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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choolnet.edu.mo/msnvc/vc012/p3.htm
香港回归中国后
教师的基本素质与时代要求
李 永 铿
九七回归与国家民族教育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由这一天开始,香港成为中国属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基本法的规定下,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香港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受英国人的统治,在百多年的殖民地教育制度下,香港华人的国家以及民族观念都十分薄弱,他们甚至自嘲为“无根的一代”。但在本年六月三十日子夜一过,全港的华人都会由英国殖民地子民的身份,恢复为中国的公民,实实在在的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这一个转变,对全港的华人来说,实在相当巨大,特别对那些自幼就以香港人自居、国家民族观念极为薄弱的中、小学生来说,更极具震撼性。
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时刻,本港很多人都希望社会能继续保持繁荣安定,以达致平稳过渡。但可惜的是,人们所关心的焦点,大多只放在经济和政治的层面上,对社会未来的主人翁 ─ 中、小学生如何去面对这个转变,却未有顾及到。
根据报章的报道,在七月一日的回归日,有小部份学校会在校内举行奏国歌以及升国旗的仪式,藉以庆祝回归;特区政府也将每年的七月一日定为回归纪念公众假期;今年的十月一日,香港将会有第一次的国庆假期;官立学校除了要在平日挂上特区旗帜外,在国庆等重要日子,更要挂上国旗以示庆祝。这种种的事实,都说明了国家及民族观念已随着香港的回归进入学校的层面,而帮助学生去接受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并建立正确的国家及民族观念,以配合香港回归祖国这个大时代的需要,已成为学校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正如吴康民 (1991) 所说的:“由于中英联合声明已说明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而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归属于中国,已无疑问。因此,如果公民教育在今天仍然回避国家观念的教育,那便是对下一代不负责任。今天的年青一代,如果对国家民族没有鲜明的观念,那么他们如何适应九七年后的社会?”根据吴氏的见解,回归后的公民教育,必须要包含国家观念以及民族教育的课题。由于学校是学生接受公民教育的重要场所,因此,学校很自然地要承担起这方面的工作,而负责指导及协助中、小学生去配合这个时代要求,以获取上述知识的人物,就是学校里的老师。
学校在推行国家民族教育时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香港在九七年回归之后,要逐步推行国家民族教育,以加深学生对自己国家的认识,增强民族的认同感,相信这是广大市民都不会反对的事情。香港政策研究所 (1997) 曾就这个问题对校长、教师、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各类受访者对这个问题的认同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但是由于香港教育长期以来缺乏国家民族的教育、根的教育,年青一代的民族认同感极低”(杨耀忠,1994),因此,学校在推行这项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不少的困难。这些困难综合起来,大致有下列几方面:
1. 学生对国家民族教育的兴趣不大
在回归祖国之前,“香港政府毕竟是英国主权下的政府,纵使港英政府 在概念上同意民族教育的重要性,也很难要求英国人为培养香港人的民族醒觉而卖力” (卢子健,1991) 。正因为这个原因,国家民族教育从未有在香港切实地推行过。本地的学生,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认识,所以,他们对国家民族教育的要求,也并不热烈。其实,“推行国家民族教育成败最关键的因素,乃在于学生的兴趣” (卢子健,1991) 。在今年年初,笔者曾与几位小学同工在自己任教的学校进行非正式的调查,发现学生认同自己的香港人身份的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但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的则不足百分之三十。在同一个调查中,我们要求学生从香港新闻、中国新闻、世界新闻三者中选出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当中把中国新闻放在首位的人数不足受调查人数的百分之二十。这个虽然不是一个科学化的调查,但它的结果却可以让我们知道香港小 学生的中国人意识并不强,他们对国家的关心亦不太多,这个现象,在我们推行国家民族教育时是不可以忽略的。
2. 教师本身对国家民族教育的认识不多
如前所述,由于港英政府一直在本港推行殖民地教育,对培养学生的国家民族意识,并不重视。因此,“今日的教师也同样是在殖民地教育制度下成长,他们本身对国家的了解亦相当有限,更遑论把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况且中国问题非常敏感,涉及的是非错综复杂,老师们面对中国课程,很容易产生抗拒或害怕的感觉 ” (卢子健,1991)。研究发现,教师对某事物的观感和态度会直接影响他们在课室内的决策 (Greenwood & Parkay,1989;Mayer, 1985) 。换句话说,如果教师认为那些教学课题是有意义的,他们会用尽心思,引导学生学习。相反,如果教师不认同那个课题,他们在教学时也会显得较为冷漠。今天,香港确实缺乏足够的良好师资去挑起国家民族教育的重担,因此,“目前重要的是要从师资训练做起。要使教师掌握中国文化、历史地理的丰富知识,也要使他们有重视国家观念教育的自觉要求” ( 吴康民,1991)。
3. 欠缺适当的教材
“在港英殖民地政府的管治下,政府透过教育立法、教育则例来规范学校发展,教育则例所赋与教育署长的无上权力以及其所谓非政治化的立场,直接影响和控制本港的教育事业。在这个‘政治禁令’的阴影下,虽然各校都有校训,但亦不外乎德、智、体、群、美五个方面,当然各有侧重点,然而其中有关国家民族教育的内容就甚少接触” (杨耀忠,1994) 。因为这个原因,学校及教师也早已习惯于“莫谈国事”的态度。
在教科书出版商方面,他们为了使自己出版的课本能顺利通过教育当局的审查,也自动严守不谈政治的原则。教育署制定的课程纲要,其中有关中国近代史的部份更是一片空白。正如吴康民 (1991) 所指出的:“香港的中、小学基础教育,不重视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教育,激励青少年学生以自己的民族传统而自豪;不重视中国壮丽河山的介绍和描述,以增强青少年学生对自己祖国地大物博的向往;不重视中国语文的训练和学习,使青少年学生热爱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
虽然教育当局在近年已修改教育条例,撤消“政治禁令”,但在课程方面的安排却远远追不上时代的需要。例如,去年开始在小学推行的常识科课程虽然编订了有关中港关系的课题,但只集中在五、六年级的课程内;同年发表的 “学校公民教育指引”虽然肯定主权回归、民族认同的观念,并提倡学生了解香港现行和未来的行政体制,以及《基本法》 ( 香港政策研究所,1997),但亦只限于意见的提供,并没有配套的教材。以上的例子,反映出本港现有关于国家民族教育的教材的质量,远远未能配合推行这项工作的需要。为了成功地在学校内推行国家民族教育,教育署、学校、教师及其它有关团体一定要尽快补充这方面的资料,以利教学。但在这些教材准备妥当之前,本港的国家民族教育的进展,必然受到影响。
4. 教育署的态度未够积极
教育署是本港教育事务的最高行政机关,负责制定教育政策及编订课程等工作。作为香港特区的教育当局,在推行国家民族教育方面,也应扮演带领及指导的角色。反观在回归的前后,教育署在协调国家民族教育工作方面,只发出过一张有关学校教材须要贯彻“一个中国概念”的指引。学校负责人向教育署分区官员查询有关悬挂国旗的问题时,有关官员通常都不能够实时给予具体的答复。这些现象,反映出教育署在处理国家民族教育的工作上,并未有充份的准备,也没有完善的计划,这对于有关工作的推行,极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
5. 过去二、三十年中国国策的影响
香港人之所以会对自己的国家产生疏离感,除了是受到殖民地教育政策的影响外,过去二、三十年中国政策的不少失误,也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中国是一个由共产党专政的国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国政府推行过不少错误的政策。例如:大跃进、土改、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等,造成社会混乱、无法无天、人民生活艰苦、国家落后。这些错误的政策,除了拖慢国家的发展之外,也同时使到海外的华人对政府失去信心。
虽然由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实行开放政策,推行经济改革,使国家的面貌以及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六四事件”的发生,以及国内某些保守官员的左倾言论,仍会使香港的市民担心以往的错误政策会否卷土重来。再加上香港人早已习惯比较民主的资本主义生活,他们对一国两制是否能够在本港落实抱有怀疑的态度,是不足为奇的。
要洗刷过去这些错误政策所带来的坏影响,中国政府必须信守承诺,在香港实行真正的港人治港,给予本港市民高度的自主权。这样,才可以真真正正使香港市民对中国政府抱有信心,有利国家民族教育的推展。
推行国家民族教育的目的及教师须具有的特质
在前面的讨论,本人指出在九七回归这个历史时刻,学校有推行国家民族教育的需要。而所谓“国家观念的教育,就是要认识祖国,主要是要认识祖国的悠久历史文化和壮丽河山,但也要了解祖国的现状。国家观念的教育,既是公民教育的基础,也要渗透在各个学科之中。国家观念教育有别于政治教育,它不是政治理论的灌输,而是国家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介绍” ( 吴康民, 1991 ) 。在香港回归祖国后,我们作为特区的公民,也就是中国的公民,应该发挥主人翁的精神,为国家的繁荣进步献一分力。透过国家民族教育的熏陶,我们可以使学生对自己的国家及民族有深切的认识;有了认识,才可以产生感情;有了深厚的感情,才晓得有责任去关怀;愿意关怀国家,也就愿意为国家的正确发展提出意见,付出劳力。倘若全国的人民都把爱护国家作为自己的责任,我们便能够生活在富足而安全的环境中,这是推行国家民族教育的最终目的。
学校里的教师,是推行国家民族教育的关键人物。为了能够在这个大时代挑起历史的使命,教育同工除了要具备作为一个好教师应有的特质外,还需要具备下列的几个要素:
1. 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过去百多年,英国一直在香港推行殖民地的统治,本港学生所接受的也就是殖民地教育。究竟殖民地的统治者希望培养出一些怎样的人呢?
黄显华 (1994) 指出,“Almond & Verba 把政治文化分为三类:第一类属子民式,即统治者把被统治者视为顺民甚至是奴隶,他们要乖乖地听统治者的话,不可乱说乱动;第二类属地方式,被统治者对社会或国家的事情有一些了解,却不可参与决定国事;第三是参与式,人民对当地的政治、历史、地理等等各方面都有认识,清楚知道作为该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投入各方面的政治生活。在这一种政治文化生活的人是一个具自主性、参与性、反省性和批判性的公民。殖民地教育的特质是培养第一类政治文化的人,而排拒第三类。”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第一类的人是顺民、子民,具有奴隶的特性。他们不晓得独立思考,事事以统治者的意见为依归。在这一类人之中,有些较为聪明的,会借助统治者的权威,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在香港仍是殖民地的时代,我们见过很多顺民,也见过很多懂得狐假虎威的人。现在殖民地的时代已成过去,在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我们需要的是一些能够独立思考的新一代,帮助国家健康地发展。因此,在学校里负责向学生传授国家民族教育的教师,也必须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他们才可以称职地完成任务。
2. 批判能力
教育署在一九九六年发表的“学校公民教育指引”,把国家民族教育列为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部份。随着“香港主权的回归,使公民教育的焦点转移到民族教育的讨论方面。加强民族教育,使香港学生了解和认识中国、一国两制、基本法、认同中国国民身份、以及爱中国,这些都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 (香港政策研究所,1997) 。
相信大家都会承认,有效的公民教育才可以培养良好的公民。那么,良好公民的定义是甚么?“根据Dynneson,Gross & Nickel (1991) 的定义:良好公民能够关心别人的利益,所作所为合乎道德标准,能够对不同的意见提出问题及作出明智的抉择”(徐叶慧莲,1997) 。Dynneson指出良好公民必须具有批判能力,这样,他才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能从不同角度参看事物,不盲从附和,然后决定自己的立场。
徐永德 (1991)也指出,“公民教育的具体内容多环绕两方面,认知层面与行动层面,培育个人批判思考正是联系此二者之间的桥梁。”
国家民族教育的具体内容也可以用认知层面与行动层面两者去区分,前者主要是知识的传递,例如认识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现况等等。后者多强调作为国民的具体表现,例如参政、投票、保卫国家等等。在建设国家的路途上,总会有起落顺逆的时候;政府的决策,也未必能经常符合大多数国民的利益。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除了要爱护自己的国家外,还要监察政府的运作。批判能力作为“知”与“行”之间的中介元素,正好用作国家民族教育中指导学生认识国家 (知) 与参与国家事务 (行) 的联系桥梁。负责传授国家民族教育的教师,也必须具备这种能力,才可以为他们的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
3. 敢言的态度
如前文所述,国家民族教育要培养的,是一些对国家各方面都有认识,知道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愿意投入政治生活,具自主性、参与性、反省性和批判性的公民。这一类人有坚强的意志,不愿意做顺民、当奴隶,遇到不合理的事情,也敢于据理力争。
徐叶慧莲 (1997) 指出:“除了大众传媒和父母外,教师是最能影响学生公民意识的因素。课堂上,老师的教学语言、行为都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我们想要有敢言的学生,又希望学生在长大之后做个敢言的国民,就必须以身作则,以敢言的态度去熏陶学生。
在香港回归祖国这个历史时刻,老师的工作是任重道远的。我们必须好好的装备自己,为克服前面所列举的妨碍国家民族教育推展的困难,为培养一些肯思考、懂批判、愿承担的学生而努力。
参考书目
1.吴康民。(1991)。香港教育如何和九七前景衔接起来。《香港教育剖析》,页22-25。
2.香港政策研究所。(1997)。“一国两制”下的公民教育政策。《明报》。
3.杨耀忠。(1994)。教育目标与一九九七。《香港教育与1997》,页23-26。
4.卢子健。(1991)。民族教育的策略。《香港教育剖析》,页180-182。
5. 吴康民。(1991)。国家观念教育和公民教育。《香港教育剖析》,页177-179。
6. 黄显华。(1994)。如何面对课程中有关殖民地色彩的东西。《香港教育与1997》,页93-96。
7. 徐叶慧莲。(1997)。公民教育,人人可教?!。《拓思》,22,页4-5。
8. 徐永德。(1991)。批判思考的教育---公民教育的方向。《香港教育剖析》,页173-176。
9. Greenwood, G.E. & Parkay,F.W. (1989). Case studies for teacher decision making,New York: Random House.
10. Mayer, R.E. (1985). Recent research on teacher beliefs and its use in the improvement in instru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Chica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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