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无差异到显示偏好

    斯拉茨基—艾伦—希克斯把价格变动分解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并确定替代效应的符号恒为负，是一个多世纪里数百名经济学家在消费者行为纯理论研究中耗费巨大心血所取得的唯一重大成果。这种理论，如兰开斯特（1966年，第132页）所说，“现在已经成为如何从假定的最小值取得结果的最小值的范例。”它没有说明消费者购买耐用物品、储蓄和以一种形式持有财富而不以另一种形式持有财富的决策。它限定消费者作出购买易耗物品的决策，具体地说，也就是限定消费者作出在易耗物品上分配有效收入的决策，它甚至不能预言最终究竟会消费什么具体的物品。这种理论与作出有关需求行为的可检验的经济假设，促进和指导经验研究，还相去甚远，它几乎总是落后于、而不是指导需求的统计研究。

    虽然对消费者支出中收入效应的家庭预算研究，在19世纪70年代即已具有相当正确的结果，但直到19世纪90年代，还没能从理论上认识到收入的作用在需求中是一个关键变量，而系统的分析则到20世纪30年代还未完成（斯蒂格勒，1965年，第211页）。与此相似，第一次现代统计性的需求研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时才开始（斯蒂格勒，1965年，第219页），而20世纪30年代艾伦—希克斯无差异曲线理论的发展则对这种研究的实际进展绝对毫无贡献，那些进展是通过对需求的经验理解而取得的。

    在以美国制度学派为主导的对边际效用理论充满敌意但无效的批评以后①，无差异理论再次肯定了经济人概念（这个概念是约翰·莫拉斯·克拉克提出来的，它是指“对毫无感情的计算具有不可思议的理性热情”的人），与此同时则在从序数而不是基数效用的微积分中取得标准结果倾注了过多的精力。“无差异”概念，包括它在无限地相互接近的商品组合之间所作的成对比较，其内省性和不可观测性，一如对边际效用进行基数比较的概念。②如果无差异曲线理论的阐述能有助于从经验上对消费者行为作出重要的预言，自然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但事实是，无差异曲线本身对于事先告诉我们需求曲线斜率为负而不是斜率为正毫无帮助，因为，我们从来既不能直接观测替代效应也不能直接观测收入效应（收入效应是根据总效用处于原始水平而定义的），我们也不能为了预测价格变动引起的需求总量的变动而测出一种效应，然后把它加到另一种效应上。跟从前一样，不管最终的需求怎样，消费者行为理论仍然处于事后对所有最终需求结果的理性化上。我们能够证实需求定律，却从来不能否证需求定律。

    无差异理论的标准阐释，是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1939）一书的前三章作出的，那时，萨缪尔森已经在利用仍然很少量的假定证明同一个古老的结果的比赛中夺魁。萨缪尔森显示偏好理论的提出，通过把它限定于价值（数量乘价格）总和之间可以进行的比较，清除了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最后一点效用遗迹。在每种预算约束下，消费者只挑选一组比较偏好的物品，并且在相续的选择中保持行为的一致。当物评价格上升时，他们将少买一些物品；当他们的收入增加时，他们将多买一些那种物品。这个一般化的需求定律，或者如萨缪尔森所说的“消费理论的基本定理”，包括了无差异理论所能观察到的一切内容，并且具有根据消费者显示的行为直接推断其偏好而不必绕道的优点。此外，为了重建原先购买的物品组合，要求显示偏好理论中的收入效应在理论上是可以测量的，收入变动的结果与价格变动的结果符号相反。

    不过，显示偏好理论象无差异曲线分析一样难于反驳：除非我们事先已经掌握一种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信息，否则我们无法根据消费理论的基本定理提前预言对它的需求之数量与价格呈反向变动。当然，我们可以推断，这种结果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商品占总支出的比例比较小。但这种推断较之于根据比较陈旧的马歇尔消费者行为理论作出推断，如果说不是更容易的话，也是同样容易。

    后来在显示偏好理论公理化上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使得它的假定前提和结论能够确定地联系起来，以至于只要确定其中的一个正确便足以确定另一个正确，反之亦然（霍撒克，1961年，第705—8页）。这本身为我们前面的内容（见第四章）提供了完整的范例。前面我们指出，在纯粹的公理化理论中，“假定前提”和“内含”之间没有逻辑区别。显示偏好理论能用来推导出早先的基数和序数效用论所能推导出的需求曲线的全部标准性质。效用理论中所谓的“理性”选择，在显示偏好理论中转变为“偏好的多少”、“一致性”和“可递性”（transitivity）。简而言之，显示偏好理论和效用理论在逻辑上是相当的，因此，萨缪尔森原先声称显示偏好理论是分析消费者行为的新方法是没有根据的。①从那种程度上说，某些“进攻的”方法论学者对独立检验显示偏好理论假定的要求（克拉克森，1963年，第55—6，62—3，79，83页）漏掉了这一点。我们不一定要象弗里德曼那样争论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已教导我们，人们并不知道他们为何那样行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社会科学的职责都是探索个体行为的无意的社会后果，而不是考察个体所显示的意识的明确程度。显示偏好理论是一种内容的“现实主义”检验与假定的“现实主义”检验在逻辑上相当的优秀理论。

    当然，显示偏好理论对于需求关系的预言能力并不比此前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更好：由于它依存于无约束的一般表述，它很难从经验上证伪。虽然显示偏好理论因促使突出消费者理论中的经验内容而受到赞扬（霍撒克，1961年，第713页），但是很难发现它进行了新的需求方面经验研究的许多证据。例如，它认为当价格变动时，消费者的偏好序列是由消费者的选择的时间顺序显示的，这就意味着它对耐用消费品需求的解释没有贡献——因为，耐用物品的消费不一定与购买日期有什么固定的联系，耐用物品之间的选择也许并没有表明消费者的偏好（摩根斯顿，1972年，第1168页）。

    除了这种局限性而外，还有许多比较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它是一种单个消费者的选择的理论，而需求假定前提的度量和检验则根本上是与市场行为相关的。单个消费者行为的传统理论，无论是老的还是新的变种，实际上都与经济学家们选用的典型的市场需求数据相去十万八千里。就需求的经验分析而言，我们能否假定效用函数——消费者之间存在的一种偏好序列的稳定集合——确实存在问题，好象要比基数与序数或无差异与显示偏好之间没完没了的理论争论问题要大得多。

四、需求方面的经验工作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需求关系方面的经验研究，布朗和迪顿（1972年）作了权威性的总结，他们却出，许多经验研究是纯粹“实用性的”，对任何消费者行为理论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参考价值（第1150—2页）。即使力图接近传统理论的一些研究，许多研究工作者也简直无视把个人需求汇总成总需求行为问题，他们实际上把平均的人均需求数据看作是拥有平均的人均收入的单个消费者产生的。他们发现，消费者行为理论一般“并没有提供曾经期望的东西，需求分析中的思想偏离了得到的经验”（第1154页）。因此，消费者行为理论从没应用于具体的个人，而只是用于统计上的平均个人。

    “所以，把这种理论视为一种寓言（或用现代的说法，视为一种范例），这种寓言提出许多限制，以足能解决计算和解释的其它难题，这是有道理的”（第1168页）。事实上，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完全根据纯粹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行动，消费者的恩格尔曲线就应该是平行的直线，而需求关系的计算也就完全不可能了。然而，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建立真正的总需求关系系统的彻底努力”（第1170页）。

    布朗和迪顿还说：“大多数应用工作实际上强调的是计算而不是检验……只有能够计算整个需求函数系统，才有可能进行比较严格的检验”（第118—19页）。需求函数在价格和货币收入上是零次其次的假定，是价格理论中所假定的它们的标准性质之一，实际上已经为整个需求方程系统的某些检验所否定（第1189—95页）。更一般地讲，他们断言，人们“过于注重价格变动的替代效应”；“对许多实践目的来说，收入变动的效应的意义要比价格变动效应的意义更大”（第1157，1154页）。最后，他们发现，“收入分配变动如何影响平均的每个人的消费行为问题……或许是……在建立恰当的经验上可用的消费者需求理论中失去的最重要的联系”（第1158页）。

    在这种情况下，米香关于取消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建议就不是无稽之谈了。米香认为：“虽然使出了与这种主题有关的精湛技术，但实际经济工作者从中得不到任何帮助其把握现实世界的复杂问题的东西。事实上，如果他一直忽视所有消费者行为理论而根据信念接受显然有用的‘需求定律’，他的处境不会更坏的”（米香，1967年，第82—3页）。根据什么信念呢？大概是证据的信念。事实上，大多数经济学家、甚至包括那些坚决不赞成米香破坏偶像的经济学家，无疑地都是由于经验证据的份量而不是纯粹消费者行为理论的指引而拥护需求定律的。此外，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纯粹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在经验上是不可证伪的：只有附加外在的辅助假定，才可能从那种理论里取得需求的统计定律，断言任何正的收入效应小到抵销价格变动的负替代效应的可能性。

五、吉芬物品的意义

    流览一下主要的经济学教科书，就可以看到把需求定律宣称为由于评价与收入弹性有关的证据而产生的定律这样一种观点。萨缪尔森（1976年，第437页注释）简直忽略了这种证据：他的教科书设想所有需求曲线的斜率都是负的，而脚注中又承认某些需求曲线的斜率可能是正的。阿尔金和艾伦（1964年，第54，62—4页）则忽略了统计证据，但注意到了需求定律的一些因果证据（如在水果和蔬菜批量上市季节，它们的价格较低），他们宣布它是一个“只是因为它描述了人们的消费和市场行为的普遍且可检验的真理而形成的定律”。利普西（1979年，第192—3页）则对问题展开了彻底而富有特点的坦率讨论：

    ……只有当我们掌握需求的收入弹性的外来信息时，现代需求理论才能作出一种明确的预测……如果我们缺乏收入效应知识，我们还可以作出概率性的表述。大量现存的证据表明，假使我们必须在缺乏基本知识的情况下猜测某种商品Ｘ的需求曲线是向下还是向上倾斜，那么，前一种选择将能操一半以上的胜券。

    施蒂格勒（1966年，第24，71—2页）甚至更为肯定：

    “所有已知的需求曲线的斜率都是负的。”

    我们怎样才能证明这种“需求定律”确实对所有消费者、所有时间、所有商品都是真理呢？当然不是通过一些（4个或4000个）选定的例子；不是通过严格的理论证明，因为这种证明不存在——它是一个经验法则；也不是通过表明什么是真理，经济学家们就是相信它，虽然我们也许是错了。便于概括的有力证明或许是这样的：如果某位经济学家能表明它在某一特定市场、特定时间无效，他肯定会被人们永志不忘、应邀发表专业演说并迅速得到晋升。由于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厌恶奖赏，所以我们可以假定，例外的总缺乏并不是由于人们没有去努力寻找它。

    希克斯（1956年，第66—8，93—4页）大概是力图通过理论论证把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的证据之缺乏理性化的唯一一位现代经济学家，他提出，吉芬物品是很少观察到的，因为需求曲线上正的延伸倾向于产生不稳定的均衡，这显然意味着现实世界中的大多数均衡是明显稳定的。

    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把吉芬物品的一般看法视为理论珍品的根据只不过是对有关市场需求经验证据的广泛评价。可是，在评论那种事实时，许多教科书都以很多篇幅阐述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复杂性，与此同时却几乎没有注意需求的经验度量方面的大量文献——教给学生的则少而又少。当然，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如鲍莫尔，1965年，第10章；格林，1976年，第9章；利普西，1979年，第15章），但一般来说，现代经济学家的教学倾向是赋予消费者理论的假定或公理以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而把它的需求行为内容放到这个问题更高的境界中去研究，如果尔后真有可能的话。为了追随米香的观点和清除公理，出现了许多以理论的经验证据代替理论本身的现象。不过，有关的研究努力与它们的相对意义几乎是成反比的，这些研究努力习惯上是用于理论假定而不是用于消费者行为的纯理论的。

六、兰开斯特的特性理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关市场需求行为的经验证据是模糊的，很难评价。仅仅由于这一原因，理论假设的检验向来很少。而且，即使是在最近，各种理论假设的这种重新考察也可能显示出超乎意料的局限性，而各种理论假设的重新确立，则很可能在旧的主题上令人惊讶地产生新的偏差。相应的例子是凯尔文·兰开斯特研究消费者行为的新方法，这种方法把旧的消费者理论作为其出发点，那种旧理论认为，消费者并不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目的评价物品的价值的，而是根据物品耗费的服务评价物品的价值的。兰开斯特（1966年ｂ，1971年）新增的内容是，这些服务或“特性”通常被视为客观上可计量的东西，对所有消费者来说都是相同的，它们以固定比例组合成一个单个物品，从而，这些物品形成一种消费“活动”的组合。消费者选择中的个人因素表现在消费者对体现在不同物品组合中的这些固定的特征向量的选择。这样，消费者被描述成最大化变换函数，而不是效用函数，这种变换函数通过把一种特定的特性集合变换为物品的一种特定集合来描述效用。

    兰开斯特（1966年ｂ，第135，152—3页）很清楚，新理论可能被认为“蕴含有增加经济学家们本已大量存在的非操作概念的危险”，因为在确定消费技术的经验系数过程中，存在许多严重的实践问题。但是，他坚持认为，从根本上说，这种危险是可以控制的，因此，“在启发性解释和预测能力方面，这种模式比传统的消费行为模式仍不知要高明多少倍”（第154—5页）。兰开斯特所作分析的主要含意是，在针对价格变动而在隅角之间变换时，消费者在大多数选择范围内通常表现为隅角均衡，这使得在实际中不可能观察到沿着诸如一条无差异曲线之类的连续调整。此外，新理论被认为搞清了物品之间“内在的”替代性和互补性、职业选择、资产持有和广告在宣传新产品导入中的作用问题（第144—51页）。

    然而，兰开斯特提供的新理论的经验预示的例子（传统理论被认为拒不提供这种例子），总起来讲是缺乏说服力的。

    因为（１）木材与面包不会是封闭替代的，而一定型号的红色汽车和同一型号的灰色汽车则会是封闭替代的；（２）物品有可能被新产品或价格变动从市场上整个儿取代掉；（３）工人的劳动—闲暇选择会有一个明显的职业模型；（４）货币资产有可能从经济中完全消失（格雷沙姆定律）；（５）个人选择有可能完全不受价格变动影响；（６）确定一个商品组，商品之间交叉弹性范围的某些突破有可能是内在的，不受价格变动影响的。值得疑问的不是这些从传统的消费者理论不可能推导出来的新理论的预示是否是真实的，而是这些预示是否经过很好的确证，进一步说，是当新旧两种理论处理同一种现象时，它们的预示是否有实际区别。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问题形势”（problem－situation）或关键经验问题，是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斜率的符号，因此，我们可以看一看兰开斯特的理论是否进一步解决了著名的吉芬物品的可能性问题。兰开斯特（1966年ｂ，第145页）认为，他的理论对吉芬物品的不可能性作出了新的推测，也即斜率为负的市场需求曲线的更大的可能性。

    但是，他的某些后继者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格林，1976年，第161页；利普西和罗森布鲁施，1971年），他们补充说，对现存证据作新的透视就会证实他们的看法。我们不可能希望在此对这一问题作出客观评判（既为篇幅所限，也为能力所制），这如此之大的分歧确实使我们可以认为，要正确地说明消费者特性新理论的含意尚为时太早。

    一种现在熟悉的方法论错误是，认为新的理论除非真已经表明商品的“特性”在操作意义上是可计量的，也就是说理论的假定是“现实的”，或者换种说法，特性生产中非常麻烦的固定比例这个假定在任何情形下都是一种对它的结果并不严格必要的方便的简单事情，否则，这种理论便不值得考虑。致命的问题依然是，新理论作出的有关市场行为的预示中可以反驳的是哪些？新旧理论对“新奇事实”作出的这些预示实际上能否作出区分？无疑，兰开斯特的理论在内容上要比旧理论丰富，这是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它把旧理论只当作一种特例，但是，这种一般性的增强是否伴生着可以检验的新的重要成果，还远未清楚。新理论所作的根本性阐述、尤其是它在经验问题上的应用所取得的进展是十分有限的，这种事实为怀疑它的生殖能力进一步提供了基础。我们可以明确兰开斯特的理论在考虑商品质量变动情况下计算价格变动的“快乐指数”时的作用的一般趋向，但是，那充其量不过是间接影响，而不是直接影响。总的说来，可以指出的依然是，新理论迄今为止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其前景如何，人们还只能作出猜测。

    经济学方法论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进那种猜测。方法论能够加强对新思想的评价，但在最终分析中，象兰开斯特特性理论这样的孕育中的研究框架，必须通过它们对经济学家们工作的实际影响来证明自身的价值。

萨缪尔逊（1966年，第1539页）说过，日积月累的经验告诉他：“经济‘定律’与经济生活何其异趣：例如鲍莱的相对工资份额不变定律；劳动力中人口成分的长期不变定律；收入不等无可改变的帕累托定律；丹尼森的私人储蓄率不变定律；Ｃ.克拉克的政府支出与税收最高限为25％的定律；莫迪格立尼的财富－收入比率不变定律；马克思的实际工资率下降和（或）利润率下降的定律；每个人的资本—产出比率不变定律。如果说这些东西也是定律的话，则定律根本上就是一种罪过”（也可参见哈奇森，1964年，第94—5页）。

①如果仅仅是我们可能习惯于忽视价格变动的收入效应，那么，需求理论应该简单得多。所以，贝克尔（1976年，第159—60页）证明，就大量的家庭决策法则，包括由掷骰子而决定的决策而言，市场需求曲线将仍然是负向倾斜的（主要是由于价格上升受到限制，而价格下跌则受到鼓励，以及机会固定）。这种证明采用了不变实际收入需求曲线，而不是马歇尔的不变货币收入需求曲线。

②根据并列的选择经验所作的无差异曲线，如果把其贫乏的历史回溯到心理学家刘易斯·塞斯顿所作的开创性努力，则已有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努力此后只重复过两次。最近麦克里蒙和托达（1969）所作的比较深入的努力，为无差异曲线众所周知的三个性质提出了积极但却是混淆的证据，这三个性质即（１）不相交，（２）斜率为负，（３）曲线凸向原点。

①对两次大战间关于经济学心理基础的这场重大论战，科茨（1976）作了回顾。弗罗伦斯的小册子（1927）精彩地再现了这场古式的争论。

①正如旺（1978年）所表明的，萨缪尔森实际上曾两度改变其关于显示偏好理论目标的思想：在早先1938年的文章（萨缪尔森，1966年，第1章）中，显示偏好理论是为了在不限定于无差异说明或实际上是不带任何其它不可观测的内容时，推导出希克斯序数效用理论的主要结果，在1948年的文章（萨缪尔森，1966年，第9章）中，他实际上为新方法作了洗礼，在那里，显示偏好理论变成了根据对个人市场行为的观测建立个人的无差异图过程中运算方法的基础，从而解决了早先的文章已指明为虚假的一个问题；最后，在1950年的文章（萨缪尔森，1966年，第10章）中，显示偏好理论取得了另一种解释，被认为是为了取得和确立序数效用理论可观测到的等价结果，而这看来与第一篇和第二篇文章中的目标是有歧异的。除了这种混乱，萨缪尔森还至少已经改变了其有关基本方法论的思想：1938年他是一个“操作主义者”，而在1963年，他已经退向比较朴素的“描述主义”方法论。

第七章 厂商理论

一、古典的捍卫

    如果说传统的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功能是证明斜率为负的需求曲线概念，那么，传统的厂商理论的功能便是证明斜率为正的供给曲线概念。传统的或新古典的厂商理论已经存在了140余年（从库诺1838年或多或少地发明它时算起），这种厂商理论研究的是在静态但高度竞争环境中生产单一产品的厂商，只把产出或价格作为策略变量。在这140余年间，传统的厂商理论一再受到批评，尤其是它的核心假定，该假定把经营者当作根据技术和现行需求模型约束追求最大化货行利润者。

    人们已经证明，厂商实际上最大化的是包括利润、闲暇、声誉、流动性、控制等等在内的多重效用函数；他们根据一定的最低利润水平而不是利润本身最大化总销量；他们并不总是追求最大化，而是通过在考虑费用情况下调整他们的利润目标而“满足”于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他们不可能最大化，因为时时处处有不确定性，所以，他们采用象全部成本定价法这样根据实际经验而得来的做法；他们所追求的不是最大化而是生存，因此，他们遵循的管理法则是比竞争对手先行一步。这种批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重建经营行为理论的建议，在近30年中已经成倍增加，实际中已使某些评论者把这描述为传统厂商理论的突破（诺德魁斯特，1967年）。

    在著名的1946年莱斯特—马克卢普论战中，马克卢普对传统教科书上的理论作了有力的古典的捍卫，他认为，一般地说边际分析、具体地说新古典的厂商理论，并不想对经营行为的各个方面作出完整的解释，而只想预言市场力量特定变动的效应。受到重创的新古典厂商理论所以仍然具有生命力，是因为它能作出一些定性的有效预言，如象“需求的增加会导致产出和产品价格都提高”、“货币工资的提高引起就业减少”、“对经营利润征收总值税对产出没有影响”等等。而大多数其它理论甚至连这种弱的预言都作不出来，一般来讲，它们只是以结果不确定为代价讲述漂亮的故事。

    显然，教科书上的厂商经营是“理想式”的，是明显不现实的。例如，它没有象需求理论对待消费者那样，把企业家视为最大化包括金钱和非金钱在内的偏好指数者，而把经营者的效用函数简化为直接可观察的货币报酬，并把时间、不确定性和获取信息的成本因素当作不必要的复杂因素而置之不顾。不过，理论是简单的、精美的、内在一致的，它提供经过精心研究而得出的明确而定性的预言。这就是马克卢普（1978年，第16、26章）的论据，也是弗里德曼捍卫其所谓“报酬最大化假说”的论据（见第4章）。

    如果他们同时对传统理论所作预言的成功情况进行详细的考查，这种辩护是可以令人信服的。我们不必用“工具主义”方法论去赞成，对任何准确地预言基本经济变量变动方向的简单理论只因为它包含“不现实的”假定而断言其不值得讨论。可是，困难恰好在于评价标准的厂商理论的预言记录，而且在评价过程中，我们通常从该理论坚定的支持者那儿很少得到什么帮助。此外，这种理论包含的矛盾与它受到的因果证据的支持一样众多。例如，这种理论明确预言，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利润最大化厂商不会去做广告，没有去做广告的刺激，因为要增加产出就必然提高边际成本。然而，许多厂商在为他们的差别产品做广告，我们可以推断，这不是因为他们的在广大范围中观察到的产出的短期边际成本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该理论的大多数标准预言没有得到遵从），就是由于现行的市场结构是一种垄断的而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可是，垄断竞争理论并没有明确地预言成本或需求的变动对产品价格、工厂规模或行业中厂商数目的影响（见布劳格，1978年，第416—17，446—7页）。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弱结论，即新古典厂商理论不仅不适用于大多数生产最终消费的制造业厂商，而且也不适用于生产中间物品的所有厂商。

    与此相似，传统厂商理论所预言的货币工资提高将导致厂商提供的就业数量减少，也没有得到短期就业函数有关证据的证实，相反，短期就业函数似乎表明，在面临工资膨胀时，就业量是相当稳定的；另一方面，如果就业量总是与长期货币工资呈反向变动，我们就应该可以观察到联系就业率到。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对其假定作出各种特定调整而放松传统理论，以说明短期就业函数的稳定性和长期就业函数的不稳定性，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加强了它的标准预言的简单性和尖锐性。再取最后一个例子来说，传统厂商理论预言，对经营收入征收比例税（如公司收入税）在短期内不会被厂商转移给它的消费者，因为在利润已经最大化情况下，税收只会降低利润水平而不会降低产出量。然而，有证据表明，公司收入税事实上被转移了（沃德，1972年，第18页），这种证据与新古典厂商理论是相背的，虽然不一定完全相背（与此同时，对销量最大化假说则很有利）。这样，传统的经营行为理论没能成功地通过因果经验主义的检验，这是没有太大疑问的了。当然，没有任何理论曾经成功地通过这种检验，但我们现在或许足可以提出，对支持和反对标准厂商理论的证据的评价，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是只要耸耸肩和伸伸手指头就可以确定的。

    30多年来，尽管传统的经营行为理论受到许多攻击，但它仍设法在教科书中顽强地维持了支配地位，并在微观经济学实际问题中得到无数次的运用。如何解释这种令人瞩目的持久性？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归结为传统的顽固影响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如果把它的生命力归结为它提供有效的经验预言的能力，却又无法解释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传统理论的实际预言记录很不感兴趣。我们甚至不能宣称，传统理论的预言与迄今为止的任何其它经营行为理论所作的预言一样好或前者比后者更好，这只要从一系列其它有关理论中提出鲍莫尔的有约束销量最大化理论和O.E.威廉森的管理理论就可以了，他们都根据标准理论作出了相当不同的比较静态预言，而且，人们已经对这些相互竞争的理论各自的历史记录作出了一些比较（见西耶特和亨德里克，1972年）。基本的问题是，不对整个新古典价格理论作出评价，我们就不可能评价传统的厂商理论，因为厂商理论实际上只是微观经济学中比较全面的科学研究框架中很小的一部分。在赞扬或反对传统厂商理论的时候，我首先必须对它只作为一个部分而存在的更大的研究框架的力量作出判断。

    对于根据其相应的理论联系搞清厂商理论，我们除了从拉卡多斯的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MSRP）那儿借来的一些东西外，别无所长。确实，通过考虑它必定教给我们的关于传统经营行为理论的评价，我们能对MSRP的丰富性得出好得多的评价。要这样做，对夏批罗·拉特斯关于传统厂商理论的公诉作一批判性考察是最方便的，拉特斯的公诉是在有关文献中提供经济学方面MSRP实例研究的第一次尝试。

二、情境决定论

    拉特斯首先提出了一个命题：所有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的理论，可以全都合在一起考虑为经营行为中同一个新古典研究框架的组成部分，它们有一个确定的“硬核”、一个“保护带”和一种“正面启发”（见第一章）。他证明，“硬核”由下列四点组成：“（１）利润最大化；（２）完备的知识；（３）决策的独立；（４）完全市场”（拉特斯，1972年，第209页；1976年，第23页）。抛开措词上的争论不谈，我们必须强调一种事实，即这个科学研究框架的“硬核”是由形而上学的、也就是无法从经验上反驳的命题构成的，因此，如果象经济学家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把（１）—（４）点称为厂商理论的“假定”，那么，任何它们的“现实主义”或缺乏现实主义问题，都是对它们的方法论状况的误解。为了把这种“硬核”变成研究框架“保护带”中的厂商理论，这些核心命题必须辅之以一并辅助的假定，如象厂商“（１）产品的无差别性；（２）数量非常多；（３）自由进入和退出”（1972年，第212页；1976年，第23页），这些假定在某一特定情形下的提出或不提出，取决于独立证明的需要。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质询这些辅助的假定是否是“现实的”，因为，它们提供了理论适用性的标准。新古典科学研究框架的“正面启发”由分解为单个法则的一系列指令组成，它们决定了理论的比较静态性质。更为具体地说，这些指令包括：（１）把市场分为买主和卖主；（２）规定市场结构；（３）产生行为假定的“理想式”定义；（４）确定有关的其它情形相同条件；（５）把这种情形转变为数学极值问题，并考察一阶和二阶条件；如此等等（1972年，第212—13页，1976年，第22页）。

    拉特斯给有关经营行为的新古典研究框架贴的标签是“情境决定论”（situationa ldeterminism），因为，“在典型的完全竞争条件下，决策者在各种行为方案间的选择自决权被简化为只是是否维持经营”（1972年，第209页；1976年，第25页）。①这似乎忽视了一种事实，即除了维持经营外，竞争性厂商还必须决定生产什么产品。但是，论据的要点是，竞争性厂商不是生产利润最大化的产出量就是不生产任何产出：“我把各种行动（符合广义的理性行为概念的）方案仅仅由目标条件（成本、需求、技术、数量等）决定的情形，称为‘单出’或‘单行道’情形（singleexitorstraightjacket situ－ations）”（1972年，第211页；1976年，第19页）。

    换句话说，一旦一个独立的决策者拥有正常的利润函数，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且给定他所面临情形的完全信息，则根据新古典理论，他除了生产唯一的产出水平，或者放弃经营外，就无所事事了。在新古典理论中，没有中间决策机制，没有信息搜寻，没有处理遗漏和不确定性的法则，对各种行动方案的选择问题被简化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即利润最大化自动地寻找出最佳行动方案的假定。拉特斯总结说，传统理论的诱导性假定，可以从利润最大化弱化为避免破产而不影响它的预言（1972年，第233页；1976年，第24页）。

    那么，这些预言是什么呢？这种理论的目的是回答诸如下列的问题，“（１）商品为什么按给定的价格交换？（２）一旦发生调整，参数（如需求）的变动对我们模型中的变量有何影响？”（1972年，第212—13页）。拉特斯对给定环境下理论的这种定性预言，没有花费太多笔墨。他到处运用证据表明，高度竞争的行业有时候并不按照理论的预言去行事（1972年，第219—20页；1976年，第28页），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承认传统理论只有非常差劲的预言记录，甚至连争论的余地都没有。

    拉特斯毫不费事地表明，习惯上很有吸引力的完全竞争条件向现实趋近，并没有能够确定传统的利润最大化理论的适用范围，以便用相同的工具分析垄断者的行为。但是，这种批评没有告诉我们有关理论的“确证程度”的任何东西。为了搞清确证程度，我们必须有这种理论曾经面临的检验的严格性及其它通过或没能通过检验的程度这些以往实绩的报告（参见第一章）。拉特斯没有提供这种报告，这部分是因为他的中心论点是，所有框架的连续解释都没能产生经验结果。但有关的事实是他们很想这样做。例如，张伯伦的切点解被认为预言了在许多卖主拥有差别产品情形下的超额能力（exA cesscapa city）。与此相似，垄断条件下的联合利润最大化理论被认为预言了价格刚性。因此，我们难免要问，这些预言是否得到证据的证实。

    因此，我们很难无视这样一个结论，即拉特斯把新古典厂商理论描述为“退步的”（1972年，第234页；1976年，第30页），实际上是以对理论的假定的考察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它的可检验情况为基础的。这个结论还为他对卡内基经营行为学派的讨论所充实，卡内基学派是与新古典厂商理论相抗衡的研究框架。拉特斯对西蒙、西耶特与马奇、威廉森和鲍莫尔的真正行为主义著作与组织主义著作，作了很有意义的区分，认为真正的行为主义强调在不断变动且只有部分确知的环境中的学习和不景气部分，组织主义则突出组织生存的要求：行为主义适用于单个决策者，但组织主义否认存在这种缺乏理性的人，坚持在现实世界中，决策者的目标不应该事先假定好，而应该通过对决策的考察而事后确定。传统理论把决策者变成了一个毫无作用的人，而行为主义理论和组织主义理论则都把焦点放在决策者的性质和特征上；它们为此抛弃所有最优化的“硬核”概念、甚至反对一般分析解适用于所有面临相同市场情形厂商这种观念。

    拉特斯论证说，试图把卡内基学派作为一个形成中的研究框架来评价，未免草率。对于有些问题，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对这些问题，传统理论是不适用的，但是，“新古典理论对于这些我们根据行为主义连提都不可能提出的问题给出了一些简单的答案（如市场结构和行为的范围）”（1972年，第233页）。相反，卡内基学派从未“成功地预言出任何不可预期的新鲜事实”，并且，“作为一个研究框架，它与其对手新古典研究框架相比，内容太空洞，太缺乏逻辑性了”（1972年，第234页）。但是，因恐这意味传统理论的优越，拉特斯马上补充说，这是两个不可比的研究框架：“在我看来，两种研究方法有重大区别，它们在广阔的领域中是相互排斥的”（1972，第233页）。①

    换句话说，新古典研究框架虽然在它的领域内一无对手，但它仍然被评判为“退步的”，而且，这种评判是以“情景决定论”的逻辑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它以往的经验预言记录为基础的。因此，在最终的分析中，拉特斯否认拉卡多斯MSRP的实质：新古典理论基本上被抛弃了，因为它在理论上是贫乏的，在经验上是无法确证的，它只是二流的理论。这种批评没什么错，但比把MSRP运用于经济学所期望的要逊色得多。

三、鄙视寡头垄断的竞争结果

    现代工业经济的代表是制造业，它几乎都是由少数大生产者组成的，那是一种典型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而不是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少数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之所以与许多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不同，主要是因为竞争者数量少导致了决策的相互依存，从而使每个厂商的行为基本上取决于它相信其它厂商有何行为，以此类推，无限循环。这种研究始于库诺，他的垄断竞争模型有效地摈弃了所有有趣的相互依存内容。自此以后，出现了许多特殊的垄断理论，都想抛开相互依存现象而得出确定的结果，但都不太成功。一些人可能会赞同马丁·夏别克（1970年，第415页）对垄断理论状况的总结：“没有什么垄断理论。只有一些模型，其中有些分析得相当精彩，有些则缺乏调查。我们所谓的理论，是建立在普通感觉、非普通感觉、一些观察、大量的因果经验和一些数学与逻辑的混合物基础上的”。

    新古典厂商理论对寡头垄断情形是不适用的，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假定是“不现实的”，而且因为它的基本条件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从根本上说，力图通过考察美国钢铁公司的行为来检验新古典厂商理论的预言能力是白费力气，因为不管调查的结果如何，都与新古典厂商理论的经验意义无关。不过，在应用经济学中，该理论的基本定性预言得到了广泛运用，以便对超越厂商（包括明显属于寡头垄断的厂商）整个范围的问题，作出不够精确但足资实际之用的答案。结果是，尽管存在着垄断和寡头垄断，但大公司之间动态的角逐过程，还是产生了近似于完全竞争过程的结果，所以，你看，新古典厂商理论虽然彻底使用了它的全部辅助假定，但它仍然是有用的格言，作出了强有力的结论。有争论（利普西，1979年，第339—40页）认为，这种观点过于模糊，对作出预言和制定政策决策没有太大用。模糊是肯定的，但这并不是说这种观点并不暗含着对经济行为的预言。关于在长期内趋于完全竞争行为的所有厂商行为的理论内容，确实与静态新古典厂商行为理论不同：这是竞争过程的动态理论与竞争的均衡结果的静态理论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在我们讨论阿尔金命题（见第四章）之前就遇到了。

    在评价那种动态理论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困难，因为即使这种理论的基本原理也很少表述成可以检验的形式。人们普遍相信，为了给引致创新投资提供必要的风险保障，必须使规模庞大且通过某些障碍的企业才能进入竞争行列——正如熊彼特喜欢说的，增长要求有大企业；对于寡头垄断行业，进入障碍的减少从未降低费用和价格；一个行业的厂商数目越大，价格弹性、有时甚至是技术活力也越大。但是，这些观念从未综合起来，用于大企业条件下可行竞争理论（theory of workablecompetition）的合理发展，虽然那种理论的因素在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中，尤其是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了（见彼得森，1958年；洛斯巴，1978年；威廉斯，1978年，第4章）。

    我们所拥有的，一方面是一种完全竞争条件下严格的经营行为理论，这种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已不能取得一致赞同，而且在寡头垄断条件下是绝对不可检验的；另一方面是松散地建立起来的可行竞争理论，这种理论几乎赢得了普遍承认，但却不够明确具体，以便可以证伪。我们放弃了对竞争均衡概念的几乎是彻头彻尾的捍卫：严格来讲，它没有在我们感兴趣的大多数行业应用，甚至在那些它神秘地给了我们许多相同结果的行业也不例外（见雅梅，1972年）。正如麦克莱兰（1975年，第125页）对此所作评论：“微观经济学（不管是理论性的还是应用性的）的基础是信仰，在任何所分析的经济情形中，新古典模型的边际相等原理都可以达到人们可接受的程度。迄今为止，那种信仰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都相当大程度上是未经检验的假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旧结论，因为经济行为可利用没有时间因素的均衡系统加以解释这种看法很久以来便受怀疑。象亚诺什·科尔内的《反均衡》（1973年）、布里安·洛斯巴的《选择：复杂性与无知》（1976年）以及新“奥地利经济学”著作都坚持，经济决策是在曲解不确定性和知识不完备情况下作出的；时间的流逝形成学习，因而从根本上说经济决策是不可逆的；这样，均衡经济学及其理性行为概念不可能用于解释长期经济行为。由此可见，精确的、预言性的经济科学是不可能有的：理论的目的不是预言会发生什么，而只是把各种可能的结果加以分类（夏克尔，1973年，第73—3页）。

    不用说，我们不赞成这种激进的反波普的结论，我们再次主张要完成萨缪尔森的“定性微积分”规划。如果人类行为的预言真的不可能，如果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能预言其他人行为的任何事情，那么，经济生活本身，更不用说有关经济生活的理论，就都不可想象了。不仅对预言经济事件无能为力的传统经济学要摈弃，而且各种其它类型的经济学也要消灭，而给政府和企业提供的所有咨询则都成了骗人的把戏。

    毋庸置疑，经济人以完备的知识和正确的预期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理性地行动的假定，只是在我们处于均衡时才给我们以这种感觉，同时使我们如何从非均衡状态走向均衡状态变得更为复杂：在均衡状态，市场价格告诉我们所需要的全部知识，而当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市场价格就会整个儿使我们误入歧途。另一方面，我们如何对待错误的预期和不完备的知识呢？每个人和每种经济状态都存在一组以完备的知识为基础的正确预期，而错误的预期却数不胜数。从简单起见，把各种错误预期和所有可能的无知状态进行分类，实际上是一种基本法则（哈奇森，1977年，第78—80页）。即便赫伯特·西蒙及其“有限理性”概念是对“不确性条件下最大化”概念的建设性替代，他也没有自命能够对商业组织的决策过程提出一般意见（见西蒙，1979年）。简而言之，抛弃确定性条件下最大化假定的号召，迄今为止还没有被任何真正具有说服力的命题所实践，还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去占领这个假定的位置。

    尽管如此，但传统厂商理论的关键问题依然是，在一个运用这种理论的条件很难满足的世界里，检验它的预言。情况也许是这样，传统厂商理论有一定的预言能力，但农业和股票市场例外，在这两个领域，我们或许应以清醒的头脑去考虑非均衡厂商理论，虽然如此，但还是说明传统厂商理论能对经济后果作出确定的预言。

    我们不可能不断地运用均衡概念而同时否认在现实世界中曾经观察到过它们的后果。正如哈奇森早就说过的（1965年，第105—6页）：“要评价处于均衡状态的特定职业，必须承认一个可用经验检验的真理，这就是在我们的经济制度中，存在着趋向这种状态的趋势，或者说重新调整一般要比新的干扰的发生进行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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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情境决定论”一词是由波普的《开放社会》演变而来的，在《开放社会》中，这种经济理论的方法描述为“情境分析，情境逻辑”。

①洛斯巴（1976年，第7、11章）根据库恩而不是兰开斯特的理论提出了一个方法论框架，得出了与拉特斯相同的结论，但在评价传统厂商理论无视企业决策的中间过程时，他要比拉特斯甚至更严厉（另见莱宾斯坦，1979年，第481—4页）。在回答拉特斯时，马克卢普（1978年，第525页）力图抓住承认行为主义与边际主义之间的不可分性做文章，声称“试图解释和预言具体厂商的行动的理论的研究框架，从来未能与边际主义理论的简明性和一般性匹敌，后者是建立在假设的利润最大化概念基础上的，不可能有解释现实世界中厂商的实际行为的雄心。”

第八章 一般均衡理论

一、检验一般均衡理论

    1874年，瓦尔拉斯第一个提出，在各种经济产品和要素市场上，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最大化行为，在某些条件下能够导致需求和供给之间的数量均衡。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可能性命题、甚至一般均衡（GE）的可能性，一直没有得到严格的证明，但是，在此前的相当长时间里，瓦尔拉斯本人作出的那种粗糙证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工作者的信任。就瓦尔拉斯的GE而言，它只是经济事件最大化行为的一种逻辑结果，而严格的GE存在性证明，则力图对各种局部均衡理论的有效性提供一种独立的检验。然而，现代工业化经济常常展示出反均衡，在劳动市场中甚或显现出顽固的反均衡。那我们能因此而推断，一种经济在所有市场上展示均衡的明显失败，也可以证明象消费者行为的效用最大化理论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理论这样的微观经济理论错误吗？不能。因为，规模经济在一些产业中的普遍发生，更不用说外生效应现象的广泛存在，无不明显表明，GE理论的某些基本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因此，GE理论是不适用的，而不是谬误。

    可是，应该可以证明，GE理论简直无法为检验其核心内含而加以公式化阐述。一般均衡理论的核心内含是在经济的所有市场中至少存在一种均衡价格。例如，业已证明，在没有引进普遍的不确定性假设的情况下，是很难把货币并入GE谱系里的。但是，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和对生产要素需求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都是建立在未来结果有关知识的确定性之基础上的。换言之，从总体上检验GE理论的任何企图，都包括比传统的种种局部均衡微观经济命题更多的东西。

    然而，检验GE理论的讨论似乎都发现了一个错误的暗示。即使我们观察到充分就业的条件，我们也很难仅仅通过直接观察证明在所有市场上存在GE。在某种意义上，GE理论没有作出任何预言：它力图确立GE的逻辑可能性，却没有表明怎样才能实现GE，它甚至没有提出由于自发力量的作用会在实际上达到GE。当然，瓦尔拉斯自己相信，他已经证明，现实世界的竞争市场会如何通过调整或“摸索”的过程实现均衡。但是，在瓦尔拉斯的调整概念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见布劳格，1978年，第611—12页），而且至今为止远不可能表明，整个经济的最终均衡是独立于所采取的趋向均衡的途径，或者说是独立于对所有可能途径的选择的。整个经济的最终均衡如果不选择一条一旦采取便必定会趋向均衡的途径，是很难实现的。在阿罗—德布鲁式的GE理论上的全部现代工作，已经精炼为“存在性定理”——这些定理表明了一个GE系统有唯一解的条件——和均衡一旦实现之后均衡的稳定性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几乎与瓦尔拉斯运用GE理论从现实世界中发现趋向均衡的力量走得一样远。

二、一种理论还是一个框架？

    阿罗—德布鲁对GE存在性的证明，主要依存于两个假设：消费与生产集合都是凸集，每个经济主体都拥有一些由其它经济主体计值的资源。因此，这种均衡的整体稳定性取决于某些动态过程，这些过程保证每个经济主体都具有总需求水平知识，并且没有一项最终交易实际上是按非均衡价格进行的。这当中的某些假定也许可以放松，以适应少数行业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甚至所有行业卖方垄断竞争的度量。但是，寡头垄断的存在否决了所有一般均衡解（就象它否决竞争均衡的所有其它概念一样），更不用说消费和生产中的外在性的存在了。

    由于一般均衡理论没有经验内容，它很难成为名符其实的理论，而它的最卓越的捍卫者实际上已经很谨慎地把它称之为一种框架或范式（见哈恩，1973年ａ，第3页）。正在争论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框架，而是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投入稀缺的智力资源对它不断进行精雕细刻。如果我们确实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学到些什么的话，那么，我们在实际经济系统发挥功能的过程方面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呢？对这个框架的传统捍卫，是精确叙述一般均衡理论能设法搞清现实世界实际达到均衡过程的充要条件。但在最近，人们用消极的语言来整个儿捍卫一般均衡框架：现在我们被告知，它便于对通常坚持却无效的论点作出决定性的反驳（阿罗和哈恩，1971年，第vi——vii页）。

    迄今为止，从亚当·斯密到现在的经济学家中，存在着一支漫长而相当壮观的队伍，他们力图表明，受自我利益驱动并受价格信号指导的分权经济应与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相适应，从非常确定的意义上说，这种配置可以认为比大量其它可能的配置要优越。而且，价格信号应以巩固这种合理程度的方式而发挥作用。理解不受这种传统支配的人对这种主张必然如何惊讶很重要……这不足以断言虽然可以虚构一个这种主张在“看不见的手”正常作用下成为现实的世界，但这些主张在现实世界中却是要碰壁的。它必须表明，在它的任何描述中都当作基础的这个世界的特性，是如何也可能证实这些主张的。在力图回答“可能是正确的吗？”时，我们学到了许多有关为什么不可能是正确的东西。

    一般均衡“理论”只是使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传统精确化这种断言，正好使我们能够说明，为什么帕累托最优的竞争均衡实际上可能从未现实化，充其量不过是半个真理。

    无疑，亚当·斯密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学说中都有看不见的手这个定理的因素。然而，可行或自由竞争的斯密—马歇尔分析基本上袭自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的传统。如果事实上“一般均衡在均衡方面很强而在如何实现均衡方面非常弱”（哈恩，1973年ｂ，第327页），则与此相反，斯密—马歇尔分析在均衡方面很弱而在如何实现均衡方面非常强：较之于对竞争均衡最终结果的分析，它更注重竞争过程的研究（洛斯巴，1976年，第47页）。除了历史源泉而外，一般均衡“理论”和看不见的手定理之间的联系是薄弱的。看不见的手定理不是完全竞争性质的描述性主张便是完全竞争性质的评价性主张（参见第五章），而一般均衡框架则从任何意义上说都并不主张描述现实世界，更不用说评价它了。

    正如弗兰克·哈恩坦率承认的（1973年ａ，第7页），一般均衡的建立：

    ……总的说来并没有形成正式或明确的主张：例如它没有包括均衡状态最终会形成的实际经济状态后果的假定。可是，它受非常弱的因果命题的驱动。这就是，如果经济始终处于非均衡状态，则就不会出现经济状态似乎有理的后果。……可以看到，在它不包含任何具体过程的描述情况下，这不会是强命题。由于这种主张非常弱，它或许是错误的，这也是很清楚的。

    作为一种纯粹的逻辑练习，我们能够考察一般均衡框架的内在一致性，但是，我们如何阐明只要经济状态的后果似是有理就会在均衡状态出现这个“非常弱的因果命题”的错误性？“似是有理”一词当然是说它是现实世界条件的一种参考，而一般均衡框架看来还缺乏从理想世界过渡到事实世界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