银千余两，“建阳第一高等小学堂”就这样建起来了。这是我的好友刘建在《南阙里纪事》著作中的描述。

　　女子学校在中国出现于19世纪末，如1898年5月上海出现的经正女塾。这并不是朝廷准许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事，突然出现了。它是怎么出现的呢？

　　早在1896年，维新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担任主笔的梁启超就发表了《论女学》《论幼学》等文章。这个时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学也是一段不能忽略的特殊现象。外籍传教士中有嬷嬷，她们是女子，也在教会学校中当教师，这对于呼唤中国女子上学读书，实在是颇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如1902年11月4日美国监理会传教士创办的苏州景海女塾开学，学校分高、初中，除国文课外，全用英文课本教学。中国近代第一代女学者，多出自教会学校。

　　1902年还发生过一件不寻常的事，中外合拍了第一部电影《慈禧太后》。在刚刚过去的1901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了。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4年，从1837年到1901年，正是在她临朝期间发动了对中国的进攻。也是这个时期，大英国势达到极盛时代。现在她去世了，有人便想到拍一部关于中国慈禧太后的纪实片。拍片的技术和主意都出自洋人，在洋人看来，中国慈禧太后虽不能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相比，但向西方观众介绍中国垂帘听政的最高统治者，一定会很有观众。电影是一种综合艺术，拍电影在冥冥之中对慈禧也是有教育的。

　　1904年，秋瑾冲破封建家庭束缚，变卖首饰自筹资费赴日留学。秋瑾不是最早赴日本留学的中国女子，此时在日本已有专事中国女留学生教育的女校，如成蹊女学、青山实践女校等。

　　1905年废科举后，1906年2月21日慈禧面谕学部，实兴女学。这意味着清政府把兴办女学提到了议事日程。1907年3月，清政府正式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华女子教育由此取得合法地位。

　　这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

　　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没有收过女生，祝英台想读书只能女扮男装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从1907年3月开始，中国女子上学取得了合法权利，盖因振兴中华不惟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矣！同年，首批官费女学生胡彬夏等3人赴美留学。1908年美国教会在北京创办了燕京女子大学。

　　1907年，全国学堂已有3.7万余所，在校学生102万多人。到1909年新式教育遍布中国，仅北京城内就有中学堂22所，北京四中的前身顺天中学堂，便是其中之一；有小学堂239所，王能智小时候读过的孔德小学亦为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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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留学潮

　　鲁迅在清廷废科举前已自费赴日留学。废科举后，1906年，全国赴日留学的官费生和自费生总数猛增到12000人。一批又一批赴东洋留学的，不仅有20岁左右的男女青年，还有年过花甲的老翁。这听起来好像是个虚构的故事，然而这确是清末天津港、上海港出现过的景象。

　　这景象早在朝廷颁发张之洞拟定的《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之后就陆续出现。该章程规定，凡由日本中等学堂毕业并获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凡由高等学堂毕业者，给予举人出身；凡由大学堂毕业者，给予进士出身；凡由国家大学堂毕业并获学士学位者，给予翰林出身……并对以上不同出身者授予相应官职。这无异于在科举之外别开一条做官的途径，而且比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考容易许多。此章程颁发全国，立刻引起强烈反响。

　　起初，各省争取赴日留学的竞争十分激烈，若准允更多的人出国留学，清廷财力不支。随后规定，凡各省自费留学者，与官费生同样按所学等级赐予出身和授予官职。

　　1905年废科举，通过读书做官就剩下赴日留学一途。中国人读书做官实有千年的冲动，清代的秀才，如小说描写的范进50多岁才中举的并不少见。他们苦读一生没有得到功名，突然朝廷又绝了科举之路，柳暗花明尚可留学日本，虽年过花甲也想方设法坚决前往，并不以为年岁大了有什么不自然，慷慨上道，心志与进京赶考相当。

　　1906年，蒋介石的母亲变卖了首饰和所有值钱的家当送儿子东渡。在这前后的留日学生还有邹荣、陈天华、章太炎、黄兴、廖仲恺、宋教仁、吴玉章、闫锡山等等。1911年组织武昌起义的湖北革命军总指挥蒋翊武，以及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秉坤，也曾是留日学生。孙中山早年随母亲到夏威夷岛就读英、美教会办的学校，此后游历欧洲，再从欧洲到日本。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参加的留日学生占到90％以上。

　　1907年清廷颁旨实兴女学，赴日留学的女子也多起来了。在王公贵族、有钱人中还出现了夫妇、兄妹同去留学，乃至父子和儿媳同去留学的。那时，为方便留学，社会上像《日本游学指南》《日本留学指掌》之类的书，也一本一本地应时而出。

　　汽笛声声，轮船就要启航，甲板上向亲人告别的中国人下至少年，上至老叟，什么样年龄的人都有。这些男女老少汇聚一起不是逃难，也不是去打工，是要去留学。这在世界各国的留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奇观。

　　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热潮也刺激了美国人。美国人考虑到需要通过影响中国人才的途径来影响中国的未来及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愿以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的名义在中国办学。于是清政府在清华园办“游美肄业馆”，是一所留美预科学校，即清华大学的前身。

　　美国人由此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留学的方向。那以后中国人留学美国或留学欧洲成为主潮，他们中有胡适、陈寅恪、马寅初、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钱钟书、邓稼先、周培源、费孝通、茅以升、高士其、陈省身、巴金、曹禺、季羡林……这许多群星灿烂的名字，不胜枚举。

　　20世纪早期的留学，仍然是中国近代改变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中国近代教育、科技、人文的发展始终与留学教育不可分割。

　　1916年袁世凯帝制破产，蔡元培从法国归来任北大校长，他聘请的许多教授是留学欧美的人士。蔡元培在北大推行“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北大一跃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已是五四运动的前夜了。

　　至此可清楚地看到：由于西方新兴的工业生产力对中国的严重冲击，中国的教育在经过60年的渐变后，终于在20世纪初期从先前的教授“四书五经”全面转向教学“文史地数理化”。中国20世纪的教育，发生了与古代教育多么不同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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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的老师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老师。生在贫穷的乡村，老师就是我们童年生活中的一盏灯。我的童年也是在乡村教师的照耀下长大，幼儿园的老师，小学的老师……一程程铺垫了我通往远方的路。人生在世，有些恩情不能报答，只能铭记。写完此书，感到还有什么没做，后记之类常写些感激的话，我愿以此文为后记，献给我敬爱的老师

　　去见她时，我感到心情有点激动。

　　当她从办公桌前站起来时，我却发现自己——突然间简直难以接受。这时我才明白，26年了，我心中的老师，一直是26年前那个青春焕发的形象。

　　12岁上中学，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老师只有22岁。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老师是从福州来的，她没有读大学，后来上了一年英语业余大学，再后来由她的一位当医生的姨妈介绍，只身来到闽北山区的这所新办中学任教。

　　烈日下锄草，寒风中积肥，我们知道22岁的女老师同我们在一起，生活很明亮……那是一所刚刚创办的乡村中学，只有初一，初一也只有两个班，学生总数不足百人。教室是在一排牛栏的旧基上改建的，没有操场。操场是在我们入学后，师生共同用锄头锄出来的……当荒草和败叶都被集中起来，当火点燃的时候，那片岁月，真是每一缕空气里都有我们随手可以抚摸的温暖。

　　22岁，只身来到这所山区中学的老师，直到我们离开她的时候，我们也没发现她有男朋友，因而在我们那短暂的中学时代，她都像是属于我们的。

　　作为住校生，许多个星期日，我们在她那只有一扇木栅窗户的房间里学会了唱《卡秋莎》……在我们的中学时代，我一直就觉得她是世上最美丽的人。

　　她的姓名就叫陈美熙。

　　然而1991年深秋，当我再见到她时，一时间真的难以接受，我不禁想起了那句话：青春的容颜像一只美丽的鸽子，永远飞出了她的巢穴……

　　离那乡村中学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河，河宽百余米，清湛湛的故乡河叫建溪，它的前方通往闽江，然后东流入海。我们从河滩上挑来细细的沙子，我至今记得陈老师挑沙子时甩动她那条细细的长辫子的姿态。

　　我们把沙子倒进一个我们挖好的大坑，又在坑的前方辟出一条跑道。从此，我们将一次次从这里出发，练习跳高和跳远，而且不必害怕摔倒。

　　可是我们的中学时代实在太短暂，读书的日子只有一年，一年后的那个暑假，那场“大革命”同炎热的气候一同到来……我们分成了两派，陈老师成了“孤独”的人。我们谁都想争取她，可她一点儿都不肯偏心。记得有个月夜，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驱使我们跑到老师们的窗外去敲锣，锣声嘡嘡地响，月光下，满操场都流窜着震耳的声音……我至今无法描述我们为什么把那个日子变成如同狂欢节。

　　那一排低矮的木屋里住着全校总共不足十员的教师。木屋的屋檐下有一条水沟，走廊的尽头有一块木板——桥梁似的架设在水沟上，就她一个人出来了，月光下，我们看到她留着长辫的身影就站在那块木板上。

　　陈老师生气了，她在喝止我们。我们从那声音中听到了（好像是）哭的声音。我们都安静下来了。

　　后来小镇上传来了城里发生武斗的消息，小镇的空气也严峻起来，陈老师第一次踏进我们的“总部”。

　　“回家吧，你们都回家吧，你们都太小了！”

　　城里的班车已经不来了，替我们做饭的炊事员也走了。那一天，我们给陈老师搬凳子，团团地围住她，并且第一次感到：吃饭还真是个问题。

　　短暂的中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散伙那天，我们站在校门口，打量着空荡荡的操场，感到过去的日子已经隔得像放牧一样遥远。

　　再见到陈老师，已是两年后的冬天，我们回校要准备上山下乡了。

　　我和陈老师坐在离校不远的河滩上，面前是那条永远也不会冻结的河，河面上热气袅袅，那是故乡之河冬日的景象。河滩上的草，都还顽强地坚持着生命的绿色。

　　我说：“我已经没有父亲了。”

　　老师沉默一阵，从身边拾起一块小石子，使劲一甩，不远的河面上传来一声单调的水响。回过头，她看着我说：“我的父亲也自杀了。他，也是医生。”

　　很久以后，当我有勇气来聆听别人伤心的诉说时，我也有勇气说，我也有过很潮湿很泥泞的日子。我甚至真的相信，痛苦，很可能是值得珍惜的。

　　不久，陈老师就站在校门口，把我们送上了一辆大卡车。那是一个早晨，山区的雾把公路也弄得湿漉漉的，晨风开始呼呼地在我们耳边响，我们都背对车头站在卡车的后斗上，老师已经在我遥远的视野中变得像一棵在晨雾中朦胧的小树。

　　那时候我们手里或者背包上，都有一朵红花，我不能肯定我的这一朵是不是陈老师做的……卡车就这样把我们拉到山区的一处渡口。这天天气晴朗，阳光已经铺满河面，这是建溪上游。对岸的山路向我们迎来，我们还听到了鸟声……很久以后，我躺在没有窗户的小屋里怀想山路，觉得山路就像一根绳子，是它把我们牵进大山。我们开始对乡邮员绿色的自行车格外留意，而且羡慕不已。

　　不久，我收到了陈美熙老师的一封回信，看到那熟悉的曾被我们许多同学摹仿的清秀字迹，你很难想像我当时的心情……老师在信中说：“宏甲，我也要走了，因为我只是一个教书的临时工。”

　　我不知老师是不是已经走了，也不知25岁的老师在她走的时候还有谁送她，更无法想像老师现在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面对青山和稻田，把裤管高高地挽到膝上……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了关于陈老师的消息，这使我一再想，从今以后，我真的得靠自己长大了。

　　5年后，我20岁了，那时许多农民朋友，尤其是那些从少小就跟随父兄在田里劳作的姑娘的笑声，已常常会出现在我的梦中……但我还会想，陈老师该是30岁了，她在哪儿呢？我不能想像她也跟我一样——黄昏在田水里洗净了脚，夜晚挤在生产队的队部里记工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某个山村，就像我们大队的乡村女教师那样当个民办教师。我的意识一直停留在她那句话上：“我也要走了……”。

　　现在，我又坐在陈老师的屋里，我感觉到老师的目光在注视我，可我却在躲避她的目光，好像更愿听她的声音。

　　我们坐在木头沙发上，我开始知道这沙发的木料来自偏僻的山村，在那里，她的确当过民办教师……老师转而问起我这些年的创作，她说她很闭塞，能够看到的东西很少。我发现自己在诉说时有些小心翼翼，我记得我曾经想过，“教师”这职业恐怕是我难以接受的，因为我不能想像每天走进教室总在重复去年的内容，“创作使每一个日子变得富有新意。”但是这个上午，我渐渐发现自己必须把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放到地上。

　　我听到老师在讲着她的学生时忽然检讨起自己的教学方法，以至对自己的能力也发生怀疑。“我已经老了，记忆力也差了。”蓦地，我感到有一种仿佛已经陌生的感动袭击了我……只有当灵魂在一片晴空中行走，心灵才会生长出对青草的认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来了，又走了，每一批走进教室的学生都是崭新的啊！

　　我仿佛重新坐在一片青草地上，有许多精神内部的姿态值得检查和回忆……我仿佛突然理解了叶圣陶先生为什么放下文学的笔去编课本，莫非叶老先生是对成年人有所失望，或说更愿寄希望于嗷嗷待哺的新一代？我知道我还有想不清楚的问题，我已经看见老师在看手上的表，她说快下课了，她得在学生们下课之前赶到教室，告诉他们下午还该带一本什么书。

　　老师给我的时间突然变短了。我们已经开始下楼，我看到老师下楼时敏捷的双脚，又想起她当年在河滩上挑沙的形象。

　　校园中心的一个大花圃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记起某个类似的场景，有人问我，对你创作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谁？“学步”时指导过我的前辈作家，上大学中文系以及读文学研究生时教导过我的诸多老师，毕业前后都给予我厚爱的著名教授、文艺家……他们都是对我有影响的好老师，我永不会忘怀他们的教诲，因而也深信他们教给我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艺术不是技术。真正深刻而深远的影响，该是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陈老师在花圃前站住了，她又看了一次表，对我微微一笑说：“我该走了。”然后真的走了，绕过学校深秋的花圃，快步向她的学生走去。

　　下课的铃声突然响了，我感到我的呼吸和校园里所有的气息都随之震动，铃声中老师匆匆奔向她的学生，我想我看到了她一生的形象。

　　她的作品即她的学生，陈美熙老师只教过我《英语》，没教过我写作，但我无疑是她很早就开始雕塑的作品，而我的作品只是她的作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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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宏甲《中国新教育风暴》有感我敬佩这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作家

　　北京市京源学校副校长　曹彦彦

　　作为一名教师，我天天和花季年龄的学生们在一起，我知道王宏甲先生所描述的中学生活是那样真实。例如，初三孩子考试后独自在马路上徘徊，因为他无法面对无微不至的母亲；孩子们早已不盼望假期，因为更加枯燥的补课生活在等待着他们．．．．．．我不忍看王先生描述的他们的痛苦、不忍看他们的困惑，但我知道：我们谁也没有权力回避孩子求助的心灵。

　　我有自己的教育梦想，但正像书里描述的那样，单一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常常使我痛苦地从梦中醒来。我喜欢看着青年学生书生意气、挥斥方酋，不想用现实的功利之心打搅他们的壮志豪情，因为我知道：祖国的振兴最早来源于青年的理想。我喜欢看孩子们汗流浃背地尽情玩耍，不想用多如牛毛的练习题打断他们球场上的呐喊与奔跑，因为我知道：健康才是他生存最基本的前提。我喜欢看他们单纯、坦率的明眸，喜欢原谅他们的无忌童言，不想过早地告诉他们竞争的无情与残酷，因为我知道：诚实的品德将筑起未来的文明社会。我想保护弱势学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因为不够聪明而没能学好功课，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因为家境清苦而少了很多机会，我想让别人允许我慢慢教他，哪怕他只学会了一点点。我想让每一个孩子都喜欢学校、每一个孩子都喜欢老师、每一个孩子都喜欢上学。

　　作为一名教学管理者，我喜欢看到各种教法百花齐放，各种思想兼容并蓄。我喜欢老师们听专业讲座、看专业书籍，积极了解科学研究的前沿，不想让他们陷在习题集里，整日揣摸着题型变换的伎俩。我喜欢老师们平心静气地观察孩子，帮不同的孩子制订不同的目标，不想用一条录取分数线来拴住所有师生的脖子。我喜欢老师们去曲阜、进沙漠，在广阔的视野中培养宽广的胸怀。我喜欢看见老师们家庭和睦，儿女成才，不想用愁苦的晚自习剥夺他们享受天伦之乐的权利。我不想用本科率来与其他学校较量，不想逼迫教师为了一个统计数字而放弃仁爱。我深深地感谢王宏甲先生能够理解教师的重负与奉献，因为他看到了教师心中那柔美圣洁的光环。

　　作为一个母亲，我对儿子的未来有万花筒般的憧憬。我怕学习压垮他的健康，我怕分数压垮他的自信，我怕课程限制他的爱好，我怕教学限制他的创造。我盼望着王宏甲先生呼唤的新教育时代尽快来临，让我的儿子享受到科学本身的魅力，而不是分数的诱惑。

　　作为一名地理教师，我敬佩这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作家。纳木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泊，我在课堂里讲过，但没有去过，当我看到王宏甲先生带着心脏药，穿着旧皮靴到那里采访的照片时，敬意油然而生。从湿润区到干旱区，从平原到世界之巅，从经济特区到不毛之地，从教育高官到无知孩童，从远古到未来，从最激进到最保守，王宏甲先生积极而负责地对中国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您看到过他一本本厚厚的采访笔记吗？最初，我发现他不看别人写的关于王能智老师的文字时，我以为他傲气十足，最终，我理解了他信奉眼见为实的高洁文品。您听过他向您讲述青藏铁路筑路官兵后代的教育现状吗？一个个小故事串起的是一位作家忧国忧民的民族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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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甲《中国新教育风暴》有感北京上空AM747掀起新教育风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长篇连播节目资深编辑　叶咏梅

　　我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这次与作家王宏甲的又一次电波合作，我更难描述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此次举措对我心中的震撼，而这一切的一切恐怕缘于报告文学《中国新教育风暴》本身。

　　作为王宏甲历经9年的采访与积淀，拿出了令全国千家万户都关注的《中国新教育风暴》时，在我看来应该是始料之中的，大约也唯有他才肯花这样的气力，从他的的第一本报告文学《无极之路》起，王宏甲便是这样的人。

　　15年后，王宏甲从农村题材的《无极之路》到科技题材的《现在出发》，又从新经济题材的《智慧风暴》到如今的教育题材的《中国新教育风暴》，我是一次次为王宏甲掀起的“风暴”所感动、所钦佩、所震撼！

　　我同王宏甲平日来往不多，每每都是在他的作品里，在我的广播里相遇，称得上是一种神交。记得我在王宏甲《现在出发》的作品研讨会上发言说，王宏甲使我们在他的作品里认识了刘日，认识了周国泰，而我们广播媒体就应该把他的认识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刘日、周国泰，因为像刘日、周国泰己经不属于他们个人，他们属于社会与大众。

　　可以说，我与王宏甲15年来的作品神交，对他本人更深的认识是在这次《中国新教育风暴》中才有的。我曾去无极暗访过他采访过的人，为的是审核 《无极之路》作品是否真实，我信服了。我也亲眼目睹过他执著的采访态度，那是我们一起随中国民族乐团出访欧洲时。但在这部《中国新教育风暴》里，我不仅仅看到他历时9年的时间、3万里的足迹、纵横祖国东西南北中的面积，还从他笔下的无数故事里，我感悟到王宏甲的那颗不同寻常的赤诚写作的心——不媚俗、不张扬、不停顿，为我们奉献一部比一部更精彩的好作品。

　　这次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问世，我以为是他四部力作中方方面面做得最顺利最成功的一部，是不是“水到渠成”?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使我看到了责任编辑隋丽君大姐的慧眼、慧心与魄力！这部作品从它的质量 (直到印刷前还在校正修改，我们已是三校稿录音的，可与出版的书仍有许多细微处的改动)、它的装帧是上乘的，它的发行——新华书店总店能一次性印数达12万——在当今也属罕见。

　　这次广播能这么快就推出来，我要特别地感谢方明、雅坤两位老师。他们两位演播艺术家在录播节目时也很激动，那种情不自禁的热泪盈眶是广大听众看不到的。他们都说这书出得太及时了，因为自己也“家有学生”，书中讲的非常实用。由于他们的鼎立相助，这部作品才有可能在出版 (8月27日出版)的第三天 (8月29日)，我们中央台的文艺之声就与听众朋友见面了，每天播出时间:14:00—15:00、19:00—20:00、00:00—01:00。我们相信它会掀起全国的新教育风暴!因时间关系，匆匆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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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jiang

LZ有发超长贴的爱好，呵呵

carniege

太长了，看不完

dreamzeng

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