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教育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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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思索——不知引导着求知

　　谁不期望自己的孩子茁壮成长？成长中的生命，是一种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的状态。捍卫他对不知的好奇心，他就会主动去求知。

　　黄土高原怎样改造？南北疆的地理分界线怎么分？石景山是山还是丘？石景山顶的古井有多深？这些问题提出来时，不但学生不知，王能智也给不出准确的答案。就这样，学生与老师，不知对不知，却把地理课海阔天空地学得如此生动，靠什么呢？就靠那“不知”引导。

　　不要怕孩子不知。如果用大量的知识题堵死了学生对“不知”的兴趣，就没有心灵的飞翔，没有思想的灵动，没有智慧，没有创造了。

　　苏格拉底曾说：“我只知我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他说得多潇洒。他真的一无所知吗？他表达的是，他只对自己不知的感兴趣。人其实是靠“不知”引导着去认识世界并从事创造的。永远保持着对不知的好奇心，人生就会蓬勃地去探究，就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还会惊见渺小的生命不再是一个池塘，而是海洋。这样的生命可能无法限量，可以走很远，比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走到了今天，还将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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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教育转型　　精英教育从何而来

　　1945年8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向日本投掷原子弹，随着蘑菇云腾起，世界对科技力量的重视顿时腾升到空前的高度。

　　“二战”后，苏联在与美国的较量中建立了许多科研院所，以国家的力量来高强度地推动科技发明。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送入太空。11月3日，苏联又

　　把狗送入太空。这对美国是个强烈震动，美国感到的威胁不仅是“卫星上天”，而是苏联可以向世界任何地方发射热核弹头了。

　　这时，美国不仅反思科研，还从更深的层次反思教育。1958年美国颁布的《国防教育法》是一个标志性文件，标志着美国把教育放在国家安全的位置上来考虑。美国由此向精英教育发展，即朝着培养顶尖科学家的教育发展。

　　这期间，美国第一颗地球卫星“探险一号”于1958年1月31日升空。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乘卫星进入地球空间轨道航行并安全返回的第一人，美国又落后一步。接着，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美国要在60年代末实现人类登月计划——阿波罗计划。参与这项计划的约有两万家公司和120所大学，400多万人，耗资250亿美元。

　　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曾集中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科技人员，有50余万人参加，前后耗资22亿美元。“阿波罗计划”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分别是“曼哈顿计划”的8倍到10多倍。在如此大的国家行动下，美国继续强力推行精英教育，特征是强化分科，培养专家，培养顶尖科学家。这个举动影响到欧美各国，掀起了一个“新科学教育运动”，在数学领域亦称“新数学教育运动”，提出了一个口号：“欧几里得滚蛋！”

　　欧几里得数学，在欧美长期是数学教育的经典，是基础。美国此时出现的这个口号，旨在给人们一个深刻印象，即需要发展十分尖端的数学。

　　这是“二战”后影响了全球的第一次教育浪潮。在这里需要分清：这次教育浪潮并不是“转轨”，而是在工业时代分科教育的基础上，继续把工业时代的教育推向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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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让999人陪1人读书

　　在苏联卫星上天的1957年，美国有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正在琢磨：如何利用现有的计算机技术来赚大钱？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叫奥尔森，时年31岁；另一个叫安德森，28岁。

　　他们琢磨，IBM公司的大型计算机售价动辄数百万美元，能买得起的人不多，要是能搞出一种价格低、简便，用键盘和监视器就能与之交流的小型计算机，就能赚大钱。（在此，部分读者需要留意，小型计算机还不是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个人电脑，个人电脑叫微机。）

　　他们获得了成功。他们的公司很快发展成一个拥有百亿美元资产的大公司，被称为“小型机王国”，就是著名的DEC公司。

　　两个年轻人做发财梦时并未想到，他们的努力将比卫星上天更能给自己的祖国带来好处。DEC公司的迅速发财，意味着计算机技术朝社会化应用迈进了一大步，社会由此需要大量相关人才。

　　然而，60年代的美国正在发展精英教育，高难度的课程使美国出现许多厌学的孩子。拔尖的学生可以为诸如“阿波罗登月计划”这样的尖端科研所用，可是，能适合美国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更多的人才在哪儿呢？

　　60年代的美国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在“越战”中陷入困境，美国出现反战热潮。

　　据美国人弗兰克?弗雷德尔著的《我们国家的总统》描述，到1968年初，美国在越战中投入了近50万军队，此时美军已陷入越战泥潭。尼克松1969年出任总统，美军从这年开始分阶段撤军，然而越战对美国的实际影响，比世界各地许多权威人士估计的都更深远。

　　事实上，美国与苏联的科技竞争，无不考虑着战争，美国推行的精英教育在为美国培养顶尖人才，也含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美国的反战热潮，美国企业发展的需要，以及世界性的民主运动，都开始对精英教育提出质疑。

　　反战的声音说：“二战”结束后，国家应该走出战争的阴影，回归生活。

　　企业界的声音说：科学应该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教育界的声音说：教育应该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民主运动的声音说：教育应该让所有的人在教育中得到好处。

　　当年，美国出现一本名为《约翰为什么不会做加法》的书，这书被叫好，反映的正是大众对精英教育的质疑。还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质问：“为什么要让999人陪1个人读书？”这话是说1000人里顶多只有1人能成为科学家，为什么要让999个学生陪这1个学生读书？像这样以牺牲大多数为代价的教育是不明智的。

　　1969年，美国兴起“有效教育运动”。这个运动站在精英教育的反面，为所有人在教育中得到好处而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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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为何走向市场

　　就在美国教育致力于培养顶尖科学家时，美国的科研人员却越来越多投身产业，走向市场。最典型的人物即晶体管的主要发明人肖克利。

　　贝尔实验室的肖克利、巴丁、布拉顿等人，于1948年发明出晶体管，但此时的晶体管制造工艺复杂而困难，费用很高，性能还不稳定。肖克利以及美国一些公司的科技人员继续投入科技开发，到1954年才开发出晶体管的实用价值。世界上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就在1954年问世。1955年，晶体管为IBM公司的大型计算机所用。也是在这一年，肖克利离开了贝尔实验室，从东海岸来到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

　　肖克利为什么离开那么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来到当时还不怎么出名的斯坦福？因为斯坦福校区内外出现了一个工业园区，它源于斯坦福大学在校园里划出大片土地出租给工厂，这非常有利于大学的科研成果为大学里工业园区的工厂所用，从而转化为经济利益。美国硅谷，就是在斯坦福工业园区的基础上诞生的。

　　肖克利来这里不但可以讲学，还可以在大学附近创建一个肖克利半导体厂。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再到今天的电脑，还有无限的前途可以开发。

　　1956年肖克利获诺贝尔奖，更吸引了美国一批具有科技才华的青年投奔他，以至于美国微电子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制造中心随着肖克利西行，从东海岸移到了西海岸。

　　20世纪50年代，美国投身产业的高技术专家远不仅是肖克利，这是一个踊跃地将科研开发为生产能力和产品的运动，美国出现了一类新人——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一批科技专家自己涉足开发、制造和经营，成为美国新型的科技企业家。

　　这便是美国致力于培养顶尖科学家时期，美国科学家发生的变化。回头再看，肖克利小组的发明和技术开发，肖克利建半导体厂投身产业，肖克利在斯坦福大学讲学，我以为肖克利做的这三方面的事，都是新科技、新经济、新教育发展史上影响未来的大事。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在起作用，即市场经济因素。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为西方提供了一种不仅仅是用政治手段来管理社会的方法，亦即用经济手段来治理和发展一个社会的方式，这种方式至今在西方社会起作用。

　　20世纪60年代，美苏空间竞争继续取得重大进展。

　　1965年3月18日，苏联“东方2号”宇航员首次离开宇宙飞船在太空“漫步”。11个星期后，美国宇航员爱德华?怀特，也成功地离开“双子星4号”飞船在太空“行走”。同年12月，美国宇航员弗兰克?博尔曼和小詹姆斯?洛弗尔创造了“双子座7号”飞船在地球轨道上飞行14天的纪录。1966年4月4日，苏联宇宙飞船飞离地球引力，绕月球飞行。直到这时，苏联的科技一点都不比美国逊色，更没有任何别的国家可以比肩。

　　但是，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始终致力于把先进的科技用于军事和国防，厉行对先进技术的保密措施，虽有尖端技术却没有开发为市场化的民用产品，没有形成社会化的先进生产力，这就不可能有社会经济的繁荣。苏联终于在1991年12月21日正式解体，在与美国的较量中不战而败。

　　美国虽然也以国家的力量强力发展科技，甚至强力发展精英教育，但美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会使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国民致力于将尖端技术开发为民用产品，从而致富，也带来社会的繁荣。美苏同样发展卫星，可美国人于1965年发射了人类第一颗商用电视卫星。

　　当苏联的尖端技术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中国学苏联，连电影也在拍《秘密图纸》……而美国人不但致力于将晶体管和此后的微处理器开发为在市场上能随便买到的产品，肖克利还在斯坦福大学将创新的高技术变成很多人能理解并掌握的知识，从而扩大微电子产品的使用市场。1957年创建DEC公司的奥尔森和安德森，就因为已有人完成了晶体管实用价值的开发，才可能搞出小型计算机。

　　1968年，当初投奔肖克利的几个年轻人自己创建了一个新公司，即日后举世闻名的英特尔。此时，斯坦福工业园区内外创建的一系列公司将推举出令世界震惊的硅谷了。

　　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史诗般地把人送上了月球，尼尔?阿姆斯特朗成为地球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美苏两国不惜工本进行的宇宙空间探索，发展出许多尖端技术，如卫星通信、遥感技术等，均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军事价值乃至经济价值。但导致新经济时代出现的并不是这些“登天”技术，而是小小晶体管和小小芯片引发的微电子产业革命。

　　生产力的进步是通过引起经济的发展，以及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需求，从而强烈地影响教育。正是美国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的社会化应用，造成社会需要大量相关人才，促使美国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由精英教育开始返回大众教育。

　　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自下而上提出来的社会要求，有力地改变了美国国家发展教育的方向，并由此引发了美国第二次教育变革浪潮。最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是1975年美国兴起的“回到基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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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重大进步凸显教育的落后

　　任何一种“运动”，总是在兴起之前就蕴蓄着发生的因素。这种因素在进入70年代的美国，已渐成澎湃之势。

　　1971年，英特尔公司研制出世界上第一颗四位元微处理器，这个只有指甲大小的芯片，奇迹般地容纳了2000多个晶体管，已是微电脑的心脏。同年，美国《微电子新闻》首次把斯坦福大学附近正在创造奇迹的这片谷地称为“硅谷”，此后“硅谷”响彻世界。今天许多人说“硅谷”，大脑中的第一印象是“高科技”，觉得那是美国科技先进的结果，这看法对不对？

　　1974年，美国设计出全球第一台微型电脑的并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哪家大公司，而是一家位于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的无名小公司。该公司设计的这台微电脑尚无键盘，也没有显示器，面板上最夺目的是几个闪光的灯泡。

　　1975年，比尔?盖茨出现。这年他20岁，是个在哈佛读大学的学生，也不是什么科学家，他和22岁的保罗?艾伦放弃读大学，也来到阿尔伯克基市开了一家小公司，开始为微电脑开发软件，这就是日后闻名世界的“微软”。

　　1977年推出苹果Ⅱ型电脑的苹果公司老总乔布斯，更不是科学家，他是一个刚上大学就被“劝说”退学的社会青年。正是他，成为美国新经济时代第一个亿万富翁。

　　几乎可以说，是美国一批原本无名，也没有高学历的青年，成为美国计算机时代的风云人物。这些连大学都没读或者没读完的青年成功者不是一般的成功，他们无可置疑地成为创造美国新经济时代的先锋。他们的出现，对美国的精英教育是一种结结实实的挑战。

　　为什么在美国会出现这样的景象？

　　硅谷的崛起，是不是靠高科技呢？

　　是。

　　但更让人惊叹的是：那是普通化了的高科技。

　　这种“普通化了的高科技”，是高科技产品市场化的结果。此种努力不是为了要让成果飞上月球，而是要让成果进入家庭，丰富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了这种“普通化了的高科技”，那些没读完大学的年轻人就可以用它来从事再创造，乃至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从教育上看，这批年轻人，也是美国教育在70年代返回“注重社会化应用”的成果。

　　进入80年代，随着IBM个人电脑的问世，随着与IBM电脑兼容的大量兼容机出现，一个计算机的时代真正到来。最先经历着这一系列技术进步和经济变化的美国，在教育上也最早遇到了不适应的问题。

　　这次，美国人把传统教育、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中的长处都加以融合，即便如此，仍然感到教育从四面八方出现了空前的窘境和困境。

　　颇具代表性的文件有：美国于1983年发表《国家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中学：关于美国中等教育的报告》《为21世纪而教育美国人》；1984年接着发表《赫拉斯折衷方案：美国中学的困境》。

　　此种困境，类似我国当前在教育中表现出来的困境。直言我国教育存在困境从而积极地为其转型“鼓与呼”，相信有关人士能够理解。我国教育存在困境的另一面是，中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也发生了很大进步。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教育的困境主要表现在：美国的生产力发生了空前的更新换代，早先萌生于英国工业时代的发展了300多年的教育，不能满足现已发生了巨变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了。教育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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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向新教育转型

　　困境促进反思。有哪些理论和实践特别值得反思？

　　譬如，传统教育认为，学生的头脑是一张白纸，你给他写上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并不容易写上，写上了还会忘记、会丢失。怎么办？在美国曾被普遍接受的 “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对学生进行训练、刺激、反复刺激，就会形成条件反射，就牢牢地把学识写进大脑了。

　　这种理论是美国致力于培养顶尖科学家，对学生进行强化教育的理论基础。回归大众教育时，虽然教学内容难度降低，但教学方式还是“行为主义”的。所以美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变革教育浪潮，都打着“灌输式”的烙印。对“灌输式”的质疑，是新教育的一个突破口。

　　有人提出了“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的大脑不是一张白纸，任何人学习新知识都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教育所接受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头脑里完成新的理解，才会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

　　就是说，学生们听的是同一个东西，得到的是不同的东西，产生这“不同”，是学生原有的知识在起作用。由此可以认为，学生并不是在课堂上“你教，我听”被动地接受。单方向的灌输，强力要求学生按标准接受，是违背教学规律的。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组织了几百名学者组成全美科学教育理事会以及若干专家小组，着手研究美国21世纪基础教育改革和创新计划，于1985年启动了《美国2061计划》，三年后拿出了这项著名的研究。

　　以“2061”命名此项计划，是因为1985年是哈雷彗星回归年。，哈雷彗星每76年临近地球一次，下一次回归就是2061年。这项计划研究之宏远，涉及——当哈雷彗星下一次回归之时——美国的科学技术将达到怎样的水平？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方能支撑美国社会的先进性？那么从现在开始，需要怎样的教育才能确保美国的先进？

　　《美国2061计划》尚在研究之中，1986年美国霍尔姆斯小组发表了题为《明天的教师》的报告。同年，美国政府发布了《为21世纪培养教师》的文件。这些文本都反映了师资的问题。新教育缺乏师资资源的问题被首先提了出来。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动员了万名各领域的学者，参与研究和制定《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此项研究历时数年，耗资甚巨。该项研究被认为与《美国2061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都确认了科学教育最根本的任务不是使学生获得多少科学知识，而是获得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创造性能力；同时提供了一个如何使学生获得良好科学素养和创造性能力的“最好的文本”，给了你一个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可操作平台。

　　20世纪80年代末，霍华德?加德纳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他因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而著名。该理论认为，人脑有语言、逻辑、音乐、运动、人际交往等多种智能。这个理论产生广泛影响，因为在切中教育之弊的同时让人们看到，人的聪明才智还有很大的可开发空间。

　　你瞧，在精英教育中，无论东方西方都主要是强化语言和逻辑这两种智能，并主要在这样一个较窄的通道里培养和取舍学生。由于人的智能远没有在学生时代被开发出来，读书所得到的智能，对于成功人生的支持率被认为只有15%，而其他智能对成功人生的支持率多达85%。比照一下乔布斯、比尔?盖茨等人的成功，主要都不是得益于读书所得到的智能，而是得益于社会实践。那么，在教学中引进社会实践活动就非常重要了。进入90年代，美国教育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Hands on！”即：“动手！”

　　读书本来是动脑（Minds on）的，强调“动手”，即强调实践。用中国民间的智慧说，就是别读死书，读成书呆子就会“百无一用”。

　　1993年个人电脑全球销量达到4000万台，超过了汽车；1994年达到5000万台，超过了电视机和录像机，成为增长最快的高技术产品。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推出“网络新政”，实施“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互联网得到飞速发展，进一步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知识资本”逐渐成为最主要的资本。这使美国的教育转型越发势在必行，成为关乎全民族持续发展的最紧迫的大事。

　　也在1993年，美国发表《信息技术与教育工作者报告》。

　　还是1993年——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提出“为所有美国人提供科学教育”的综合教育计划。

　　美国颁布新的中小学理科教学统一标准。

　　美国实施联邦直接为学生贷款计划。

　　美国劳工部发表《2000年的美国，要求学校做什么》。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召开《21世纪全球教育》6国研讨会。

　　再过一年，1994年——

　　美国通过《2000年教育目标法》。

　　美国颁布《学校——工作机会法》。

　　美国提出全国历史、地理、公民学和科学教育教学标准。

　　美国改革高校质量评估体系。

　　美国制定奖学金制度，补助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

　　美国形成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

　　…………

　　1996年，美国中小学全部配备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的教学设施。这年还有件事应该记下：美国未来与教育全国委员会发表《什么是最重要的：为美国未来而教育》。

　　至此，美国教育逐渐汇聚到这样一些关键性认识上：最有效的学习应该强调知识之间的关联，强调不同学科的知识之间存在一个必须加以认识的整体。那就要打破分科模式，开展综合课程教学。并认识到，由此去获得学识，重要的不是获得某个回答正确的答案，而是要去经历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这个过程即探究的过程。指学生通过亲身参与类似科学探讨、研究问题的方式进行学习，由此获得良好的素养和能力。

　　这样，打破分科局限，开展综合课程教学训练，包括理论和实践相联系的综合课程训练，通过探究去实现，就成为美国第三次变革教育浪潮的精髓和理念核心。美国由此坚定不移地开始了大规模向21世纪的教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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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与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快速跟进

　　在世界上最早利用美国微电子技术来发展本国微电子产业的国家是日本，日本在微电子产业方面获得的成功是该国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重要因素。在教育转型上最早做出反应的也是日本。

　　就在美国1983年报告“国家在危险中”，1984年报告“美国中学的困境”之后，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于1985年发表《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咨询报告》，1986年发表《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二次咨询报告》，1987年又连续发表第三次、第四次关于教育改革的咨询报告。就在1987年，日本政府批准并发布了《教育改革推进大纲》。

　　日本是个等级观念十分突出而且牢固的社会。在企业中下级对上级唯命是从，在培训职员忠心耿耿、工作效率很高方面，可以说世无其匹，但也埋伏着限制发展的障碍。这种现状的文化背景里有日本武士道的传统遗存。这种传统与工业化时期“我传授，你接收”的教育模式结合，传授知识和培养人才严格按“同口径、同规格、标准化”，如同生产产品那样“生产”学生，在日本表现得最为典型，全世界没有超过他们的。日本的企业管理也极为坚决地承袭了这种教育的果实。日本是因积极吸收工业生产力而最早崛起的亚洲国家。在美国发生微电子产业革命后，日本继续沿用“拿来主义”并继续得到好处。这使日本整个民族都深深沉浸在工业化教育模式中，要真正走出它的传统遗存和工业化教育模式就相当不容易了。

　　日本从1985年意识到本国的教育要改革，到1996年，历经十余年，日本教育审议会发表《面向21世纪的日本教育发展方向》，严峻指出，必须彻底改变以死记硬背为中心的缺乏主见、缺乏创造性能力的教育，彻底改变培养没有个性的模式化人才的教育。这意味着日本对“明治维新”以来——曾经从工业化教育中获得好处——的教育进行扬弃。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把分科课程改为综合课程，以培养学生自我思考、自我获取和综合知识的能力，日本称之为“生存能力”。在“生存能力”一说中，日本强调的“危机感”，有如它在“明治维新”时期面对西方列强体验到的危机感。任何一个民族，当它把“危机感”注入国民意识，尤其是注入青少年意识中时，那就在蕴蓄着新一轮的发奋图强。

　　在欧洲，最快做出反应的是英国。

　　曾经是英国，最早动摇了当时最发达的中国农业文明的世界地位，并宣告了中国无可置疑的落后，包括教育的落后。英国，这个曾经创造了工业时代和工业化教育的民族，要走出大不列颠的传统也很不容易。

　　在美国1983年发表《国家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的第二年，英国发生了持续一年的煤矿工人罢工，罢工到1985年3月3日结束。此时的英国煤矿工人罢工与工业时代早期为增加工资而举行的罢工不同。当计算机正在许多领域取代齿轮的时代初现端倪之时，在以工业化起家的英国，传统型工业的危机就相当突出了。教育的落后，总是最先从生产者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求反应出来。也是在1985年，第四届世界成人教育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发表了《学习的权利》宣言。这反映出当今成人的再学习乃至终身学习，不仅是谋生就业等方面的需要，且作为人生的权利第一次被郑重地提出来。

　　虽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认识，但计算机时代的出现，标志着影响世界的新时代的中心已经从昔日的英国移到了美国。英国发出了“复兴大不列颠”的呼声。1987年英国发表《应对新的挑战》高等教育白皮书，接着颁布了《1988年教育改革法》。

　　1991年英国发起“课余俱乐部运动”，引入社会实践活动。1992年在小学开设“设计构想”课，引入“探究”。1994年，组建师资培训署，培训新型教师。同年，英国企业联盟发表《确保21世纪英国高等教育发展》报告。1995年，英国发表《竞争力：帮助企业取胜》白皮书，提出加强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新措施。其间，英国教育部改为教育就业部。如果你稍稍留心，会发现这个老牌的工业化国家在向知识经济时代变迁时期，有诸多企业难题与教育密切联系。同年，英国还成立全国家长教育协会。我们由此可窥见，为“复兴大不列颠”而走向教育转型，英国汇聚了全民族方方面面的力量。

　　在亚洲，韩国的三星电子已经在中国很有市场。韩国也在教育转型中做出积极反应。

　　就教育的传统而言，韩国是个应试教育相当森严的国家。韩国曾有长达20年的禁止对中小学生进行校外辅导的禁令。到1998年，韩国国立汉城大学校长鲜于仲皓还因女儿参加违禁的校外补习班被揭露，不得不引咎辞职。韩国这一禁令旨在强化学校教育。这样的禁令，令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们难以理解。但在这次教育转型中，韩国社会喊出了“废除考试地狱”的呼声，也给人们印象极深。

　　其实，韩国于1985年就设置了教育改革审议会；1990年调整教育结构，同年制定自学学位制度；1992年制定初、中、高等学校课程改革试行方案；1994年试行大学综合评价制，实行教师资格有效期制；1996年取消了大学入学考试制度；1999年废除了禁止对中小学生进行校外辅导的禁令。

　　我们看到，韩国要走出昔日的教育传统也不容易，但毕竟相当有气势地走来了，包括变分科课程为综合课程，也引入社会实践课，所以才废除了严禁“校外辅导”的禁令，打开了学生通过多渠道进行学习的广阔天地。

　　如同日本人强调在未来世界的“生存能力”，韩国也把“教育革命”作为“国家生存战略”来考虑。如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韩国后，有一种观点就认为：韩国未来的危机只怕不是金融危机，而是由于教育缺乏远见，那将导致越来越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

　　审视美、日、英、韩诸国都能看到，那些在微电子产业方面卓有发展的国家，在教育上的变革也反应得快。新经济催生新教育，新教育促进新经济，如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在书写一个民族新的历史，新的前途。

　　我国浙江省教委在1989年得到国家教委支持，开始进行教材改革。他们派员到香港考察，发现香港已经随英式教育变革，将分科课程改成了综合课程；接着，发现台湾地区也已经开展了综合课程教学；进而发现发达国家几乎全都开展了综合课程教学。与我们一样古老的国家印度早于1985年开展学校计算机扫盲，此举对印度如今成为世界计算机软件大国意义不凡。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也已经开展综合课程教学。这使浙江的课程改革一开始就坚定地朝着变分科课程为综合课程的方向突进。1993年浙江以惊人的步伐，全省中小学初始年级（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全部进入综合课程教学。从时间上看，我国浙江省对教育转型的反应也很快速，他们的积极行动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也许浙江的步伐迈得过于猛烈，也许我国的应试教育因众多家长的热切投入走得很深……浙江课改遭遇到超出他们自身预料的阻力。

　　我相信，我国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越来越多了解世界的机会，如果我们对世界正在发生的教育转型大势有更多一些的了解，那么许许多多人都会自有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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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思索——中国教育的双重困境

　　我国“文革”后奋力发展教育。1978年1月教育部确定部级重点中小学20所，各地随后相继确定了一批重点中小学。中小学内还按学生考试成绩分为提高班、普通班、基础班。2月，教育部确定首批全国重点高校88所。3月，中国科技大学开办少年班。为挽回“文革”的损失，我国教育领导部门、广大师生和家长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进步是显著的。只是我们今天回眸历史，可以看到20多年来我们走的是类似美国20世纪50年代强力培养科学家的精英教育之路。

　　美国人反思说，为什么要让999人陪1人读书？

　　所谓“陪读”一说，在我国一些中学里也有称一部分学生为“分子”，称另一部分学生为“分母”的说法。被称为“分子”的学生并不是认为他们有可能成为科学家，而是指有可能考上大学的；被称为“分母”的学生，则指考大学没什么希望的。在一些历年高考落选生甚众的中学，老师发现某几个有望考上大学的学生，会说“这几个是‘分子’”，于是精心抓他们的成绩，其他许多学生就考大学这个目标而言，便处于“陪读”状态。这些现象并非老师未尽力，而是精英教育，高强度培养科学家的课程，限制了培养多种多样的人才。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需要拓宽教育方式，建立起让每个孩子都得到适合于各自发展的教育。在新教育中，没有“差生”，只有“差异”，即各有特点的学生。

　　当前我国精英教育造成的许多学生厌学状况尚未缓解，世界性的生产力换代和经济变迁的巨大压力又到来。我国教育实际上埋伏着双重困境。

　　在这双重困境中，一是要纠正精英教育给许多学生造成的超负荷压力，为解决这个问题，教育部在2000年发出了《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然而，“减负”只是在工业化教育的地基上开始纠正“拔苗助长”之弊。我们今天还面对的第二个更重大的任务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工业化时期的教育，挺进数字化时代的新教育。这就不仅要解决“减负”问题，还要解决在新时代怎样更有效地学习的问题。不仅有“减法”要做，更有“加法”和“乘法”要做。

　　美国第三次变革教育浪潮，是在纠正了精英教育之弊后，朝新经济时代的教育转型，中国则需要把纠正精英教育”和向新教育转型两步并作一步来跨越。

　　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家长们该做什么？您已看到，国家要求给学生“减负”，家长们却自动给孩子“加压”。学校停止了双休日的“补课班”，社会上便涌现出各种“加强班”。当前媒体较多报道的“成功的孩子”，主要是应试教育模式中考上国内外名牌大学的孩子，家长们热心阅读并用以激励自己孩子的也多是这方面的故事。家长们不惜代价效仿，不辞辛苦地送孩子去上一个又一个“加强班”，其实是在花钱加强一种过时的学习方式。新教育正在为开发孩子们的潜能日益展开宽广得多的成才通道，家长们是否意识到？一切新旧更替的历史转折期也是机遇期，若能对世界教育变迁的趋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机遇就会离自己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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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的教育转轨　　不更新教育无以救中华

　　18世纪后，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西方教育就建立了以传授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体系。此时中国的教育主要是教授四书五经，对西方教育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

　　1840年中国遭遇鸦片战争，林则徐喊出“师敌之长技”，这个“师”字便道出了要“学”，学敌人的先进技术，这就是从“教育”喊出的第一个声音。

　　当一个民族严重落后之日，固然需要思想启蒙，但即使有林则徐、魏源乃至康梁这样的启蒙者，仍需全民族知识结构的更新，这只有通过更新教育才能实现。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其中包括需要更新皇帝的知识结构，更新翰林院大学士、进士、举人、秀才等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所谓“开官智”，这就非常之难。

　　不更新中华之教育，无以救中华！教育，责无旁贷地成为改造和更新一个民族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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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新学，废八股

　　林则徐不惟发一声呐喊，他早于1839年就派人收集翻译外文书报，编出一部《四洲志》，“四洲”是沿用中国大众所知的佛书中的旧称，实际上已把五洲四海的有关情况悉数放在了闭关锁国状态中的国人面前。

　　1841年，魏源捧着林则徐给他的《四洲志》深为震撼。魏源曾以道光进士任内阁中书，也算朝廷一个不小的干部，他就在1841年辞官，发愤著书，所著《海国图志》比《四洲志》更为详备地介绍了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科技、军事等情况。1842年就有刻本50卷，到1852年扩编到100卷，这是当时不可多得的教材。可是，谁能把它拿到课堂上去传播呢？

　　从1840年到1860年20年间，清朝的统治者和大学士们没有对林则徐和魏源的声音给予足够重视。更深刻而惨痛的一课还是洋人给上的，圆明园在熊熊烈焰中被烧成灰烬……

　　那个冬天，快马踏雪直奔关外的热河，送去一折奏疏，恭亲王奕訢等人奏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逃亡在热河的咸丰帝在1861年1月20日予以批准，这是办理洋务及外交事物的中央机构。第二年恭亲王等又奏设“京师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这就是晚清最早的洋务学堂。

　　同文馆初设英文、法文、俄文3个班，开始培养翻译人才。不久增设天文、算学，并增设德文、日文班。1867年又设化学、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外国史地等。除教汉文外，其他课程多是聘请外国教师，其情形有甚于今日大学里来了外教老师，学生们挺兴奋的。

　　1872年清政府准许了曾国藩等洋务大臣的联衔上奏，并授命容闳主持选送少年赴美留学，由此拉开了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序幕，这是中国近代变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期间，1866年在福州创办的福建船政学校，是中国官办的第一所西式工业技术学校。1880年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是第一所官办军事学校。1887年清廷也曾改革科举，把算学列入科举考试。

　　1895年，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深深刺激了中国朝野上下。中国人办洋务几十年的努力遭到极其沉重的打击。这大不幸在我国多被视为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然而，一个农耕民族，如果没有发展工业，是断然走不到现代社会来的。甲午战争后，要求变法的康梁等人无一不是接受了大机器滚动出来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并在耳濡目染了本国洋务时代新兴的生产力之后，萌生出要求变法的冲动。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在变法的声音中，办新学，被提到首要位置。1896年，清政府首派唐宝锷等13人赴日本东京读高等师范学校，这意味着朝廷认识到：培养人才，要先育能育人才的人才。

　　面对破败的祖国、衰弱的祖国，梁启超们的热血才情也曾感动过不少朝臣大吏。1896年清廷出现了第一位向光绪帝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的部长级干部，他叫李瑞棻。

　　李瑞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写道：“夫以中国民众数万万，其为士者数十万，而人才乏绝，至于如是，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他疏请凡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1898年更以不肯坐视观望的胆略，密荐康有为、谭嗣同给光绪帝。

　　这年，先前赴英国留学回来的严复出版了《天演论》，为变法图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同年，清政府建京师大学堂，并下令在科举考试中废除“八股文”。

　　戊戌变法失败后，新政被废，只有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但疏请建大学堂的李瑞棻还是被革去礼部尚书之职，流戍新疆。此时蔡元培也在朝中任翰林院编修，他在变法被镇压的戊戌年九月，弃官回故乡绍兴办学。那时没人想到他日后会成为北京大学的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