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教育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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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愿跟陌生人说话

　　的爸爸妈妈对我的学习非常重视，平常不让我看电视，周末了，我看个动画片他们还唠叨半天。不看电视也就算了，就连平常我看的课外书也被他们收起来。一回家就把我关在屋里让我学习。我出去倒口水喝，我妈也说：“浪费时间，你不会把开水瓶提进去？”都说要全面发展，我给我爸我妈说了，他们也不听，我该怎么办？

　　这是京源学校初三的一个女生写给心理学女教师张郁茜老师的信。张郁茜也是王能智主持的“石景山中青年骨干教师进修班”的学生，但在王能智还不认识张郁茜时，京源学校的白宏宽书记、麻宝山校长就亲自到大学应届毕业生中去招来了张郁茜。

　　这是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举动，基于两位校领导的共识：当今孤独、苦闷的中学生有许多心理问题，我们必须为学生物色一位心理学教师。

　　张郁茜是安徽省淮南市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时正为自己的去向发愁，因为许多学校更关注的是中考、高考要考的那些科目的老师。中考、高考都不考心理学，许多学校也没有设心理学课，她毕业了向何处去？突然，她遇到了京源学校的两位校领导专门来物色心理学教师，并被选中。

　　“这是你的办公室。”白宏宽书记说。

　　“就我一人的办公室？”张郁茜问。

　　“对呀！”

　　真是太意外了。因为她已经看到，全校各科教师都是多人共用一个办公室。校领导不但给她配备了单人办公室，还配上沙发和电脑。她得到的是独一无二的环境。

　　“学校给我这个环境是为学生考虑。”张郁茜告诉我。

　　“怎么说？”我问。

　　“你想，学生心里积压着许多隐秘的话，跟家长、跟班主任都不便说，能在大办公室里说吗？这就需要一个让他们感到安全的环境。来这里，可以一对一地跟心理学老师说，配上沙发，有助于进一步让学生放松。”

　　学校在初一就开设心理学课，让学生初步了解心理学并建立对心理学老师的信任。此后从初二到高三不再开设此课，但全校学生都可以用各种方式与张郁茜老师交流，比如写信。

　　请看另一个女生写给张郁茜老师的信：

　　父母很爱我，一日三餐，无微不至。晚上我做作业，他们怕影响我，连电视也不看。但是，我们就像生活在一栋楼里的陌生人。

　　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天黑了，我爸我妈走在前面，我独自在后面尾随，就这样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家。大家都不说话，我觉得压抑极了。吃饭时父母也说：好好吃饭，不要说一些无关的事。

　　什么是无关的事呢，父母就认为，只要是跟学习无关的就是无关的。他们说：有事说事，没事写你的作业去。我想跟他们说些话，常常一开口就被堵回来，我在家里非常孤独。

　　张郁茜与学生的交流形式多样，常常也用E-mail交流，如果需要直接交谈，就在信里约见或打电话，一切看学生需要。学生来信大部分是用化名，也有少数同学哪怕谈自己“早恋”中的苦恼，也很勇敢地用真名。

　　我在张郁茜那里看到学生们各种各样的化名：冰凉心情、失落女孩、米老鼠、天堂鸟、秋思、荷花、矛盾、小蜜蜂、小猫咪、梦雪儿、流川枫、樱桃小丸子、灌蓝高手、F、L……其中有不少是动画片中主人公的名字。也有的同学不署名，只在最后写上：“一个想倾诉的学生”、“一个不需要回音的学生”等等。

　　张郁茜给他们回信也使用他们的化名，学校传达室窗外的小黑板上常常能看到诸如“冰凉心情、小猫咪，有你的来信”这样的提示，使用该化名的同学知道是张老师的回信，就可以到传达室去按约定的“口令”领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心事的同学，连张郁茜老师也不知对方是谁，交谈就在悄悄中进行。

　　张郁茜独特的工作做得颇有影响，家长们都知道学校有个像心理医生那样的心理老师，家长有问题也来找张老师，于是张郁茜办公室的沙发上也经常坐着一位又一位家长。

　　我问：“来访的，哪个年段的学生家长最多？”

　　张郁茜随口而出：“初三。”

　　一天，有位母亲来咨询。

　　她说：“我的女儿放学不回家，总去网吧。我们找遍了附近的网吧，已经两次在深夜把她揪回家了，可她还是要去。初三了，学习这么紧张，怎么办呀？”

　　“您别着急，坐下来，慢慢说。”张郁茜说。

　　这位母亲坐下了。

　　“您跟她好好谈过吗？”

　　“谈过呀！”

　　她爸跟她说，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我们好好谈谈。她不吱声。她爸又说，我们是平等的，你有什么话可以说呀！她还是不说。她爸又说，比如你可以说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网吧？她就说了。

　　“她怎么说？”

　　她说她也没干什么，就是上网聊天。

　　她爸说，聊天？聊什么天，跟谁聊天？

　　她说我也不知道，陌生人呗。

　　她爸说，跟陌生人聊天？

　　她说，就是陌生人。

　　她爸说，跟陌生人聊天那么重要吗？

　　她说，这是我的事。

　　她爸说，你什么事，非去不可吗？

　　她说，我跟人约定的，不能不守信用。

　　“你听听这是什么话。”来访的母亲说，她爸说，你跟网上的陌生人约什么定，约定干什么？她说我说过了，没干什么，就是聊天。她爸说，网上那么复杂，你跟陌生人聊什么天，有什么意义？她爸气得给了自己一巴掌。女儿就哭了。我们再说什么她不听也不说了，第二天还是要去网吧。她还小，要是被人骗了，怎么办？而且中考就要来了，怎么办？

　　张郁茜说：“您别着急，咱们商量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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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母签约

　　张郁茜说：“不是您的一个孩子这样。您刚才也说到了平等，您想知道孩子们是怎么说的吗？”

　　“怎么说的？”

　　“他们说现在很多家长都有平等观念，但家长那‘平等’的后面是有陷阱的，等到孩子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家长就开始批判了。他们说这还是个‘不平等条约’。”

　　来访的母亲认真听了，说：“这些孩子还真能说。”

　　张郁茜说：“孩子们认为，家长越像这样往平等靠，就越显得不平等。他们认为家长没有理解平等的实质，平等不是摆个平等的姿态就平等了。您看孩子们说的是不是也挺有水平？”

　　“那怎么办呢，就由她去？就让她放了学去跟陌生人聊天？”

　　“恐怕要先跟孩子建立真正的交谈，是交谈，不是谈话，不是领导跟下级谈话那种谈话。不是你说得对我就赞扬，你说得不对我就批评。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家长都认为，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还不了解他？实际上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判断，完全可能跟孩子不一样。”

　　“我还要怎么了解她呢？”

　　“咱们就事论事。你们家有条件上网吗？”

　　“有。”

　　“她为什么不在家里上？”

　　“我们不让她上。”

　　“为什么？”

　　“这不是要中考了嘛，上网浪费时间。”

　　“初三、高三的孩子孤独感更强，更需要倾诉。他们往往不怕浪费时间。你不让他们上网，他坐在那里一下午、一晚上，什么也看不进去，什么也做不了，那才是浪费时间呢！”

　　“按您这么说，还得让她上？”

　　“您不是希望女儿放学了能回家别去网吧吗？那第一步就先让她回家，让她在家里上网。您可以试着和女儿达成一个协议，或者说，试着真正与女儿平等一回，那就有可能出现变化。”

　　几天后，张郁茜接到那位母亲打来的电话。

　　对方说：“我们签约了。”

　　“是吗，怎么签的？”

　　“我们同意女儿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里在家上网，女儿承诺不去网吧。双方签字画押。”

　　“真签字画押？”

　　“是的。”

　　“执行得怎样？”

　　“起初以为孩子不会接受，没想到一下子她就接受了。执行起来也不困难。女儿说，早这样，多省事，也省得我出去乱跑。”

　　就这样，实现了第一步——女儿回家了。

　　可是，父母仍操着心。她交的网友究竟是谁？女儿为什么迷上了跟这个陌生人聊天？“这个陌生人到底用什么魅力迷住我的女儿呢？”

　　张郁茜老师用很轻松的语气说：“您看，这个世界很值得了解吧，现在那个看不见的陌生人是不是也引起了您的好奇？我建议您可以跟女儿聊一聊了。”

　　“怎么聊？”

　　“用感兴趣的语气问问，网上都认识些什么样的朋友？不要质问，不要谈学习，不要表现对她的关心，而是表现出您对网络的兴趣，是您想知道这个您不了解的世界。”

　　又过了几天，家长又打来电话。

　　“我跟女儿聊了。没想到她认识的网友不止一个，有好几个，真吓我们一跳。我问，你们都聊些什么呢？女儿说也就发发牢骚，聊些日常琐事，也挺无聊的。女儿说是‘无聊对无聊，互相聊一聊’。”

　　再后，母亲就与女儿讨论：网上的朋友与生活中的朋友有什么不同？女儿说：网上的朋友虽然无话不说，但那是虚拟的，真有事也不敢找对方帮忙。现实中的朋友，则怕受他的伤害，不敢畅所欲言。

　　电话里，那位母亲还对老师说，原以为女儿就像个小羊羔，很容易被人骗，现在发现女儿其实也很懂得防范。再后来，发现女儿上网的时间短了，甚至不上了，偶尔上网也不是与人聊天了。

　　张老师说，因为您与孩子建立了沟通，孩子减少了孤独感，上网聊天就不那么迫切，甚至也不需要了。

　　后来，这位母亲再次来与张郁茜老师“聊天”，一是向老师表示感谢，二是还有担心。她说：“这回，我没跟女儿谈学习，她自己就投入学习了。”

　　“这不是更好吗？”张老师说。

　　“那她哪天又自己变回去了呢？”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这位母亲还对张老师说，这回我和她爸都没跟她讲什么道理，她自己就变了，这能可靠吗？

　　我不禁想起了所谓“家长意识”，我们平常在工作中也可能对单位的领导不满意，批评他们“家长作风”，但有时我们也很习惯于说，在哪级哪级的领导下，思想觉悟得到提高，然后取得怎样的成绩，似乎如此才觉得这是成绩，否则有了成绩也好像是不可靠的。这种“家长意识”渗透到我们家庭，在许多平凡、朴实，没有任何社会职务和权力的父母的灵魂中也盘踞着的，在相当广阔的层面上构成我们社会的一种思想基础。

　　我也没想到，就在大人们谁也不觉得有什么重要的“聊天”里，潜伏着孩子们多么曲折的渴望。其实他们喜爱聊天，折射出的仍然是巨大的学习压力和压力下的曲折寻求。

　　在张郁茜老师那里，我还读到这样一封信：

　　我叫L。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

　　我上初二起就很厌恶我们的班主任，想和她谈谈，但总是被她的话顶回来。我试过许多办法，都不见效。最后我只好用激将法：如故意惹她生气，想让她把我拉到办公室，这样我就能和她谈话了。但她只是更懒得理睬我了。对我做的事、说的话，她只是说“你怎么那么多嘴呀”，就不理我了。我现在再也想不出方法来让她与我谈话了。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我只想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好一些。请您帮我想想办法。

　　读了这信，我想，这位自称“L”的学生说他“厌恶”班主任，其实是用词不当。在他内心深处，对班主任不仅不是“厌恶”，而且很有感情，所以一直渴望与班主任多说说话，即使到“再也想不出方法来让她与我谈话了”，仍然想和老师搞好关系。

　　这样的情况远非个别，“L”的信只是一种典型表述。许许多多学生是在渴望与父母交谈、渴望得到父母理解，遭到失败甚至失望之后，认为老师该是能理解他们的，于是相当执著地寻求与老师的交流。此种寻求已不是寻求解决学习上的困难，而是更迫切地渴望解决“心理困境”和“心理压力”。如果在老师这儿也得不到解决，有的孩子就会不顾一切地到网上去寻求与陌生人“聊天”。

　　这种寻求，与其说是寻求倾诉对象，莫如说更内在的是在寻找自己……我是谁？我认识我自己吗？我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呢？

　　男孩女孩发育到初三，正是人和世界在他们眼里更加五彩缤纷千奇百幻的时期，是最有条件全面发展的“天生时机”。他们渴望多方面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和发展自己，他们的渴望从每个毛孔里都漾溢出来……但是，一种疲于奔命而视野窄小的学习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父母那一代人在少年时唱过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至今唱起来仍会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这一代孩子唱这歌，虽然也感到挺美，但没有父母那一代人那么强烈的感受。这一代孩子，不少人对流行歌曲中那些表达孤独、寂寞、痛苦的歌曲更能产生共鸣，以至于那些流行歌星发行光碟签名销售时，都市里会突然冒出成千上万狂热的中学生少男少女，大批警察不得不预先到现场维持秩序。

　　许多家长也不理解，说报刊上也说过，有的歌星连简谱都不识，甚至“五音不全”，装束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声音嘶哑，既不好看，也不好听，却火极了，成为许多中学生甚至大一、大二女学狂热的崇拜对象，这是咋回事？我想，负载着巨大的学习压力，心里积压着说不出的苦闷的学生们，需要那样嘶哑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歌声来释放他们心底的痛苦，这大约是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深夜，还会有大批中学少女聚在某位歌星居住的宾馆外，齐声高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在家长看来，这是令人欲哭无泪的。

　　在女儿看来，说爱，这是很神圣的。

　　许多父母感到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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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废话也是有用的

　　同老师们交谈，我得知，许多孩子在上初一时都对父母直接或曲折地表达过自己心灵的困惑。但许多父母除了在学习上不断给孩子“加强教导”之外，常常就是那句“好好吃饭，不要说一些无关的事”，一句话就把孩子堵了回去。

　　许多孩子也曾像“L”想方设法希望与班主任交谈那样，希望与父母交谈，但常常遭到父母一次次的“教导”甚至训斥，终于失望，于是什么也不说了，就这样到了初三。

　　中考的压力空前增大，孩子的学习成绩也令家长忧虑加深。父母发现孩子缺乏信心，而且不能专心，这时才猛然意识到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深在的痛苦，想和孩子深入地谈谈，但所谈仍然多是“学习、学习”……此时，往往是父母一开口，就被孩子堵了回来。

　　孩子不愿谈了。

　　一天，有位母亲来找张郁茜老师。

　　她说：“我现在跟孩子说什么都没用。都初三了，他从来不想以后干什么，我跟他好好谈，可他连话都不想跟我说，就说‘去去去’。”

　　“您的孩子，以前也没有跟您说过他以后想干什么吗？”张郁茜请她回忆。

　　她想了想，说：“我问过他将来想干什么，他说想踢足球。我对他说，踢什么球，还是好好读书吧，考高中。”

　　“还说过什么吗？”

　　“后来，他又说想当警察。”

　　“您怎么说？”

　　“我问他，你想当交警还是想当刑警？交警站在马路上吸汽车尾气，刑警冒着生命危险抓坏蛋，你别胡思乱想了，还是好好学习吧，上高中，考大学！”

　　这位母亲还说，我正经跟他谈，可他就是不正经跟你谈，一会儿踢球，一会儿当警察的，不懂得好好考虑将来的前途。

　　张老师说，其实你的孩子已经在考虑了，他由于对自己将来考大学缺乏信心，所以在考虑上体校、上职高。在这个心理过程中，孩子已经把自己上高中的路放弃了，家长又把他上职高的路堵死了，他就走投无路了。

　　这并非一个家长遇到的问题。

　　在父母看来，惟有上高中、考大学是光明大道，孩子不考虑上大学就是不考虑前途。有的父母退一步对孩子说，你先考上高中，先读着，将来考不上大学再想办法。

　　可孩子觉得，考不上，我还学它干什么，那不是浪费时间嘛！孩子想的是：上了职高可以早点毕业，早点找事做，也好早点报答父母。

　　可父母觉得，我们没想要你报答，我们这样苦口婆心为你着想，说什么你都不听，这是自甘堕落！

　　许多父母因此觉得孩子上进心不强是压力还不够，应该再加压。而多数孩子觉得不好直接顶撞父母，最好的防御方法就是不回答，懒得说，“免得在你们这里受刺激！” 。

　　可父母觉得就是要刺激刺激他，把刺激当鞭策。

　　也有的家长把孩子带到一些很豪华的场所去，希望这样的场所能让孩子感到，如果你不好好学习，没有本事，将来在社会上的生活处境就会很差。

　　有个女生在给张郁茜老师的信中写道：“我爸爸很有钱，他多次带我去一些高消费的场所，而且说，‘孩子，你看看这个世界，你知道你现在是多幸福的吗？’可是我不想要这些，我就想让我爸下了班回家，同我一起吃饭，听我说话。”

　　是的，就这点要求：“听我说话”……张郁茜说，孩子的要求并不高，就希望你听她说说话。可许多父母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是孤独的、苦闷的。

　　“这时候，听她说说废话也是有用的。” 张郁茜多次对家长这样说。

　　我童年的时候就经常听到说，“你们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们读过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听到了过去岁月中“我要读书”的呐喊。我们坐在新中国的课堂里，在少先队的旗帜下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真的感到阳光灿烂，感到我们这一代是非常幸福的。“曾以为我们这一代会大笑着跑过我们的青春”，但后来经历“文革”，经历“插队”，我们走过了许多泥泞。

　　到今天，我们这一代家长，又觉得现在的孩子真是最幸福的了。学者们会说，知识是铺垫你通往未来的一条大道。可相当多孩子都感到大量的试题严严密密地砌垒起来的“知识”，正成为阻挡他们前程的恐怖的高墙。

　　我也曾经想过，现在的孩子多是独生子女，父母都视为掌上明珠，应该让他们懂得艰难，经历一些挫折，为此也赞同“挫折教育”。然而，挫折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使他们在挫折中建立百折不挠的信心，可现在仅仅读书考试就是他们无数次受挫，防不胜防地受挫。对此，老师和家长们都采取了鼓励和批评的种种办法，但实际效果却是：许多孩子的自信心非但没有的已建立，却在一次次受挫中被严重挫伤，这就与人们通常说的“挫折教育”不是一回事了。

　　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看到，每一代人都会遇到新的问题，都有自己的苦恼和困境。今天，哪个孩子不考虑前途呢？社会在一天天缤纷，电视上的景象也一天天更妩媚……这个世界是我的吗？社会已经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刺激。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这是他弱小而最需要有人理解的时期，父母是最亲近的人，如果父母也不能理解，还不断给他施压，不断刺激他，有的孩子就崩溃了。

　　是的，我在访问中听到了“崩溃”这个词。我想，这恐怕言重了吧，就问老师。

　　老师说：“崩溃”就是放下来，不学，也学不进了。家长们不是总说“你要是考不上大学，就完了”吗，现在不学了，学不进去了，不就完了吗？

　　老师也说，你没看到报纸报道吗，过去高考落第后有自杀的，现在中考、高考还没考，就有自杀的，还有把母亲杀了的。这不是精神“崩溃”是什么？

　　京源学校组织过这样的班会，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一个供大家讨论的题目：“将来怎样做父母？”

　　同学们看了，起初一惊，然后是笑。

　　然后是反应非常强烈的发言。

　　女生会毫不羞涩地说，我要结婚、生孩子，然后如何让孩子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事物。

　　“我要经常带孩子出去玩儿，开阔眼界。”

　　“我要经常和他聊天。”

　　“我不会老是命令他这不许干，那不许干。”

　　“我不会老是说他，你这干不好，那干不好。”

　　还有女生说：“我不想生孩子，我想养小动物，我会天天好好地照顾它们，让它们快乐！”

　　“我不想结婚，我也不想当律师、医生什么的，我想卖花。”这个想法透露出的是学习太累，将来就卖花吧，那也许不要多少学问。

　　张郁茜告诉我，总的来说，同学们说的都集中地反映出：精神上、情感上的需求，比物质上的需求更重要。

　　“不管怎么说，没有一个同学说，我将来要让孩子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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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帮助了我的孩子

　　您还记得我的孩子吗？那一年他中考，面临着考不上高中的危机，我鼓励他向“名落孙山”的那个孙山看齐，争取考上北京市中考上线的最后一名。结果如何？

　　那时我没招了，说：“儿子，你不能再跟着老师复习了。”

　　他说：“那我不是更不行了吗？”

　　我说：“不。你想想，任何一科的老师都要面对全班学生，摊到你身上能有多少时间？你想请老师给你补课，但你将有不少时间在等待中耽误掉。”

　　“你是说请家教？”

　　“不。请家教，老师还需要一个熟悉你的时间，而且你还会有不少时间耽误在去家教老师那里的路上。现在要完全靠你自己复习，否则你没时间了。”

　　孩子感到困惑地说，完全靠我自己怎么能行呢？

　　我拿出一张纸、一支笔，在纸上先画了一个树干，我说，你先从一本课本的目录复习起，一门课就好比这一棵树，目录里的每一章都好比树的一个分枝。每一章里还有小节，这些小节就是分枝上更细的分枝，树叶都长在这些细枝上。每一棵树，树叶是最多的，要记住这么多树叶太难了，你复习时先把这些树叶通通丢掉，不去管它。这起码就把难度卸载了一半。

　　儿子说，树叶是知识点，都不要吗？

　　我说，你说对了，树叶是知识点，如果你先去管这些树叶，你就会用去大部分时间还未必管住多少。别忘了，树叶是最多的，但出现在考卷上的几率是最少的。你要先把树干和树枝搞清楚，就是说先抓重头的。树干就是这门课，你不必记，但你要把哪根树枝长在树干的什么地方，就是说与树干的关系搞清楚，然后把更小的树枝长在哪根粗树枝上搞清楚。如此把这门课的所有细枝都长在哪些粗枝上，把它们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

　　我相信你把一门课的主干和所有分支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你就抓住了大头，抓住了主要的东西。我相信你绝不会一点树叶都没印象，你平时头脑里已经记住的其实是那些知识点，只是这些知识点在你头脑里是零散的树叶。你如果把这门课的来龙去脉搞清楚，那些零散的树叶就在这个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自然而然地长在那树枝上了。没有长在树枝上的知识点，不是活的知识。知道哪些知识点长在哪个枝头，知识就活了，丢不掉忘不掉了。

　　我又强调：别忘了，不是要考第一名，是考北京市中考上线的最后一名。我坚信你只要把树干和分枝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你原有的知识点在树枝上就活了，这样去考，达到孙山肯定没问题。这样去学，你的难度就下降了至少一半。如果你还有时间，再去进攻那些树叶。把你印象不深的树叶弄明白它们长在哪些枝头，能捡多少算多少，我相信那时搞定那些树叶，要比你硬记的成活率和速度都强，如此就更有把握了。

　　我还说，这样一个过程，此时此刻，已经没有哪个老师能这样帮你，我也不能替代你，只能靠你自己救自己。你听懂了？

　　儿子的眼睛很亮：“爸，我听懂了。”

　　我的孩子或许还算较有独立思考能力，他写作文或答题，那些别出心裁的用词用意，常被老师纠正。他常问我：“爸，我这样写有错吗？”我总是说，没错，不但没错，而且是你的优点。她母亲则经常说：“别听你爸的，答题要完全按课本、按老师的要求答，否则你要吃苦头的！”看来他母亲的话应验了。

　　这时儿子又拿眼睛看我，我知道他心里还有一个障碍，就是现在他仍然是班长，在这最后复习的日子离开同学不去学校，行吗？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都要靠自己。再不能犹豫了，同学们也会理解你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要靠你自己安排。大部分时间就别去学校了，放弃跟着老师走，就在家里自己干，有信心吗？

　　儿子说：好吧！

　　就这样，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给几个班干部打了电话，然后就开始闭门复习，一门课接一门课地“吃”。我和他妈妈看到他非常用功。

　　最后，儿子取得了从模拟考试跃升76分的中考成绩，远超“孙山”，创造了该校历年考生中考成绩比模拟考试成绩提升幅度最大的记录。这个纪录对那些拔尖的学生可能没有意义，但对所有中下游学生都有意义。所以他的老师后来常以此来鼓励那些模拟考试成绩落后的学生。

　　如今对照学校正在普遍开展的“探究性学习”，我想，孩子那次以异乎寻常的方式进行的拼搏，实际上正是一次“探究性学习”，是通过探究每一门课的来龙去脉，在复习中有效地把书读活了。那些课在他心中虽然还不能说达到“叶茂”的程度，但已经长成了一棵棵活生生的大树。是“探究性学习”以及相当程度的“自主方式”，帮助了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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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头上有“三座大山”

　　我在采访中，听到一群又一群的孩子对我说着一个共同的声音：“我们的头上有三座大山：家庭的压力，学校的压力，社会的压力。”我问哪一座压力最大？

　　他们异口同声：家长！

　　最大的压力，总是出现在他们的成绩不理想，而且产生厌学的时候。家长觉得孩子都这样了，还不好好学，怎么行？于是训斥、挖苦，以种种办法继续加压。

　　有的说：“我看你没戏了，将来就当个民工算了！”

　　有的家长说得更难听。一个学生告诉我：“父母说我，你连狗都不如！，狗还能看家，还能杀了吃，你既不能杀了吃，又不能看家……”

　　我一边听着他们叙述，一边想起学生写给张郁茜老师的信中对自己父母的描述。一封信写道：“我爸让我好好学习，他自己下了班却在外面，饭局、歌厅、舞厅、卡拉OK，喝醉了回家，吐得满地都是……”

　　另一封信写道：“我妈一天到晚就是化妆，过五分钟就擦一次粉……”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可以感觉到，什么叫“彼此都不给对方留一点面子”。

　　我问学生：“你们有恨父母的吗？”

　　他们同声答道：“没有。”

　　“为什么？”

　　“快中考了，我妈总问我想吃什么，我说什么都不想吃。我妈就一样一样地给我报，让我挑。我听烦了，说一声好吧。我妈就上街去买，如果当天买不到，第二天准会出现在饭桌上。”

　　“每天早晨，我妈连牙膏都给我挤好了，洗脸水也不让我倒……我想这一辈子再不会有人这样照顾我，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说这话的是个女孩，说着说着就哭了出来。

　　“我爱打篮球，曾经说过，我梦想有一双最好的耐克鞋。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爸我妈都下岗了。可是前两天，我爸把一双800多块钱的耐克鞋放到我床上，对我说，儿子，这一段你也打不了篮球了，你就穿着它上学吧！而我爸，每天穿一双破解放鞋去做工。”

　　这就是中国的父母呀！

　　我再次想起了张逸民院长说的，我们的老师、学生和家长都超常付出很多很多，我们的孩子应该特棒才对，可是不是。张院长随即一口气说出三个依然：学生的负担依然很重，厌学情绪依然很大，自信心和能力依然很差。为什么？

　　“因为学生学了太多不必要那样学的东西。”

　　这个声音已经从很多地方冒出来了。

　　可是谁能阻止，谁能改变？

　　老师们还告诉我这样一个情况：“到中考结束那一天，你来看吧，学生们考完最后一科，教室里立刻就沸腾了。”

　　“欢呼？庆祝终于考完了？”我问。

　　“不。学生们撕书，撕笔记本，撕平常让他们做的卷子。撕了还用脚踩，用脚在地上碾，或者撕成碎片，抛在空中，看着纸屑满教室纷飞，大家呐喊、欢呼……”

　　“这是真的？”

　　“真的。”

　　“普遍吗？”

　　“不是每个学校都有，可有不少学校，每年这一天都有几个捡破烂的候在考场外。他们知道这一天会有很多破书废纸捡，学校也不会拦阻他们，那些教室是他们收拾干净的。”

　　老师们还告诉我：

　　“这一天，没有老师会去批评学生。”

　　“有的同学边撕边哭。有的老师看到这场面心里受不了，跑到办公室里掉眼泪。”

　　“初三，就这样结束了。”

　　“许多父母并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是这样告别初三的。”

　　“他们说：痛恨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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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思索——永远不要对自己的孩子失望

　　建立在工业生产力之上的教育，检验方式亦如检验产品那样通过考试来选拔。选拔的另一面即淘汰，为了不被淘汰，就要拼搏。此种拼搏主要是陷入“应试”的拼搏。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青年的上大学率到20世纪末也只有10％。经十多年拼搏后，许多家长说：我那孩子是我们的一个失败。许多孩子说：我是我爸我妈的一个失败。由于考试制度的庄严神圣，加之人们普遍认同考试在当今相对还是公平的，这就使许多落选的孩子在艰苦拼搏后自我感觉到——我笨。我们的教育，大家辛辛苦苦，难道是要使这么多学生最后认识到“我笨”？

　　不是不要考试，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教育中的“选拔功能”为“造就功能”。不改变，就很难改变“差生”们很早就“自我定位”。而“差生”与“差生”扎堆则是孩子们的“群体自我定位”，导致许多孩子很早就自我放弃。教育不能以损失“大多数”为代价，教育要找到更有效的“为所有学生服务”的道路。

　　今天，科技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文化产业化、体育产业化，乃至教育产业化，都在呼唤多种知识的激荡交融，许多领域都有许多不需要科技天才去完成的工作，需要多种多样兴趣各异、才能各异的人们在我们“犁下有深土”的国度里找到谋生的位置，缔造新时代的五彩缤纷。

　　究竟有没有笨的孩子？究竟谁家的孩子该被淘汰？我认为，一个能把小学读下来的孩子就已经不笨。没有笨的孩子，只有兴趣不同，需要朝着富有个性特征的方向去发展的孩子。

　　前面说到的那个初三孩子，他即使不想学了，也不是没有优点。他想当警察，考职高，是因为他怕考高中、考大学失败，他不想失败。这不想失败，便是还渴望成功，渴望在别的道路上成功，这就是“上进心仍在”。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最好。这最好的标准并不是成为牛顿或上哈佛，而是找到一条最适合这个人发展的路，亦即“对自己来说，争取成功的把握性最大的路”。在这条路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那就是最好！

　　这样说，也不是说这个初三孩子就不适合考高中考大学了。他才十四五岁，他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的教育用一遍遍重复操作的超负荷知识量挫伤甚至扼杀了他的信心。必要的信心尚未建立，阻碍了他学习能力的发挥，怎么知道他不会学习呢？

　　事实上，多数考试受挫的学生并非不聪明。爱因斯坦在学生时代就不是一个能考出高分的孩子，甚至有几门功课不及格。他成名后，记者在采访中向他请教：“声音的速度是多少？”他说：“我不知道。”记者疑惑。倘若爱因斯坦说：“我不会在脑子里记一些从书本中能查到的知识。”我想，爱因斯坦在我们的考试制度下，恐怕也是个落榜生。

　　没有笨的学生，只有笨的教法。这话也许永远是对的。

　　一些不循规蹈矩的学生，往往可能潜伏着更大的创造力。这些学生可能特别不适应现在这种教育方式，而显得成绩不好，以至被淘汰。

　　那个初三孩子自信心缺乏，但自尊心并不缺乏。

　　母亲会说：“我那孩子满不在乎，一点都不懂得想。”其实，孩子那满不在乎的样子大多是装出来的。是他对自尊的自我保护。因为他受的刺激已经太多，自尊心几乎是他最后的一道防线。这自尊心很强，又很脆弱，已经非常需要家长精心保护了。

　　几乎所有家长都爱拿别人孩子的优点跟自己孩子的缺点比。其实，这是很忌讳的。许多孩子都说：我的父母并不喜欢我，更喜欢别人的孩子。

　　“连我的父母都不喜欢我，我自己也讨厌我自己。”当孩子说这话时，自信心已经很受打击。许多孩子也说，父母夸他一句，“会美上几天。”而损他一句，也会对他损伤很久。

　　我看到一则这样的故事：1975年母亲节，比尔?盖茨给母亲寄了一张问候卡，这年他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他在卡上写道：“我爱您！妈妈，您从来不说我比别的孩子差，您总在我干的事情里寻找值得赞扬的地方，我怀念和您在一起的所有时光。”比尔?盖茨从母亲那儿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一份可能被许多母亲忽视的东西——赏识。

　　应该赏识自己的孩子，赏识不是一般地对孩子的鼓励或赞扬，而是要真正认识到自己孩子的才能和所做的事情的价值，并予以充分重视和赞扬，由此支持孩子按他所喜爱所擅长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按父母的愿望去发展。不论孩子眼下处于什么状态，永远不要对自己的孩子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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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天赋　　爱新觉罗家族后裔

　　我开始接触王能智。

　　现在我可以说，他是我国在青少年中开展“探究性学习”的先行者。即使他的名字在今天还不及一个中学生熟悉的歌星那样有名气，我相信他的价值会被越来越多人认识。

　　今天，“探究性学习”一词正被越来越多的师生重视，我们也不妨以“探究性学习”的方式去了解王能智。就是说，也需要探讨、质疑，需要了解他本人的成长，他的困惑……那就让我们先忘掉他是个特级教师，把他还原为一个学生，考察一下这个学生的成长对今天这个王能智究竟有怎样的影响。

　　王能智生于1942年12月2日。他有个近乎传奇的家世。他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姓王从他的爷爷开始。

　　爷爷18岁离家出走，给自己取的汉族名叫轶群。那是1906年，清王朝覆灭之前。轶，在汉语中有散失的意思，也有超越的意思。王轶群三字，似有离开“八旗族群”出走之意，也可理解为有“超群”的决心。王能智的奶奶叫章梅英，是蒙古王公的格格，她是“私奔”出来与王轶群结合的。

　　爷爷18岁跑到日本留学，与留日学生蒋介石住在一个宿舍，同班同学还有何应钦。后来蒋介石跟了孙中山，王轶群跟了张作霖。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王轶群也一度被扣，后来去了台湾。

　　王能智的父亲叫王运实，不问政治，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工程技术，回国后在国民政府建设总署工作。新中国诞生后，他曾任交通部水利设计院总工程师。王能智的母亲叫陈珣，是上海同济大学西语系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生。这是王能智的家庭背景。

　　王能智6岁就读于北京孔德小学，即今天的东华门小学。家住南池子原张学良公馆，是张学良送给王轶群的。

　　王能智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15岁到北京照相机厂当学徒，学了3年车工，这就18岁了。

　　1960年，18岁的王能智学徒期满，站在北京照相机厂门口，望着萧条的街市，想着渺茫的前途……谁能想到，2003年北京市会向全市师生推介这位王能智？

　　那个当年连高中都没有考上的学生，与今天这个“特级教师”王能智，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王能智怎样走出他的18岁？

　　父亲常常不在家，他跟母亲长大。

　　我一直很注重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就问他：“在你的童年，母亲给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母亲很少教训我。”

　　“为什么这么说？”

　　“我小时候很贪玩、淘气，不守纪律，不好好完成作业……你想，我都到了高中没考上的程度，不能说不严重，好像哪个母亲都会苛责的，但我母亲很少批评我。”

　　“不爱你？”

　　“爱，很爱！”

　　“那……是溺爱？”

　　“不能算。”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做坏事，我只是对学校要求的没有做到。再有，我好发疑问，常常也没有按要求答题。我母亲也知道，她没有批评我。”

　　我访问了他的童年，隐约能看见20世纪30年代的同济大学和大上海对他母亲的影响，能看见他母亲的见识和文化开启着他童年对没见过的“世界”的想像力。王能智的好发问和好发疑问，就是在这个背景里出现的……母亲从未训斥他“你不许这么想”、“不许这么说”。母亲会反问他：“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他至今记得母亲如此反问的神情。母亲不怎么直接赞扬他，也并不总能回答他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但母亲反问的神情已带着欣赏，母亲对他的问题表现出兴趣，就增长了他的自信。

　　我想，也许可以说，他儿时最大的收获，恐怕要算是母亲很好地保护了他好发疑问、爱独立思考的天性。

　　读完初三，没考上高中，这似乎是人生中一个不小的挫折。但是，爱独立思考的天性已经在他头脑里发育到了15岁，自信心也已经是他体内生长起来确实存在的东西。自信心怕的就是没有发育生长起来，一旦生长起来，这是不容易扑灭的。

　　“你想去当学徒，你母亲同意吗？”我问。

　　“她没反对。”

　　3年学徒期满，他想再读书了。母亲说，你现在想读书了，那就再考。

　　现在，他母亲的照片就在我面前，这位上世纪30年代上海同济大学西语系毕业的女子有着惊人的美丽……作为母亲，她真那么想得开也放得开？不管怎么说，我开始隐约感到，这位母亲也是一个有待认识的谜。

　　1960年的饥饿，曾经使中国农村流失了大量学生，北京的课堂也宽松起来。就在这年，王能智考上了北京65中。

　　18岁的王能智坐进高中课堂，看起来是个大龄生，但他这时学到的东西是与其他高中生不同的。今天的王能智还认为，他15岁到工厂当了3年学徒，那其实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习。我注意到，他18岁才读高中的经历，也使他当上教师后对那些学业差的学生，并不轻易地认为他们不行，而确信只要帮助学生建立起信心，他们赶上去并不晚。

　　王能智是不是很有天赋？我无法简单而言。但我从他身上看到，自信心需要在成长中培养，独立思考却是与生俱来的。若说“天赋”，这“与生俱来”就该是天赋。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每个孩子天生就是有个性、有思想的。一个人如果不会独立思考，那不是没有培养出来，而是在成长中被大人们扼杀了。

　　人生不可能不遭遇挫折，但有了“独立思考”和“自信”这两件东西，就有能力来迎接人生的挫折。这时，才谈得上人们说的“挫折教育”。

　　20世纪60年代，王能智的爷爷王轶群在台湾是国民党军队的上将，后来是蒋介石的国策顾问，这对王能智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高中时期的王能智沉默寡言，他喜欢踢足球，这可以猛烈地动作猛烈地喊。他还喜欢唱歌，因心中有对美的热爱需要通过旋律去表达，他尤其喜欢俄罗斯歌曲。

　　爱新觉罗家世此时也不是可以炫耀的历史，王能智不喜欢历史，喜欢自然。热爱大自然，最终使他选择了学地理，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

　　我注意到，在王能智一生中最需要爱护的日子里，帮助他建立自信的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母亲，另一个是他大学时代遇到的一位中文系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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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女生

　　那年10月，地理系和中文系的男生进行着激烈的足球赛，场里场外都喊疯了。中文系女生谢莉英注意到场内有个男生光会猛烈地动作而不会喊，那个人就是王能智。

　　此后谢莉英注意到，这个人上图书馆、上食堂，常常是一个人悄悄地坐在一个角落，走路就低头看路，吃饭就专注地看碗。他似乎总是微低着头，你看不到他的眼睛，听不到他的声音，他出奇地沉默。

　　谁能说沉默不是一种力量？

　　如果说有一种恋爱是在无声中来临，甚至无声中进行，那就是他们这样的了……王能智已记不清自己究竟是何时注意到有一双异性的眼睛碰到了他的眼睛。

　　谢莉英是东北哈尔滨人，父亲是开火车的，这个工人的女儿当年敢爱上沉默寡言的王能智就是有勇气的。一次，学校的联欢会上挂满了同学们剪出的红红绿绿的彩条，手风琴的旋律响起来了，谢莉英眼睛一亮，她看到那男高音独唱的人竟是沉默寡言的王能智，她几乎不敢相信。

　　王能智寡言，但喜欢唱。那时的王能智不知道自己的前途会是怎样，他特别喜欢俄罗斯歌曲《航海者》，感觉那旋律起伏不止，歌曲就像一艘船，载着他在茫茫中颠簸远航……歌声响起来了：

　　茫茫大海一望无边

　　波涛澎湃多凶险

　　日日夜夜咆哮不停

　　多少灾难埋深渊

　　你要勇敢我的兄弟

　　乘风破浪奔向前

　　踏开巨浪划破水面

　　扬帆飞驰快如箭

　　在那遥远的乌云后面

　　有座美好的乐园

　　那里没有黑暗

　　那里永远是春天

　　谢莉英顿时大受感动，感到他的歌声中有一种绝不向命运低头的东西。歌声止息，大家鼓掌，她也使劲鼓掌，大家都欢迎他再唱一支。

　　王能智再唱的是《沿着彼得大街》，歌声中好像有一种流浪的情调，又分明是对故乡深深的感情萦绕着你的心……手风琴伴奏的旋律中她甚至想到了自己的故乡，哈尔滨的建筑就有俄罗斯风情。

　　大学要毕业了，那个夏夜，在没有路灯的校园林荫下，她勇敢地约他见面。天上只有星光，还有远处贴满了校园的大字报。“文革”正在四面八方轰轰烈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王能智的家世使他对“恋爱”想都不敢想，谢莉英的表达让他震撼！

　　然后是下农场劳动。然后是王能智分到了郊区密云县焦家坞中学。焦家坞只是一个大村，连公社所在地都不是，他觉得这就是他应该去的地方。谢莉英分在北京市区石景山区北辛安中学，他觉得她分到市区也是合理的。“不合理”的是她仍然决定要嫁给他！

　　她的决定，对王能智的一生是重要的。

　　他已经长大了，母亲不是一把伞，不能遮护他走完一生。也许他的母亲很早就意识到了，所以很早就坚决地培养孩子自己去走。他现在走到了大学，母亲的翅膀很难荫护着他了。就在这时，“阶级斗争”的暴风雨多么猛烈，王能智需要有一种爱，给他温暖和支撑。

　　许多年，王能智对女性的感情似乎只为母亲和妹妹存在，似乎就没有走出家庭。是谢莉英温暖的手牵着他走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她是工人的女儿，那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她有一个多么光荣的家庭！

　　他能感觉到她的爱是多么宝贵地将他同祖国大家庭亲切地连在一起。不管能不能梦想成真，谢莉英的爱在那个岁月，是在真实而有力地帮助他建立自信。

　　但是，王能智仍然保持着冷静。

　　“我还是先去焦家坞吧！”他坚持说应该分开一段时间。

　　这是1970年，他已经28岁。

　　他想好了，如果各奔东西后她改主意了，那就是应该分开的。即便那样，他仍然感激她。如果分不开，那就自然会走到一起。他想好了，心里也就踏实了。

　　那个夏天，他头戴草帽身背行囊，坐着拖拉机前往那个乡下中学。从此她就是他心中的一盏灯，他觉得自己一定要好好教学，才对得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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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一位好校长

　　人的一生中需要很多人帮助，但能影响你一生的只有几个，这也需要自己能回应那样的影响和帮助。

　　分配到密云县焦家坞中学教地理，王能智遇到了一位好校长。那时他根本想不到，这位乡村中学的校长对他的影响会有多么久远。

　　“起初，我对校长印象并不好，觉得他太严厉。”

　　王能智回顾说，那时北京市里的学校都不上历史、地理课了，但焦家坞中学的校长要求我们上。可是没教材，怎么上呀？用“文革”前的老教材上吗？不行，那教材都被“打倒”了。

　　“你自己编吧！”校长说。

　　“我编？”王能智觉得校长在开玩笑。

　　“你就编个密云县地理。”

　　“密云县地理？”王能智仍然觉得校长在幽默。

　　“对呀，编个密云县地理，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没人能批判你。你编，我给你印，用钢板刻出来印。”

　　校长是认真的。校长叫王树方。

　　在校长的指导下，王能智果然自己动手编上了地理教材，除了收入一般的地理常识，还需要去跑密云县的山川河流、田野与森林。28岁的乡村教师生活，突然充满了山花麦穗的气息、水库的倒影、牛羊的叫声……

　　王校长果然亲自用钢板刻，校长是个书法家，钢板字也好极了，然后用油印机印。用今天的说法，那就是王能智30年前编的第一本“校本教材”。其宝贵之处在于：这是把区域经济资源作为教育资源，正是今日教育变革所需要推行的重要教学方式之一。

　　时光走到了第二年夏天，谢莉英没改主意。

　　1971年7月25日，是他俩结婚的日子。

　　新家安置在谢莉英的住处，他们添置了两床被子、一对枕头、一条床单，还有一对木箱子，这就是那一代人“新婚财产”的全部。

　　他满心是对妻子的爱，但他的寡言已是一种习惯，甚至不会表达，只会给妻子唱《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我们的《密云县地理》印出来了。”他告诉她。

　　“感觉咋样？”她问。

　　“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

　　“不知道教的效果怎样。”

　　谢莉英隐约感觉，丈夫对他的“地理”，有一种令她都有点妒忌的感情，仿佛他睡在她的身边，心还在密云的田间。

　　9月又来到了焦家坞中学，孩子们开始读王能智老师编的《密云县地理》了。王能智教着这“密云地理”，感觉像敲乡下锣鼓，似乎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可是王树方校长非常重视。

　　“他每周必来听我一节课，有时去公社开会，回来一定补上，当晚一定给我感受，论得失。”

　　王能智说，王校长很胖，但我们上野外课，他也跟我们一起去，走多远都兴致勃勃。

　　王校长还让王能智读教育理论书籍。

　　“小王，你拿去看看，这是苏联凯洛夫的。”

　　“这不是报纸上批判的吗？”王能智问。

　　“你可以批判着读嘛！”校长说。

　　在那乡村之夜，田野里是响作一片的虫吟蛙鸣，王能智果真带着“批判的眼光”警惕地阅读着。也许这种阅读方式，比带着“学习的眼光”去阅读，还真的更有好处。王能智一页一页地读着那些教育理论，渐渐发现自己的思维踏进了思辨的轨道。今天的王能智仍然认为，“凯洛夫确实是个学者，是个教育家。”

　　那时，王能智觉得编出一本地理教材也就不错了，可是王校长并不满足。“他推着我继续往课外发展” 。

　　一天，校长从密云县城回来，对王能智说：“101地质队正在密云搞铁矿勘探，据说那是25亿年前太古代的铁矿，你应该去101地质队学习学习。”

　　王能智去了。

　　今天他告诉我，说他去地质队，从野外作业到显微镜下的分析都学了。“那都是利用寒假暑假，跟着跑” 。

　　他又到密云县农科所去学习。

　　他由此知道了北方农业从低产到高产主要是解决“水、肥、土”问题，而要从高产到再高产，就要解决“光、气、热”的问题。

　　当时学校要建教学楼，校长就让王能智去密云县建筑局学制图，还让他去密云县规划局搞宏观规划。

　　“这一切都是校长推着我走出课堂，去补充知识。”

　　这使王能智深切体会到，仅一个地理学科，就容纳着多少跟生产实际相联系的学问，这些学问如果为学生所掌握，就能在日后为家乡的建设解决实际问题。他的地理教材也因此不断丰富。

　　王能智忙得不亦乐乎，忙得寒暑假也很少回城。这结果是，一年一年又一年过去，谢莉英的肚子毫无消息。

　　直到1975年，这年秋天开学不久，谢莉英发现自己怀孕了。王能智自然也非常高兴。

　　他爱孩子，一个优秀教师怎么能不爱孩子！他在密云的田野里，深情地给学生唱《宝贝》，学生们都被老师的歌声深深打动。

　　那时，谁也想不到，谢莉英怀孕8个月时去做胎检，会被认为怀了怪胎。其后给他们一家带来了深远的痛苦，也使王能智日后培养自己的孩子遇到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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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都沉浸在学生的状态中

　　也是在1975年，王校长要调走了。王能智突然感到这对自己是一个损失。他永远忘不了校长临走前夕与他的一次谈话。

　　“知识分子有个毛病，喜欢说怀才不遇，但又不肯下切实的工夫。”校长说。

　　王能智抬眼看校长，感到这话很有分量，但没吱声。

　　“你现在境遇不好。”校长是指他有皇族血统，还有爷爷在台湾等历史问题，“但是，如果有一天，机会到了你面前，你有什么本事来回答这个机会？”

　　校长说得语重心长。校长要走了，似乎对王能智还颇有牵挂。这是什么？这就是感情！今天王能智61岁了，他说我依然能看见王校长当年说这话的情景。

　　那天，王能智帮助校长整理行装。校长知道他不喜欢历史，就告诉他：“我很喜欢文学，我也推荐你读一些文学著作吧！”校长推荐了《左传选》《史记选》，还交代要读北大王伯祥教授选编的。

　　“然后你再读《资治通鉴》，不用全读，就读唐史。还应该读《红楼梦》，读鲁迅。鲁迅的小说看看就行，主要读他的杂文，从后面往前读。”

　　整理行装时，王能智看到了校长的十多本读书笔记，他至今印象深深：“那笔记本纸很差，字好极了！”

　　校长走了。

　　那一天，他送走校长回到自己的小屋，突然感到空空荡荡。那时中学的校舍仍然紧张，他住在校外一个农家院子里，窗户纸总是有好多洞，夏天蚊子就从洞里飞进来。他糊上报纸，转天村里的小孩又给捅破了。他再糊上，再被捅破，一而再，再而三，他就不糊了。从此就用敌敌畏对上水，在自己的周围撒上一圈，蚊子就不过来了。他就在这个圈里照校长推荐的书籍一一去读。

　　这么一来，自小不喜欢历史的王能智，不仅接受了文学的熏陶，还补上了历史，感受到世界上有许多知识原本密不可分。比如一部《资治通鉴》，亦文亦史，还分明是政治的、思想的。鲁迅的杂文也是文学和思想的荟萃。

　　再说谢莉英怀孕7个半月时去医院检查，照了X光，没发现异常。按医生吩咐，半个月后去做第二次检查，没想到医生突然说，怪了，怎么摸不到孩子的脑袋、胳膊，会不会是葡萄胎啊？

　　“去拍个片子吧！”

　　片子出来了，孩子有脑袋、有胳膊，不是葡萄胎，但医生仍然怀疑：“可能是个怪胎！”

　　“别吓我。”谢莉英说。

　　“孩子的脑袋太大了，哪有这么大的呢？”医生说。

　　她第一次听到了“大头儿”的说法。但她不信，暗想自己该到另一家大医院去检查。她当天就去了。

　　在人民医院，一位主任医师看了她带去的片子，说：“按片子看，是个畸形儿，俗称怪胎。但这是影像提示的，还不好确诊。你先住院吧！”

　　那日，天上下着细雨，谢莉英没住院，在细雨中跑出来了。

　　王能智在乡下，她也没告诉他。多少个暑假、寒假，他是该回来的，可他为乡村地理教学去跑地质队、农科所……现在是上课期间，更指望不上他。

　　这时的王能智，在乡村，正进入他人生中的一个“再学习”时期。王校长对他说过的话中有一段“章太炎说”，此时在他心中特别明亮，那话是：“章太炎说过，做学问有两种，一是求是，二是致用。在求是与致用这二者之间做学问，也许是最好的。”

　　王能智有了“做学问”的意识，并随着学问的增长越发体会到，要成为一名优秀教师，在师范大学毕业后，也还有很多知识——包括实践知识——要去学，要去做啊！

　　在焦家坞，他除了历史、政治没教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农基等课都教过。看起来这是由于乡村中学师资不够，他必须是个教书的多面手，但这种训练对促进多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多么有益。他的乡村中学经历，实际上对他日后在京城学生中开展“多学科融合的探究性学习”，打下了一个宝贵的基础。

　　在焦家坞执教的日子，主要是“文革”岁月。回顾往事，王能智说：“一度，我曾看不到自己前途的亮光。王校长那话就是亮光，使我感到总有一个火炬在我眼前亮着，引导我去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注意到，61岁的王能智回顾往事，一直沉浸在一种学生状态中，仿佛他还只有16岁。我突然意识到，这也许就是一个优秀教师的极佳状态，即他一生都沉浸在一种学生的状态中，因而总是能以学生的心态去理解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